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吴江 总结 1958年公社化以来刮共产风的情况，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为了 发展 公社 经济 ，过高地要求社有经济占社、大队、小队总收入的30％左右，要求公社办工厂，连畜养场地也一定要养二千头大猪。因而，平调大队的土地、劳力、资金、工具、生猪，还拆用了大量民房等。桃源公社，原以万头羊驰名，但县里平调1 300多只羊支援别的公社，公社又从社内大队平调400多只羊到繁殖场，大队又调小队的，以及拿社员的羊灰、羊草不给钱等，以致桃源公社到1960年底只有5 000只羊，减了7000多只羊。还有的公社为了办蚕种场，逼一个 自然 村的二十户社员搬家，社员在迁走之前，把门窗全部卖掉，含泪而去。
(二)水利上无偿平调器材和劳力，动辄组织大兵团作战，调用非受益单位的民工，有时仅付食费，不付工资，有时什么都不付，要社员自带饭来。又无偿抽调耕牛、农船以及青壮劳动力到菀坪公社低产大队安家落户。但这些2 100个劳动力的年收入低于原有大队，还得由原大队补足等，更加增加了矛盾。又在大搞“丰产方”中大肆平调别地劳力、工具和肥料，并且不顾他人。群众讽刺说，“后进支援先进，标兵队变成调兵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群众劳动时磨洋工，还怕船只被调，将新船沉到河底“藏”起来，称为“潜水艇”，水车破坏更为严重，烧的烧，卖的卖，坏的坏了。
(三)在上述严重情况下，经营管理更加混乱。特别是体制乱变， 影响 更大。如八都公社大队、小队的体制一年三变，东风大队由 历史 上不和、穷富悬殊的三个大队合并而成，水稻单产从639斤下降到302斤。又有小队食堂有300多人吃饭。大队、小队干部也随便调动。某大队十三个小队长都不是本地人。有个小队长被调了三次，群众叫他是“三上三下干部”。干部经常调动，抱有临时观点，不负责任，生产就搞不好。
评工记分不合理。一般是干部多记，干部家属多记，社员少记，老实人少记，甚至有些干部不干活，也记工分。有些地区甚至不评工记分，搞什么“民主评议”、“思想分红”，根据所谓“思想好坏”来决定分配。在防止“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借口下，有些公社、大队，随便没收自留地。又在“共产主义”的借口下，随便侵犯社员的生活资料；任意平调社员的房子、桌子、门板、窗柜，以至锅、碗、筷等。有些干部还拿走社员的金首饰，被社员骂为“当官强盗”。还有在没有草烧时，搞“五无一光”，把无盖马桶、无底粪桶、无脚长凳、无把手锅盖、无柄脚桶全部烧光，连祖宗牌位等也一起烧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穷村的食堂搞得连买火柴的钱也没有。而旧账一直是只算不兑现。这时在有关材料里进一步讲老实话了。浮夸风主要表现在对1958年、1959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1958年水稻原估单产897斤，实为527斤。1959年水稻原估单产970斤，实为594斤。部分社队卖了过头粮，不仅往返运粮浪费劳力、工具，而且分配不落实。1959年全县分配，有139个大队分空29．5万元，有29个大队向公社多交积累20万元，有96个大队欠社员485万元。普遍存在粮食卖过头，口粮吃过头，分配过头，社员用过头。某公社返回口粮300多万斤，分掉20万元公共积累。有的大队上欠公共积累，下欠社员工资，左欠供销部，右欠信用社，背了一身“冤枉债”。而且口粮接不上，夏熟口粮接不上双季稻，双季稻又接不上中稻，中稻又接不上晚稻，晚稻又接不上第二年的夏熟。
有的干部的浮夸已经发展到有意识地欺骗领导，骗取荣誉。有的队将水稻单产598斤虚报为1 042斤，还领取奖金1 200元。有的公社积肥以水河泥当干河泥 计算 。有的虚报三麦迫肥数。有的为了应付参观，把生猪7千头虚报为1万3千头，甚至还有将水稻单产吹为1万多斤的高产卫星。1959年地委储书记来检查生产，公社书记叫某大队支书把劳力全部集中在公路两边突击，怕人看见，又说见小汽车来就散开。结果来检查生产的同志一打招呼，社员就散开，而且愈打招呼，愈散得快，出足了洋相。不仅农业， 工业 上也是如此。1960年吴江化工厂上报生产硫化钙3吨，香精8.6吨，产值27万5千元，实际上一斤化工产品没有，一分钱也没有。
1961年在1960年实产基础上，吴江社员基本口粮全年平均380斤。粮食征购的办法是“多产多吃多购，少产少征购，减产少吃少购”。全年任务定到生产队，一次定死，不再变动，夏季预购，秋后结算。蚕桑也包到生产队，先奖励增产部分，超产一斤茧，奖一斤粮。如果还有结余，则60％归生产队，40％归大队统一分配。群众反映，“这个政策比高级社好，高级社时只有多劳多得钱，没有多劳多吃粮，现在多劳多得又多吃，真是从高级社的经验发展起来的。”又说，“任务一定死，心也定了，劲也足了，今年多吃粮食有希望了”，“任务包死，多收一斤就多吃一斤，再搞瞒产私分就没有意思了”。
1961年6月的全县夏季分配中报告说，各地一般坚持原来的三包，认真地结算处理三包一奖。全县3 702个生产队结算的结果，超产的有787个生产队，基本子产的有136个生产队，减产的有2 779个生产队。又决定，由于减产面积大，数量多，使得社员分配减少。如果预赔后，社员拿不到粮草。因此经过群众讨论，社员代表大会决定，采取夏季结算记账，秋后结算统一处理。社员对此，一般是满意的。有些地方提出三项保证：“保证劳动不缺勤，保证劳动超定额，保证秋熟超包产。”1961年6月，县里又搞算账退赔工作总结。全县四级，县、公社、大队、生产队清理了平调账，兑现总金额72.9万元，占平调总数的98.63％。
但还遗留不少 问题 。例如，太浦河水利上调的四平车、轨道，拆迁的房屋，材料的损失。又有当时日工资低，仅0.19元，不足最低生活。如按每日0.5元计算，还须补发145万多元。这是县里的退赔。公社和生产队的退赔情况往往是推责任，甚至有账不认，连渔船等都有。还有的地方退赔不彻底，抵账过多，甚至假退赔，搞克扣，挪用和贪污。如开空头支票来往，打白条子。又如赔偿大炼钢铁时动员社员按废品计价的好锅子、好铜器，“手印倒盖了好几次，不见给钱”。时至1994年，太浦河的部分退赔问题还不能说完全解决。我已调查过一个邻近村子的情况。
在初级合作社时，吴江社员的自留地划定了，到高级社时没有动。1956年全县共有社员自留地30 177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平均每人6.6厘。但在1958年公社化以后，将社员自留地全部收归集体所有。1959年春天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时，又将大部分自留地退给社员。1959年全县自留地有19 163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平均每人4.37厘，比1956年少。因为有些自留地搞了基本建设，有些地改种了水稻，就没有退回。但在1959年冬天至1960年春天，为了解决食堂的蔬菜基地和养猪的饲料地。又收回一部分自留地。因此，1960年春天，全县社员自留地下降为17 467亩，占总耕地的1.71％，平均每人3.88厘。到1960年冬天，整风整社，按规定将总耕地面积的4％分给社员。不久在中央文件有新的规定后，又补足到自留地占耕地总面积的5％。1961年社员自留地增加到39 811亩，占3.9％，平均每人7．3厘。上述的具体过程，可称为自留地的“两放两收”。
这种不稳定的情形，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情绪。有的社员说，“多种不如少种，少种不如不种”，“种得好，要平调，种得差留自己”。有些地方连自留田都不种足，有意减产歉收。过去有些地方自留地上的产品，不仅可供自己食用，还可上市，现在连自给也困难。群众说，“自留地让我们种菜多好，也不会荒成这个样子”。
最后我们回到江村问题上来。费教授说，“在这段时期里，江村由于人多地少，所受的影响也较深。当时江村的人均耕地只有1．3亩，而平调土地、农具、资金的共产风以及不顾条件盲目扩种双季稻，改变耕作制度的生产瞎指挥又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逐年下降。1959年水稻亩产652斤，1960年为600斤，1961年降至494斤。可是实际产量的连年下降却被浮夸风、高指标掩盖起来得不到如实反映，因而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不断加码。该村所在的庙港公社，自1957年到1960年，逐年的征购数为：495万斤、798万斤、802万斤、969万斤。产量降低、征购过重的结果是社员口粮紧缩。1961年江村的人均口粮只有262斤毛粮，也就是说，每人每天只吃6两大米。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人口的流亡现象。据统计，庙港公社的总人口1958年为22 571人，1961年为2l 315人，净减6％，而当时外流觅食的人数则超过这一净减数。”①
据本地人说，外流觅食现象在吴江历史上是罕见的，不像外省有些地方似乎已成传统，男的在家看门，女的带孩子外出讨饭。江村人外流到浙江山区，那里山芋等杂食较多，可以充饥。因此，有的妇女就在那里与人同居，甚至生孩子的，造成家庭问题。真是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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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选集》第254页。
从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看当代中国农业的演变
中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