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吴江调整基本核算单位。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注意 社会 主义思想 教育 ，批评了有些社员提出的分开单干和包产到户，引用了一些群众的话：“靠集体好比靠泰山，靠投机好比靠灰堆；靠泰山万万年，靠灰堆一息息。”又说，过去以为包工包产到户有三大好处，干活自由，用钱便当，省工省本；现在认为有三大害处，粮食减产，工分少做，口粮少吃。
其次，落实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全县有73个生产队调整了规模，有222个生产队调整了土地，有些生产队还调整了农船、耕牛。对大队财务进行清理，将征购任务和机动粮数定死到生产队，一定三年不变。全县原有203个生产队，夏熟作物搞包产包工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8％，已经纠正。全县有u 110户侵占集体土地2239亩，已经退出工726亩。有人说，“大队搞坏了，才把一副烂摊子推给生产队”。这句话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情有可谅。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改为大队，又改为小队，是对的。因为过去那样是搞不下去了。但是当时 历史 条件下不可能马上搞单产，包产到户。无论如何从哪一方面来说，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有利于当时生产 发展 的，因此是对的。
1961年中央注意到由于农副业 问题 被三年的大炼钢铁挤到后面去了，群众的吃穿问题日益恶化，生产积极性下降。又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 000万人以上，1961年当年减少l 000万人。1961年开始有了退够了，再前进的认识，尽管现在看来还不够，但已属不易。因此在1961年到1962年，吴江不断地压缩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1962年11月，吴江精简办公室统计，从1961年到1962年10月为止，当时城镇人口73 713人，比1957年减少5 338人，其中精减全民所有制职工3 388人。但当时全民所有制职工12 802人，仍比1957年人数多2461人，主要是 农村 安置5 759人，恢复了农村劳动力，减轻了农业负担等。
具体而言全县在1961年的基础上，继续精简企、事业单位多余人员，调整 企业 布局，整顿劳动组织，提高生产率，对家在农村的职工或者有条件参加生产的人员，尽量动员回乡生产或参加国营农场劳动。1961年内，压缩城镇人口2 773人，占城镇人口77561人的5.57％。1962年再精简城镇人口l 113人，占当时城镇人口1.44％，占1957年城镇人口1.41％；减少吃商品粮人口l 256人，占当时吃商品粮人口1.49％，占1957年吃商品粮人口工．50％；精减职工2 403人，占当时职工总数16．05％，占1957年职工人数23.01％。
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工人，首先是精减对象，而1957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为老工人，不属此列。据有关材料，吴江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在这一段时间膨胀了20％左右，也准备精简。县级机关原有56个单位，其中行政单位4工个，企事业单位工5个。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撤销9个单位，如财贸部、 工业 部、调研组、科委等。县级机关原有编制1 171人，其中行政编制543人，今后保留332人。全县行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人员编制，共698人，事业编制42人，比1961年底工094人(包括企事业人员、临时工和发工资的右派等)减少354人。但也有为了凑数字，把不应下放的人也下放农村，不仅没有支农，反而增加了农业负担，占了农民的自留地、口粮、工业品、钞票。如莘塔公社莘新大队二年来共接收下放人口67户，280人。全大队从340户增加到407户，人口从973人增加到l 253人。这些下放人口的吃、穿、用，都要生产队解决，但真正能参加劳动的仅17人，占下放人口总数的6％。这些下放人员大多数透支， 影响 生产队资金周转，又使原大队平均每人少得7.75尺布票、7.49斤超产粮等，产生了新矛盾。
请注意当时的历史大背景，1962年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它认真 总结 了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民主气氛，各级领导包括毛主席都勇于承担责任，带头进行检讨。会议以后，又召开西楼会议，进一步 分析 国家 经济 底盘的困难问题。会议决定减少城市二千万人口，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同时对于部进行甄别平反，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又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包括坚决调整工业生产建设的高指标，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1962年12月，吴江县通知可以工业品换粮食，全县换购粮食指标450万斤，条件是完成全年征购任务，留足种子、饲料，还清国家借粮店的秋季分配口粮水平，每人平均在300斤以上的生产队才能换购。其他情况，如减产的生产队不准换购。当时标准是每出售100斤原粮，可以换购化肥65斤，或桐油10斤，或木材O.1立方米，或棉布20市尺，或香烟65包，或公粮16斤，或胶鞋3双。换购的粮食除山芋外，小麦、元麦、赤豆、绿豆都可以80斤换100斤稻谷原粮等。1962年吴江商业工作有一些问题。农民出售贸易粮、蚕茧、生猪等，换回奖售物资总额的比例不合理、不等价。据统计，农民出售给国家100元价估物资，只能买回国家24.48元物资。发给农民的工业券太少，收购农民1元农产品，平均发券4.5张。而买一双套鞋要62.5张券，买一只热水瓶要97张券，买一件有光纺绸衫要124.8张券(实际上要农民出售稻谷2 773斤或3斤重量的鸡21只，才能获得这些券)。农村集市贸易发展较快。荤、素菜逐渐接近国家牌价。在这个过程中无证商贩增加，弃农经商不断发生。当时有所谓投机手法，利用地区之间高低差价和两地紧松不一，以及农村产品换购标准的差别来进行活动。只要有利可图，就无所不为。例如，某裁缝以2元钱买一尺布票，再向市场套购灯芯绒，然后到浙江以4.5元一尺灯芯绒的高价抛出。
国营商业体制上太粗，库存多，资金周转不灵。农村下伸点由于实行凭券供应，经营品种减少，有的点的经营品种从80多种下降到20多种，每人每月只有收入8—10元，生活维持不下去，就吃贷款。黎里的lO个下伸点吃掉1 030元贷款，本身又有核算单位过大，不团结等现象。群众反映，“合营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单干，单干不如投机”。当时认为商业系统干部领导力量不强，临时工多，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例如，一些镇供销社的干部有工2人贪污盗窃，他们盗窃化肥、氨水、农药、桐油等，折合现金1 188.53元。又让大量商品“走后门”，据统计，有的单位77.29％的人都互相开后门。有香烟、酒、鲜蛋、肉等。一直发展到闹单干，说“合营商店工作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人头越来越少，工资没有增加”；又说，“网内人死，网外人活”，意思是指合营商店工作人员工资收入呆板，多劳不多得，一个月工资不够半个月开支。小贩是工作自由，收入亦多。
费教授对此作了一个概括，“接受了冒进的教训，1962年人民公社进行了调整和整顿，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制度，就是把集体所有的基本单位，也就是集体经营的单位，缩小到生产队。经过调整之后的生产队一般都保持在20户到40户的小规模。除此之外，在其后的几年中，还通过减低征购任务、一平二调的算账退赔、恰当处理积累与分配比例，以及合理使用劳动力等一系列调整措施，农村里的经济秩序重新趋于稳定，并在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等方面都由于集体经营而做出了成绩，加上积累丁栽种双季稻的经验，江村的粮食产量以年平均10％以上的速度迅速回升和增长，到1996年，平均亩产已达水稻988斤。社员的人均收入也从1961年的80元上升到1966年的118元。吃粮水平则稳定在600斤上下。”①他又说，“社员们至今把1962年作为生活进入富裕的转折点，他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说：‘从那年起我们每天吃三顿干饭’。‘三顿干饭’，是说一个壮劳动力一天要吃两市斤粮食。”②江村农民的日子好过些了。
七
但是，1962年下半年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将恢复农业生产等办法，斥之为“单干风”、“翻案风”等，使刚刚开始的纠“左”又变成反右。毛主席对克服困难的过程看得太容易，认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问题。当时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达总数的20％，特别是安徽先行一步。他们怕别人说单干，称之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尽管后来撤了省委领导，农民还是不愿意改变。中央许多同志也支持，小平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过：“‘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③但毛主席提出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来，反对单干，即包产到户，并且归结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毛主席特别提到：“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④毛主席还说，“法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都有过三四次贵族复辟”；“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村富裕阶层是反革命想复辟的‘助手’”；“在 中国 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一定会出马列主义。”⑤
在毛主席这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思想的指导下，又发动“四清”运动”1963年3月，吴江在关通、吴横、石里三个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步转入到经营管理方面，揭发了一些问题。如1962年时，干部多借支，有个别的还贪污挪用；有些生产队没有小段计划，干活大呼隆；评工不均，干部多记工分。因此，重新制订了各项制度，现金管理、民主管理、农具保管等，还有定额包干、评分记工、检查验收制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费孝通选集》第254页。
② 《费孝通选集》第254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38年—1965年，第305--306页。
④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F@，第1088页。
⑤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99页。
1963年6月吴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以宣读《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等中央文件为中心，广泛深入地进行了以形势、阶级教育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所谓“社会主义教育一声春雷，牛鬼蛇神显了原形，敌对阶级面目看清了”。对全县工8 849名干部进行排队，有2 796人进行了退赔粮票、公款等。还要求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反映，现在干部作风民主，生活朴素，劳动带头，事事走在前面。对农业也重视起来，以前认为“三百六十行，种田末一行”；现在认为，“三百六十行，种田第一行”了。对双季稻的看法也有转变。过去认为种双季稻四个“煞”：“种时冷煞，收时热煞，农活安排紧煞，搞一烘头肥料急煞”。又检查某些生产队的情况，说是富农说了算，贫下中农不敢讲话，要讲话也是白墙上刷白灰，白说了。
运动向下发展。例如，八坼公社1 389名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占80％的1 195名干部，经济上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他们借支、挪用、贪污、多占的现金多达223868元，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粮食97451斤。还有14％的干部搞高利贷、投机倒把。还有3.4％的干部侵占材料和用别人劳动力建私房，激起群众的义愤。由于干部经济上有问题，干群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群众说，这些“人越睡越懒，嘴越吃越馋”。“四清”中，群众揭发了干部的错误，干部也检查了错误，并且作出退赔计划。有的干部准备今年退清，有的准备明年退清，还有的当场退清粮食、布票等，退出的物资在大队和生产队中进行分配。社员说，想不到“四清”清得这样清爽。有人说，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说到做到。同时，注意集体经济的管理，培养和扩大了贫下中农积极分子。
当时八坼公社19个单位统计，群众揭发干部经济问题材料11 589件，经查对落实，其中正确的9 584件，占82.6％；误解的1 484件，占工2.9％；没有根据的521件，占4.5％。清账查账的时间主要是1961年以来的现金、粮食、物资、工分、票证等五方面的收支账目。例如，查出一个大队1961年里一百多只鸭子被大、小队干部吃掉。但党的政策是坚持搞深搞透，又要坚持实事求是。有的干部说，现在社员提意见，好比太湖里洗马桶——野豁豁，这次不被“整死”，也要“冤死”。但后来大多数干部看到并不是听到风，就是雨，反而可以是轻装上阵，调动了积极性。有人说，毛主席搞“四清”，猜到我们心里；“不清”的气已经闷了几年，可以出一出了。又有人说，过去群众见干部侵占集体财产而不起劲，干部见群众不听话而不起劲，现在是干部和群众都起劲了。
当时还建立了贫下中农组织，发挥他们的 政治 优势。有人说，这样“今后就不怕地富反坏破坏，不怕干部打击报复，不怕生产搞不好了”。而参加贫下中农组织的人是要经过排队的，要求是历史清楚、表现积极、觉悟高、斗争性强等。有些人虽然是贫下中农成分，也暂时不能参加，例如，常年不参加集体生产的民办学校老师和木匠等；出嫁或入赘到富裕中农家里，影响较深的人等；还有惯偷、惯赌等。但是也有人说，“工作组在这里象象样样，工作组一走，实权在队长、队委手里，贫下中农组织还是一个空架子”。又有人说，“伲队里16个贫下中农参加组织，今后一切农活都让这16个人完成吧!”
1963年6月夏季分配搞得比较认真。经过1961年—1962年的实践，采取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分配相结合，加照顾的办法，群众比较满意。人口和劳动力分配比例，可以二八开，也可以二五、七五开。同时对病人、老人、下放户都加以照顾，一般都要吃到全队人口的一年平均口粮380斤。社员基本口粮、劳动粮都一次分到户，由社员自己保管、自己支配。
对大队干部补贴有明确的规定。大队固定补贴干部的人数，每个大队2—3人。包括支书、总 会计 或支书、大队长、总会计。夏季分配的钱，国家发的固定补贴数已达到一个正劳动力收入水平，生产大队不再补贴，待秋后一起结算。粮食标准，也等于一个劳力吃粮水平。至于超产油、工业品的分配参照300个劳动日的一个正劳力的50％进行预支，实做的劳动日在所属的生产队里根据劳动进行分配。对小队干部的补贴就更严格些。大队干部可补贴70个劳动日，小队干部只有50个，而且必须要社员讨论，一次评定到人，不得擅自增加。在大队以内活动，一律不能记误工工分。到外面开会，要凭公社证明或将误工补贴费交回，才能记工。当时对干部的管理甚为严格。
从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看当代中国农业的演变
中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