摘要：本文通过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 研究 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具体区分了不同的研究阶段所具有的研究特点及主要研究成果，并对其中的研究热点和焦点 问题 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 中国 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 教育 为起点，以复兴乡村 社会 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 政治 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 农村 社会的 发展 影响 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
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随着我国社会 科学 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恢复和重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重新进入国内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的视线。1984年，邹平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重点征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资料。1987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征集协作会”，就有关抢救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邹平县政协在会上被指定为重点征集和抢救这些资料的单位之一，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征集工作，走访了梁漱溟等健在的近百名乡建老人，搜集抢救了大批珍贵资料。1991年，邹平县政协与山东省政协合编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该书汇集了四十多位当年参与乡建活动老人的回忆资料，从不同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素材。1989年到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辑的《梁漱溟全集》第1～8卷。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大华等翻译的、美国艾恺著的《梁漱溟传》。80年代中后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 历史 档案馆的有关成员组成了晏阳初全集编委会，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编辑了《晏阳初全集》第1～3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晏阳初全集》全面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晏阳初先生七十余年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演讲以及其他著作，其中不少是未曾公布的手稿、记录、信函等原始文件。此外，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张癸编著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田正平、李笑贤编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等。这些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1987年10月，邹平政协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发起并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六十多名，来自全国26个单位。这次学术讨论会，围绕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 哲学 、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理论 与实践的关系，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关系，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邹平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关系，等等。此后，又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这为后来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其思想理论及其乡村建设实验对当今中国 现代 化建设的启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及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宋恩荣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詹一之、李国音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的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郭齐勇、龚建平的《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雷洁琼作序的《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90年代末以来，有关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学术研究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去探索、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这一阶段涌现了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专著，如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王安平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和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黔玉的《试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马瑞的《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熊吕茂的《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 文献 出版社2000年出版)，季芳桐的《农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之比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于建嵘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王宪政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光明日报2002年3月23日)，李国忠的《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李在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郭蒸晨的《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鄢烈山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史振厚的《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国宁的《论晏阳初乡建思想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创刊号)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和出版，把对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验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 内容 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 经济 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 “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起到了维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作用，延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有些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因此，重新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熊吕茂认为，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这一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民族自救运动，除了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之外，还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它的积极作用[1](PP215～219)。鄢烈山认为，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的启迪价值：“一是要真诚地信赖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今日审视晏阳初的实践，相信可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2]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对乡建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建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不能根本救国反而会阻碍和延缓革命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继承”[3](pp310～32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如张卫军[4]、张国强、钟飞辰[5]等。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宪政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 方法 ，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
而影响晏阳初一生的中国儒家“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平民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精神动力，而实用教育理论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对农村问题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11]。如果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建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出发点上虽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然而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其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在内涵和精神方面赋予其 时代 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而形成了其现代民本政治观，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穷”、“弱”、“私”，因此，他开展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并采取了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连环推行的基本措施[12]。而晏阳初平教运动的宗旨则是“除文盲，做新民”[4]。
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3](P67]。宋恩荣在论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时也说，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质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14](p23)。王安平在论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时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15](p349)。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性质的评价争论较大。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16](PP291～193)。马东玉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但实际上又无法跨越时代，他总要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去一步一步地做，他在起步行动时没有真实地把握中国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毕竟是依靠了中国的现有国家和政府，从而堕入‘文化至上’、‘行动改良’的窠臼之中。更加可悲的是，既依靠了军阀，便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把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尤其把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视为‘社会动乱’、‘杀人放火’”，“使他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对立面”[17](p99)。
郑大华在 分析 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 金融 、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8](p473)。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认为，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不仅对中国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很多启发和影响，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开始关注当时已渐成气候、影响日益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期间，所作的努力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醒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并因此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1932年，他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并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19]。于是，国民政府采用了定县的成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的原则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县政建设运动阶段。对于县政建设运动，郑大华、李汝东、李志惠、马东玉等在有关专著中都有所论述。
近年来，有关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于建嵘通过对湖南省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 “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20](PP158～203)。王先明、李伟中选择了五个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基本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整个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对由县政建设运动引发的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其运作模式、实验方法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21]。而李国忠把乡村建设运动、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社会运动体现了人类有目的的促进社会变迁的努力；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是交叉的，从社会变迁的类型来看，它们都是进步的社会变迁，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们在推进农业生产，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这相对于本地区以前的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而言，都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曾对乡村建设运动表示过部分的肯定。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迁仍是极为有限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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