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后税费时代 村庄公共权威 经纪模式 契约关联 路向
关于权威(authority)的涵义，各个学科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1]。本文采用广义上的理解，即权威是指主体（人物、组织、特殊符号和特定社会关系等等）从客体中获得服从或信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并不以掌握权力为前提条件。无权力者也可能具有某种权威。在本文的分析中，村庄公共权威被界定为存在于村庄社区内，对村庄秩序的建构和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产生特定影响的权威类型。从产生的方式看，它可以分为由村庄内部力量形成的内生型权威和由外部力量强加于村庄的规定性权威[2]。从产生的先后顺序看，可区别为传统型权威和现代型权威。从依附的载体看，它又包括宗族权威（族权）、绅士权威（绅权）、行政权威（政权）和契约型权威等不同类型。
税费改革不仅意味着农民负担的减轻和农业财政的终结，而且对村庄公共权威、乡村治理模式乃至整个农村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对农村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以中国现代化作为大背景，采用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沿着历时性（diachronic）与共时性(synchronic)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村庄公共权威的演变轨迹。文章将重点关注税费改革对村庄公共权威的影响及后税费时代村庄公共权威的路向与重塑问题。
一、前税费改革时期村庄公共权威的嬗变与演进
税费改革以前，村庄公共权威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传统型权威主导时期、现代行政型权威兴起及扩张时期和行政型权威固化时期这样三个阶段。支配村庄公共权威变迁的内在逻辑是现代性、国家与地方性知识互动关系的变化。
首先，传统型权威主导时期。20世纪以前，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权威结构主要体现为宗族权威、绅士权威、宗教权威同皇权的较量与整合。宗族是由具有共同的祖先、由男系嫡传而繁衍下来的血缘组织。宗族权威不仅通过族规、舆论、教化和处罚等方式管理本族内部事务，而且积极干预村庄公共事务，维护本族利益。绅士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基于财富、功名、学识或特殊技能而形成的对乡村社区事务具有重要影响的独特社会群体[3]。绅士群体主要包括一些告老还乡的官僚、德行较高的地主和饱学之士等等。绅士们往往凭借自己在乡村社区中的威望，干预村庄公共事务（如调解纠纷、组织村民合作、保护村庄利益等），成为地方权威的重要代表。宗教权威是人们基于对神灵的崇拜而产生的权威类型。在一些宗教组织严密、宗教势力发达的乡村，宗教权威对村庄生活、村庄公共事务的渗透、控制尤其深入。如杜赞奇研究的华北乡村农民对“关帝”的崇拜，就深刻地反映了宗教权威对乡村社区事务的影响[4]。此外，皇权也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扮演中重要角色。在传统乡村社会，国家正式行政权力的边陲是县级，县以下实行乡村自治。但是，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皇权仍然通过征收赋税、设立非官治管理机构（如保甲制）等途径影响乡村公共事务。
关于皇权同族权、神权和绅权的关系，于建嵘和胡庆均等学者曾有过较详细地论述[5]。但他们主要是从微观的角度或选取某一侧面对这几种权威的关系进行具体的探讨。我们认为，这四种权威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表现为族权、神权和绅权在一定程度上对皇权的消解及皇权对族权、神权和绅权利用与制约。族权、神权和绅权是地方社区权威的代表。在村庄社区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往往选择充当村庄社区利益的保护人，以维持他们在社区中的威望（在特定条件下，地方权威也可能与当权者合谋，共同渔利百姓）。而传统国家为了维持乡村社会秩序、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常常充分发挥族权、神权和绅权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但为避免地方权威力量过于强大，国家有时也采取措施对其进行制约和打击。在族权、神权和绅权同皇权的博弈过程中，整体上表现为双方力量的均衡。在某些情况下，也映射出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就在这四种权威力量的博弈中得以建构。正是在此意义上，那些片面地把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概括为“宗族社会”、“乡绅社会”的观点是不可取的。离开了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权威结构的整体考察，就无法得出关于传统乡村社会性质的恰当结论。
其次，现代行政权威兴起及扩张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6]的逐步加强，国家行政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日益深入。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统治，促使旧社会秩序走向瓦解，并对传统乡村政治权力结构造成猛烈冲击。国家政治权威开始强制性的进入乡村社会。国家行政权力的边陲从县级下沉到乡级。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7]遭到国家行政权力的破坏，传统型权威逐渐衰弱。众多村庄领袖、村庄精英逐渐远离村庄政治舞台。此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政党力量也通过农民运动等形式开始介入乡村社会。1932年，国民政府重建的保甲制度开始呈现半行政化趋势。1941年，国民政府颁布《乡镇组织暂行条例》，使乡镇成为国家的基层行政组织。乡镇行政化标志着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作为“自治共同体”(self-government community)的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凭借革命的历史惯性及革命理想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土地改革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乡村实行“有计划的社会变迁”。进一步打击了乡村传统型权威，并导致“全能型经纪模式”（total brokerage）[8]在广大乡村社会的建立。现代行政型权威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渗透也达到了顶峰。至此，乡村社区权力体系的相对独立性被完全消除。行政“细胞化”的社会控制单位得以确立。
再次，行政型权威固化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及人民公社体制的崩溃，意味着“全能型经纪模式”的解体。随着乡村社会赋税体制的重建，农民与村庄的关系在较大程度上化约为经济利益关系。随着税费任务加重，农民的负担年年攀升。村级组织的“保护型经纪”（protective brokerage）功能逐步弱化，而“赢利型经纪”(exploitative brokerage)色彩日益浓厚。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农民负担增长率更是突飞猛进[9]。沉重的税费负担和村干部收费行为的非正当化导致农民对村级组织权威的认同度急剧下降。生存逻辑迫使农民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农民抗税、上访及其它群体性事件数量的日益增多，使村庄行政权威遭遇了合法性危机。村级组织在农民抗拒和上级压力的夹缝之间艰难运转。“内卷化”（involution）的国家政权扩张[10]导致了村级组织行政权威的固化。同村级组织行政权威固化相伴随的，是国家“制度文本”（system text）在村庄实施的低效性和村庄秩序的失范。乡村治理陷入困境之中。
二、税费改革：进一步弱化村庄公共权威
从逻辑上讲，税费改革以后，村干部同农民的紧张关系应该会有所好转。村级组织的行政权威应该会得到加强。但实证调查却反映出农村实情与逻辑推演的不一致。税费改革不仅没有强化村庄公共权威，反而使村庄公共权威进一步弱化。
首先，税费改革与村级组织合法性的背反。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让农民得到了实惠。广大农民对过去因政府过度向农村提取资源产生的对抗情绪有所缓和。我们在调查农民对税费改革的态度时，大部分村民（尤其是那些有一定文化素养、懂点政策的村民）都反映“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是好的，但是有的政策到了下面就变味了”。“国家取消农业税，说明中央对我们农民越来越重视了”。由此可见，税费改革的确增强了农民对“遥远”的国家（中央）的认同感[11]。
但是，调查也证实，税费改革并没有增加农民对村级组织的好感。有许多农民反映，“现在不用收税了，找他们（村干部）办事也更难了。他们才懒得理。”个中缘由，在于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不再面临村民威胁不交税的压力。他们对村民的服务热情也随之大大降低。而且，税改后村级组织更有理由不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管理村庄公共事务。（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教授于2005年6月在湖北荆门的农村调查也佐证了我们的调研情况）村干部的工作态度让村民感到心灰意冷。即使村里偶尔想组织村民修建公共工程，一些村民也拒交“一事一议”费用（湖南汉寿县W村的村支书跟我们讲了一个例子：该村去年想发动村民集资修建村路，但因部分村民拒绝交款，最后不得不作罢）。因此，税费改革并没有使村级组织合法性顺利成章地得以加强。相反，两者之间呈现出背反关系。
其次，税费改革削弱村庄行政权威的物质基础。税费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乡村财政收入。一些本来就债台高筑的乡村陷入了财政危机的深渊。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体制不健全，村庄无法获得稳定、足够的财力支持情况下，村庄公共权力的运转便失去了物质保障。正如笔者在调查中所发现的那样，许多村庄的村级组织实际上处于“半瘫痪”状态。
在河南省开封县府君寺村调查时，该村一位村干部跟笔者谈道：“农业税取消后，村里没有了收入来源，上级的拨款又没有到位，村里的事情都没法做……村里已经没有什么发展规划。”我们在安徽蒙城县岳东村也同样了解到，村级组织的收税任务取消后，现在的主要职责就是抓计划生育。而“计划生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向违规超生的农户催交罚款”（该村的一位村干部语）。
调查还发现，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不再面临农民抗税的威胁和上级收税的压力。他们对农民和乡镇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一些村级组织一方面疏远了同乡镇政权的关系，对乡镇下达的工作任务敷衍了事；另一方面也找种种借口不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但他们却仍然热衷于追逐村干部职位。目的是在任职时通过变卖村集体财产等途径捞取好处。我们把这种村庄治理模式称为“资源耗散型”治理模式[12]。这种村庄治理模式将导致村庄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无效率”（Pareto-inferior），最终致使村庄资源枯竭。
由此可见，税费改革削弱了村庄行政权威的物质基础，使村庄治理模式发生“变异”。村庄治理的困境又进一步导致村庄资源的浪费。
再次，村庄公共权威的“真空”状态。传统型权威的衰弱、行政型权威的失势致使村庄出现了公共权威的“真空”（vacuum）。已有公共权威丧失了调节村庄秩序的能力。调查时，安徽蒙城县岳东村的一位村干部曾经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以前是农民巴着（顺着）村干部，村干部巴着乡领导。而现在则是乡里巴着村干部，村干部巴着农民。”他这句话主要是表明村里那些计划生育超生农户的罚款催缴十分困难。但却可能是当今村庄公共权威状况的真实反映。
当前，许多村庄实际上处于“离散化”状态。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渗透给农民带来“致富”意识的同时，也导致了“金钱至上”、“个人本位”思想的泛滥。维持村庄秩序的传统力量弱化，村庄社会关联度[13]急剧下降。村民之间的交往成本随之上升。交往成本的上升又反过来抑制了村民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外出打工。长期在外面的生活使他们对村庄逐渐产生了一种距离感。虽然村民仍然生活在同一村庄场域中，但“村庄共同体”却已经有名无实。村庄公共权威的“真空”状态，又加剧了村庄秩序的失范和认同体系的失控。村庄的自我整合能力进一步弱化。村庄秩序的失范实际上是长期依靠行政权威（国家力量）维持秩序的村庄在国家力量退缩而村庄自主生产秩序能力缺失、未能建立新权威体系时的势所必然。村庄的“离散化”使乡村社会面临“断裂”与“失衡”的危险[14]。
三、村庄公共权威：路向与重塑
在村庄场域中重构新型公共权威体系，是弥补村庄公共权威的“真空”，缓解农民“原子化”（atomization）、村庄“离散化”局面的必然选择。概括起来，中国农村的发展主要是实现两大目标：农民致富和村民自治。基于此，村庄公共权威的发展路向主要体现为以下两大趋势。
村庄公共权威功能的去政治化。一直以来，村庄公共权威的功能具有政治性和经济性并存的二元特征。在某些时期，其政治性功能尤其突出。随着市场经济对农村的渗透日益深入，农民传统的伦理意识、价值观念和评价体系遭到巨大挑战。农民对经济利益的诉求充斥着村庄生活。拥有财富的多少成为大多数农民衡量个人能力的主要标准。农村同城市的巨大差距，使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显得尤为迫切。因此，村庄公共权威的功能应该逐步淡化政治色彩。由政治性权威向经济性权威转变。当前，村庄政治精英的权力仍然要通过国家制度授予。村庄公共权威的产生与运作仍然离不开“政治”。但是，村庄公共权威产生、运作程序的政治性与村庄公共权威功能、作用的去政治化并不构成必然的矛盾。村庄公共权威功能的去政治化并不等同于其性质的去政治化。
村庄公共权威运作模式的去行政化。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社会利益集团日趋分化，势单力薄的个体小农在与市场、社会等外部力量的博弈中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走向合作是时代对农民的必然要求[15]。行政性权威的弊端在于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过重。从而在根本上同发扬农村基层民主、实现村民自治的目标相悖。建设农村民主政治，要求淡化村庄公共权威的行政强制色彩。由行政型权威向契约型权威转变。构建契约型权威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基于利益连带之上的村庄契约关联[16]，再由契约关联导向农民合作。契约型权威的本质在于农民对以契约为纽带而形成的合作组织的信赖与服从。由是观之，村庄公共权威的去行政化过程，就是村庄公共权威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村庄治理从精英治理走向民主治理的过程。
村庄公共权威功能的去政治化及运作模式的去行政化是同我国的宏观环境和乡村社会的微观环境相适应的。从宏观上看，1970年代末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国家的政策导向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强经济建设和发展民主政治成为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这一“主旋律”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乡村社会。“要致富”、“要民主”成为广大农民的心声。从微观上看，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的实施，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迄今为止，村民自治所发挥的效用仍然有限。但是，相比以前，广大农民民主意识的提高和农村民主氛围的渐成气候却是不可抹去的事实。所以，村庄公共权威的去政治化和去行政化是我国宏观环境和乡村微观环境对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我国宏观环境和乡村微观环境又为村庄公共权威的去政治化和去行政化提供了基本条件。村庄公共权威的去政治化和去行政化既是必然的，又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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