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 , 晋察冀边区是 中国 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 也是当时各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模范。有关这块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 研究 , 国内外已有不少 , 然而 , 战时 政治 对 农村 社区的 影响 的 问题 , 则有待深入探讨。
一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 地处同蒲路以东 , 正太、石德路以北 , 张家口、多伦、宁城、锦州一线以南 , 东临渤海 , 以山西东北部和河北的冀中、冀东为主 , 包括察哈尔、热河、辽宁三省的一部 , 行政上划分为北岳、冀中、冀察、冀热辽四个区。区内除冀中大平原外 , 大多是山岳地带。日军侵占了华北主要的 交通 要道和大中城市 , 广大小城市、乡村则均为抗日根据地所有。根据地农村社区内的农民百姓 , 因世代受官府酷吏压榨和战乱之苦 , 不仅大都被剥夺了受 教育 的权利 , 且终日还要为冻馁死亡所困 , 对国家政治 自然 鲜有兴趣 , “兵匪一家”则成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常识。一些昔日政府鞭长莫及的僻隅之地 , 如河北涿县之三坡区、房川县之龙门台九区等地 , 农民们还是穿着明朝的服饰 , 直到 1929 年才知道天下已是“民国”。自然 , “他们不知有祖国 , 也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 , 他们唯一的公共活动 , 是防备“外路人进来 [1] ”，所表现的仅是一种本能的身家自卫精神与故土依恋之情。就是在 现代 交通和商品 经济 比较发达的冀中地区 , 自民国以来 , 连年军阀混战 , 兵燹匪患 , 农村破产 , 民不聊生 , 农民们蛰居于联庄会武装和各色帮会武装之下 , 同样还是那身家自卫和故土依恋情结的体现而已 [2] 。但是 , 农民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 , 能否充分发动广大农民 , 并使他们的故土依恋情结与身家自卫精神上升为现代新型国家观念和公民意识 , 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
抗战开始之初 , 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 , 地方政府作鸟兽散。在晋东北地区 , 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方 , 粮物洗劫一空 , 五台县仅一天就被国民党军队拉走驮骡“达六、七千头”。那整天“爱国” , “为民”口号震天响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其大小“父母官”们 , 除五台、盂县二县县长外 , 均逃散一空 [3] 。会党蜂起 , 自古“兵匪一家” , 在这里再次现身说法。尽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和“抗战建国”之号召 , 然而 , 事实却有“国军”所到之处 , 农民纷纷逃亡的现象 , 有的地方还甚于逃避日军。对这里的农民 , 蒋介石的号召显然并未奏效。
与国民党军队和官吏们逃离与掠夺晋察冀边区人民相反 , 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开入了晋察冀敌后 , 面对疯狂凶残的日本侵略军和遭受兵匪荼毒的几千万晋察冀边区人民 , 他们的口号是 : “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 “保家卫国” , “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 他们的行动是 : 痛击日军 , 肃清与改造土匪 , 统一抗日武装 , 严明纪律 , 宣传救亡 , 恢复地方秩序。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言行 , 一举改变了广大农民长期形成的“兵匪一家”的传统认识。以致八路军所到之处 , “瓢食壶浆 , 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 [4] ”。广大农民“把民间的枪枝拿来 , 连人带枪一齐参加八路军 [5] ” , 八路军也被农民称为自己的“子弟兵”。“阜平营”、“平山团”等部队的出现 , 就是八路军已扎根于敌后民众之中的佐证。[1] 陕婴 : 《平西根据地的环境》 (1940 年 6 月 25 日 ),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 2 卷第 6 期。
[2] 《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 (1939 年 9 月 1 日 ),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 1 卷第 9 期。
[3] 《晋察冀边区是怎样创建起来》 ,(1939 年 3 月 11 日 ), 见魏宏运 :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 总论编 ) 第 55 — 56 页 ,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 以下简称魏宏运 : 《总论编》 ) 。
[4] 林朗、王韬 : 《在抗战中的冀中抗战堡垒》 , 《群众》第 8 卷第 22 期。
[5] 聂荣臻 : 《晋察冀边区的形势》 (1940 年 2 月 28 日 ), 《解放》第 115 期
如果说八路军扎根于晋察冀边区敌后的广大农民之中 , 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实施战时政治、唤醒民众的第一个胜利 , 那么 , 在晋察冀边区敌后建立一个与旧政权完全不同的崭新政府 , 这对改变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和国家观念则意义更为深远。因此 , 开入敌后的八路军在恢复地方秩序的同时 , 立即就着手重建收复地区的地方政权 , 筹备成立统一的边区政府。 1938 年 1 月 , 中共领导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晋察冀边区政府宣告成立。接着 , 各村直接选举了村长 , 任命了区、县长。 1939 年 2 月以后 , 区、村建立了直接选举的选民代表会 , 县建立了县政会议。 1940 年 , 中共边区党委又决定根据“三三制”原则 , 在边区建立各级民意机关——参议会 , 并以竞选、普选、直选的方式 , 选举村、区、县、边区各级民意代表。边区政府民主制度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虽然 , 这一工作因日军的频繁扫荡而受阻与拖延 , 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还是于 1943 年 1 月召开 , 适应当时环境的各级政府的民主体制也终于逐步建立起来了。
与旧政府的专制、腐败、低效相反 , 边区政府具有民主、高效、廉洁三大特点。边区公民有选举与被选举权 , 民意代表、政府官吏的产生 , 是直接的普遍的平等的选举 ; 选举前 , “发动老百姓去讨论 , 然后提出候选名单 , 举行竞选 , 宣传并让竞选人发表政见 , 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 选举时也“不是什么‘推选’ , 而是要秘密的票选方式” , 以使农民“选出自己要选的人 [1] ” ; 民意机关从议事机关 发展 为权力机关 , 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 , 成为人民群众的真正代表。政府取消高官厚禄的薪俸制 , 代之以最低限度的生活津贴 , 并坚决而严厉地惩处贪污行为 , 这使村级财政整理之后 , “经费支出较前减少了 60 — 70% [2] ” , “政府的公费减少到最低限度 [3] ”。随着简政工作的不断深入 , 不必要的机构裁汰 , 庸肿的机关缩小 , 仅冀中、北岳两区 ,1941 年冬季就“裁减人员先后达 4 万 [4] ”。通过简政 , 边区政府改变与纠正过去多头领导之弊和工作人员的雇佣思想 , 任上的干部 , 因有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 , 便能养成吃苦耐劳与艰苦奋斗的作风 , 个个精明强干 , 以身作则 , 廉洁奉公 , 真正成为人民公仆 , 人民办事方便快捷。如此鲜活的人民政治 , 在边区农村社区实在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 农民们第一次行使选举领导的权利 , 第一次看到“清官”与公仆的区别 , 第一次能监督自己的领导 , 也第一次认识到有自己的政府 , 从而大大缩短农民们与边区政府的距离。因此 , 往日对国事、政府持冷漠态度的农民们 , 今天却踊跃地投入了干部的选举与政府的事务 ; 往昔聊无生气的农村 , 现在却处于高昂的政治热潮之中。边区农村社区之内 , 不仅农村男子参选率高达 83.9%, 就是那千年加受夫权压抑的农村妇女参选率也高达 80% 以上 [5] ; 干部与群众相互批评、相互 学习 , 农民群众出入于边区各级政府 , 自己的要求及意见在各级政府的会议上得到反映 , 同时 , 对政府的困难“也都愉快的在想办法 [6] ”。在这里 , 农民本能的身家自卫精神终于逐步上升到为民族、国家而战的公民意识和现代国家意识。
当然 , 必须正视的是 , 根据地农村社区的整体文化水平还比较低 , 农民大多数都还是文盲或半文盲 , 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仅是个开始 , 且还带着浓重的战争 时代 的气息 , 村社民主政治建设之路还很长。但是 , 农民们那追求解放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却表明了 , 他们已经开始摆脱专制制度的束缚。根据地农村社区的 社会 生活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身历其境的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太平绥靖公署参事刘奠基曾感慨说 : 我追随国民党追求民权主义 20 余年 , 已陷入失望 , 万没有想到民主政治“在和敌人炮火斗争当中 , 竟会实行起来” , “会在今天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实现 [7] ”。可以说 , 这种村社的初步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 , 在晋察冀边区乃至中国农村社区的现代化建设史上也是个永远不应忘记的良好开端 , 是中国农民的创举和 历史 的奇迹。
[1] 杨尚昆 : 《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1944 年 7 月 ), 见魏宏运主编 : 《总论编》 , 第 119 页。
[2] 徐大本 : 《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 (1941 年 5 月 ), 见魏宏运主编 : 《总论编》 , 第 171 页。
[3] 聂荣臻 : 《晋察冀边区的形势》 (1940 年 2 月 28 日 ), 《解放》第 115 期。
[4] 《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 《解放日报》 1943 年 3 月 10 日。
[5] 徐大本 : 《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 第 166 — 167 页。
[6] 徐大本 : 《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 , 见魏宏运主编 : 《总论编》 , 第 171 页。
[7] 《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 《解放日报》 1943 年 3 月 10 日。
近代华北土地买卖的几个问题（二）
论清末东北地区的水田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