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交通费很少，因为我很少出去。超市我从来也没进去过，买不起，进去干什么？？农村人在大城市不可能长期呆得住的，房租高、收入低，孩子上学、赡养老人都是问题，在农村要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大队和乡里乡亲的，总会接济补助些，不会让我们饿死也不管，在这里生活可没人管我们的死活。北京人对外地人"干什么都不一样"，租房子要看外地人老实不老实，要是在这一带呆时间长了，人家熟悉你，还好些。要是刚来的生人，北京人总是怀疑小心提防。在背后打听情况，打听清楚了才肯把房子租给咱。（笔者2003年6月做的访谈，访谈对象来自河南农村，在北京摆早点摊）
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隔离化还表现为缺少公共生活空间，他们或者没有时间享受公共空间，或者没有能力去享受，或者没有胆量去享受。我们在北京接触到一些农村流动人口，他们说自己没有去过故宫、颐和园、圆明园和长城等风景点。大多是由于没有经济条件，买不起门票（或者舍不得买），有的是担心跑到公共场所会被警察抓走，乃至收容遣送回家（2004年国家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他们就少了这方面的担心）.一个在北京工作了6年的农民工没有去过天安门，他告诉我们说，他怕到一些有名的公共场所惹麻烦。他们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电影票太贵了，看一场电影少则20元，不少农村流动人口一天的工资收入也就20元。
由于与城市社会相隔离，只生活在自己的群体当中，农村流动人口过着与其在家乡村庄相似的"村落化"的生活。表现为：第一，他们的交往圈局限于自己的内群体，缺少与外群体的交往。第二，他们居住在一起，形成农村流动人口聚落。
他们的内群体不仅仅指他们的家人、同乡，还包括跟他们一样的所有农村流动人口。他们的交往圈基本上是根据这样的逻辑展开的：亲人（血缘和姻缘）——朋友（情缘）——村里人（地缘和业缘）——同一个乡镇（地缘和业缘）——同一个县（地缘和业缘）——同一个地区（地缘和业缘）——同一个省（地缘和业缘）——农村流动人口（身份和业缘）.最大的边界是农村流动人口。左右他们交往的原则是血缘、地缘、业缘和社会身份，这为他们构建了在城市生存的社会支撑体系。如北京的"河南村"、"浙江村"、"新疆村"，深圳的湖南平江村，广州的新疆村等。
2003年我们根据深圳一个管理着15000多外来人口聚落的管理处的名册，做抽样分析，发现这个村落集聚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江西省新余、茶樟等县和广东省粤东一带农村（分别占33133%和32194%），超过当地流动人口的一半。
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聚居，表现出以地域为范围的村落生活模式。生活的"村落化"，一方面说明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排挤，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能够化解由于城市的排挤带给他们的各种困难，由此形成了与城市社会很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
（三）社会认同的"内卷化"
城市社会的"妖魔化"贬损，从社会心理层面将农村流动人口推向从内部寻找支持，我们称之为社会认同的"内卷化".社会舆论的"妖魔化"和社会认同的"内卷化"，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在感情上与城市社会产生距离，从而影响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产生各种各样的紧张、矛盾和冲突，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他们与城市的不融合。
农村流动人口之所以难以进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子，除了与他们的居住边缘化和经济收入低密切相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社会对他们的"妖魔化"的社会排斥。比如"盲流"、"打工仔"、"打工妹".歧视性的称呼折射出城市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排斥心态，最初是绝对排斥，现在则陷入了二难困境：一方面城市已经离不开农村流动人口的工作和劳动，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他们长期待在城市，仍然以居高临下至鄙视的目光看待他们，甚至将他们妖魔化，从而为排斥他们寻找合理的借口。近年，深圳的一位专家竟然对媒体说，"是外来人口尤其是素质低的农民工延缓了深圳的现代化进程"（转引自艾君，2004）.当然这一观点遭到很多人的批判，连这个专家本人也出面说媒体曲解了他的意思，但是却不可因此而误以为只有个别人歧视外来人口，不少人口头上并未显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但在心里、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中仍然会表露出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污名化、妖魔化倾向。
"妖魔化"的社会排斥和与城市隔绝的生活状态显然会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看法。一方面城市的繁荣和更多的赚钱机会，吸引着农村流动人口，他们逐渐失去了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城市的排斥也使他们没能生发出对城市的归属感。因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转向本群体内部寻找认同，我称之为认同的内卷化。内卷化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提出来的，后来另一个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Geertze ）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农业变迁时引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他遇到的情形。尽管不同学者对内卷化有不尽相同的解读，但是基本上还是保留着这个概念的核心含义：即在外部扩张和变化被锁定和约束的情况下转向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转引自刘世定、邱泽奇，2004）.本文借用内卷化的一个基本含义：在不能向外部转变和扩张的情况下只能转向内部的变动。
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内卷化包含这样几层含义：第一，对城市社会不认可，或者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可。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不被城市认可。第二，对农村社会逐渐失去了认可或者不被认可。在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他们不认可农村社会。第三，逐渐转向对自己群体的认可，或被自己群体所认可，在这点上认可与被认可同时存在。当然，这里只是说，随着在城市的时间越来越长，随着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认同上已经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但是还没有定型，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
城市的社会排斥是造成农村流动人口不能认同城市社会的主要原因。社会歧视、制度限制、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等等，都构成了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使他们难以认可城市社会。
马某某来自江苏农村，比其他农村流动人口幸运的是她嫁给了北京人，老公在某出版社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婆婆和公公也没有歧视她，但是她碰到的问题是，周围的人特别是丈夫的北京亲戚却看不起她，她说：我是打工妹中处境最好的，但也深受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侮辱。我所在的单位老板经常说我们是民工，没有资格和条件跟他们拿一样多的工资，我们似乎理所当然处于低等的社会地位。在家里，婆婆和公公对我很好，没有什么抱怨和看不起，但我的小姑子、我丈夫的表叔甚至一些朋友都看不起我，在他们看来，我嫁给北京丈夫，好像好处很多，似乎占了天大的便宜。（笔者2003年6月访谈）
按道理说，马某某从经济、生活方面已经融入城市社会了，但是仍因为来自农村、没有稳定的职业，被城市社会所排斥。
来自城市社会的排斥，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孩子们的影响比大人更甚，使他们对城市社会有许多不适、不满和不认可。许多农村流动人口的孩子面临着与城市孩子无法整合的困难，他们不能形成相互的认可，正如北京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对我们所说的："外来打工子弟与城市孩子不好整合，他们的经济条件、生活习惯、学习基础、语言以及地域情结等都不一样，正如水与油一样，不相容。外来子弟在公办学校，就有被歧视的感觉，心理比较脆弱，或者自卑，或者逆反，心理障碍导致他们不适应公办学校"（笔者对北京市海淀区某民工子弟学校访谈，2003年5月）.前几年的研究表明，只有813%的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有"家"的感觉，其他则或是没有"家"的感觉、或说不清楚，或没有答案（王春光，2001）。
对农村的许多方面的不喜欢、不认可，也是目前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认同内卷化的另一个驱动因素。不少年轻的农村流动人口对农村社会也逐渐地疏远，逐渐地不喜欢农村社会。一位年轻的农村流动人口对我们说，他很不喜欢回家过年，在家乡根本没办法待下去。为什么呢？
他说，村里到处都很脏，上个厕所也不方便，更主要的是，没有朋友可玩，也没有电视可看。所以，有一年他在农历年三十回乡，过了正月初三，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笔者2004年5月在北京丰台区访谈）.当然，有这样想法的人还是少数，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并不把回到农村作为自己的未来选择（王春光，2001）.
在对农村社会的认同减弱、而对城市社会还没有形成认同的情况下，农村流动人口出现了内部认同的趋势：他们寻求对自己内群体的认同，表现为对内群体的身份认同、情感认同和生活认同。
在身份上，他们中有一些人既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又不认为自己与城市居民相同，也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既是农民又是城市居民，带有双重身份，当然还有人认为自己就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我们的调查发现，第一和第二种情况在增加，而第三种情况在减少。第一和第二种情况都表明对乡村的认同在弱化而对城市缺少认同实际状况。拿第二种情况来说，他们很想成为城市居民，但又面临着许多困难，这是一种对现实无奈的理性认识，渐渐地他们也会失去了对城市和农村的认同，去寻找内群体的认同。
内群体认同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寻找情感上的安慰和交流。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基本上生活在自己的圈子内，靠内群体人员之间的交流来驱散在城市社会的孤寂，也确立了彼此之间的认同。深圳的一个调查对象对我们这样说：
到了深圳，有失也有得。像我这样大龄未婚、来自农村的女青年很多，我认识的就不少。这就是代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现在谈恋爱，太实际了，不注重感情，我接受不了。我不想去婚姻介绍所，那里更注重实际，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不想将就结婚。现在我交往的圈子很小，不是老乡就是同事之间，晚上基本上躲在家里看电视，从头到尾看到睡觉。（深圳，2003年4月）
农村流动人口在异地他乡，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就是跟老乡交往，在与城市居民隔离状态下形成的内群体认同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支撑。
他们并不认可这种漂泊的生活，但是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生活。他们也并不是很悲观。在拾荒者集聚区，一位安徽来深圳的农村流动人口对我们说："苦一点没事，有钱赚就可以了。我们捡垃圾的，住在一起，彼此关系很好，没有为捡垃圾争吵过、打架，经常互相帮忙"（深圳访谈，2003年4月）.虽然在城市捡垃圾是最差的职业，一天的收入非常低（每天赚40到50元），住得很差，吃得很差，但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很不错，很乐观，也很愿意跟我们谈，而且个个显得很友善。他们不会为蝇头小利而争，对自己的内部生活有着很强的认可，特别是相互之间的帮助，更是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基础所在。
三、进一步的讨论
显然"，半城市化"问题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涉及到社会、经济、体制、社会认同等多个层面。"半城市化"实际上就是一种结构性问题，是农村人口向非农、城市化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现象。现在的问题是，如此众多的农村流动人口生活、工作在城市，与城市社会难以实现融合，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像斯科尔所说的那样"会自行演变成类国家，成为动荡的沃土"呢？是否在将来会出现呢？
半城市化会不会成为一个难以化解的问题呢？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出现过"半城市化"现象，主要是因为农村流动人口不论在劳动技能及相关的收入上，还是在生活方式和习惯上，都不能马上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相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半城市化"几乎是普遍的现象。纵观发达国家的历史，会发现，虽然不少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不论在就业还是在居住、生活、社会认同上都会碰到当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所碰到的问题，但是，他们却没有遇到像中国这样的体制隔离问题。相反，发达国家不断出台一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政策，旨在帮助这些处于"半城市化"的人口早日融入城市社会。如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政府出台廉租房政策，就是要解决这些"半城市化"人口的居住问题。经过第一代农村移民的"半城市化"，他们的子女由于享受到与城市其他居民孩子的同等待遇，所以很快就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消解了第一代的"半城市化"问题，使得"半城市化"问题没有在第二代身上延续。
从这里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半城市化"主要发生在社会生活、行动和认同层面，而在体制层面基本上不存在障碍和不整合。相比而言，正如上面指出过的，目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行动和认同层面，而且更明显地体现在体制层面，是后者的不整合导致前者的不整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半城市化"问题更严重。
但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目前存在一些相对有利条件：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农村仍具有一定的土地保障条件，与过去相比具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都使得"半城市化"问题没有像在发展中国家那么"激化"的表现。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人口向非农和城市流动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他们得到比在农村务农高得多的收入，特别是进城务工经商者，不仅获得较高的收入，还能享受到城市的进步和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职业地位和经济地位，表现出一定向上流动的可能。与此同时，他们在农村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农地作为生活的最基本保障，降低了向非农、城市流动带来的生活风险。同时，由于城市快速发展而不断占地，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农村流动人口不断地被驱散，不断地在流动，难以在城市某些地区长期聚集，没有形成像发展中国家那样的"类国家"社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有利条件正在不断消失，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动中获得的结构性比较优势也在不断流失。首先，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和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壮大，逐渐地取代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社会越来越不认同，既不愿返回农村，又难以融入城市；他们对不公平现状有更多的感受和意识，对他们的边缘化地位越来越敏感，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在增加，在行动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对抗性和报复性。其次，失地、无地农民大量涌现，加入到农村流动人口行列，农村的土地保障对他们来说没有了意义，这使得他们失去了多种选择。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制度改革满足不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整合之要求。长期性的制度不整合，将会使"半城市化"成为一种坚固的结构性现象，而且会"不断复制".最近几年，国家试图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改革和调整，消除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歧视性和不公平对待，但是，由于牵涉到地方利益、群体利益的调整，因此遭遇重重阻碍，连酝酿近10年的全国性户籍制度改革也遭遇挫折，迟迟不能出台，一些省市在短暂地取消暂住证后又恢复了这项制度。制度和系统层面如此长期的不整合（system disintegration ），透过社会行动和心理认识，使得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趋于结构化、长期化和永久化的特征，不少农村流动人口失去了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比如，在长时间的非正规就业状态中，农村流动人口享受不到城市社会保障，致使他们难以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由于享受不到晋升的权利，他们在工作技能上得不到快速提高，从而限制了他们适应城市产业结构的变迁等；他们的子女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权利，从而损害到他们今后参与高考竞争的能力，更损害到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能力，等等。反过来，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行动和心理认识层面上的这种结构性的"半城市化"，又在强化着城市的制度性调整和系统性整合。由此可见，有越来越多的因素综合地阻碍着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向城市化转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当然，中国对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定的结构转型性优势：中国还处在社会转型之中，社会结构还有一定的弹性，按博兰尼的观点，中国经历了市场化的"脱离嵌入"这个大转变，接下去应该是迈向市场"重新嵌入"其他社会系统的另一个大转变。因此，现在到了全面调整城乡关系、迈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和系统重构与整合阶段。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中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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