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农民为什么感觉不到冲击
中国加入wto 、融入全球化之中后，中国农民的收入并未减少反而增加，中国农民生存状况从总体上说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没有感觉到wto 对他们自身利益带来损害，原因何在？
一是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体察到了农民的疾苦，他们在对农民问题的调查过程中，意识到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重视wto 对中国农民带来的冲击，从政策层面上实实在在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用保护价收购农民的余粮，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进城农民工的拖欠工资，加大扶贫力度，对农民子女实行免费教育，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乡村民主，调整农业结构等，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保障了大部分农民吃饭、穿衣、活命等基本生活需要，舒解了农民心中不满的怨气。尤其是2006年1月1日开始，中国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第一次不用交纳皇粮国税，在中国延续了2600年的这个古老税种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走进了历史博物馆。农业税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曾经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从1949年至2005年，中国农业税总收入累计达4200多亿元。免征农业税，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可以减轻农民负担500亿元以上，2005年约有8亿农民受益。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使得中国农民真正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是中国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中国地少人多，大部分农业耕作方式仍然是一种原始的方式，生产成本较低，基本上沿用汉代就已经广泛流行的牛耕生产。这种一家一户为耕作单位的人地结合方式具有超稳定性，不容易被瓦解。再加上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对于社会带给他们的苦难有极强的忍耐力，欲望很低，容易满足，只要社会略微善待一下他们，生活境遇稍微有点好转或改善，他们就心满意足，感恩戴德。因此，他们感觉不到wto 对他们带来的冲击。
三是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农民与市场的联系纽带不紧密，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低。由于中国农村很多地方交通、信息不发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水平很低，大部分生产都是自己自足，不是为市场进行生产。中国在入世前的2001年，农产品出口只占贸易总额的6.1%，进口仅占贸易总额的4.9%；入世后的2003年农产品出口只占贸易总额的4.8%，进口只占贸易总额的4.6%.农产品的贸易依存度远远低于新西兰的59%、智利的39%、巴西的32%、澳大利亚的26%、泰国的17%、加拿大的13%、卖国的10%，更低于周边国家韩国和日本。
因此，wto 造成大量农产品进入中国后，除了对一些大型农业企业和农业发达地区的农民产生影响外，大部分中国农民对wto 带来的影响并不敏感，他们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并没有因为wto 的到来而发生什么变化，他们照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的幸福指数照样不变。这就是人们普遍担心中国入世后农业将受到强烈冲击的后果并没有在中国农村出现的主要原因。
四是加入wto 在农村影响的滞后效应。农业是一个具有周期性的行业，对各种外界带来的影响反应比较迟钝。再加上中国广大农村和农民在交通和信息上闭塞，知识和学习上的落后，导致加入世贸后产生的国际竞争压力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在短期内暂时没有表现出来。
三、解决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民问题的对策
中国被称为“全球化成功故事”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万亿元，居世界第四位，人均gdp1703美元。但是，中国的农民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某些方面甚至日趋恶化。要解决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农民问题，就必须将中国农民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整体去思考。
1.提高农民的素质，增强中国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在全球化的体系中，中国农民在某种程度上说还不能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在中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3%，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6.7%，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2004年，中国农村文盲率高达10.7%，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7年。（张晓山，2006）相对偏低的农民素质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
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素质问题，素质问题的核心是教育问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制约了先进技术和装备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制约了农村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也制约了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不提高农民素质，“三农”问题将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培养新型农民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没有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没有适应现代农业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新农村就缺乏根本的支撑。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将农民培训作为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的根本途径。2006年农业部将“百万中专生计划”列入要为农民办的15件实事之一，计划用10年时间为农村培养100万名具有中专学历的实用性人才。
2.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提高城乡一体化水平。发达国家城乡居民差距大幅度缩小，二元结构基本消除，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大多数下降到了10%以下，2005年英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6%，美国为3.9%，加拿大为6.7%，法国为10%，日本为13.8%，乡村与城市的划分已经失去了意义，农民已转化为“农业工人”，农场转化为企业，农业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农业已不再等同于乡村价值观和乡村生活。中国要彻底解决占总人口70%以上的农民问题，就必须通过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即城乡产业一体化、城乡居民一体化、城乡制度一体化以及发展格局区域化，消除地域、身份、等级等人格上的差别，实现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整合，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的公平地位。
3.从法理上真正给农民以“恒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体制创新，带来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提高，解决了中国农民的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制度创新已经过去了20多年，虽然其间也修修补补，提出什么“三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制度疲劳的惯性使得这些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尤其是在“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所有权者收益递增的今天，只有土地使用权的广大农民仍然处于“无恒产”的境地，他们唯一的、赖以为生的生产要素“土地”仍然得不到实质性的保护，随时都有失去土地成为失地失业者的可能。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仍然被这种“模糊”的产权所抑制。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只有让农民成为“有恒产者”才能使他们“有恒心”，才能使劳动和“土地”这两种生产要素实现紧密地结合，农民才能够真正从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增值中获得剩余索取权。因此，必须要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对土地这种基本生产资料进行更深刻的制度变革，用法律和契约的形式保障土地成为耕地农民实实在在的、与耕牛、农具、房屋一样的私有财产，免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保证农民的命根子—土地—不被随意剥夺或流转，即使流转也能够获得土地增值收益。
4.在公共财政支出上向农民倾斜，完善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农民赖以生产和生存的公共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尽管中央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准备拨付数千亿人民币用以改善，但这种“运动式财政”、“恩典式财政”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且不能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因此，中央政府在加大对农民转移支付力度的基础上，应按照国民待遇，彻底免除单纯针对农民征收的税收，并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农民承包土地的增值税转移支付给农民。
同时，采用创新思维，逐步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医疗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障体系，以免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5.要让农民有自己的话语权，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正常渠道。中国有320多万个村庄，有近8亿农民，尽管中国领导人非常关心农民，总书记、总理等经常到农民中去倾听呼声，总理甚至亲自为农民“讨工钱”，但这终究只是权宜之计。中国现代民主制度正在逐渐建立，各个阶层都有表达自己意愿的组织和机构，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年轻人有青年团，学生有学联，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人士有民主党派，他们均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政权机构中有自己的“副委员长”或“副主席”。惟独中国社会的主体、有8亿人之多的农民缺乏自己的组织，在政权机关中没有本阶层的代言人。中国农民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失语”、“边缘化”，他们的利益被剥夺、“农民工”被歧视、城乡两极分化严重、农村教育、医疗的落后等种种弊端日益恶化，与广大农民缺乏表达自己意愿的正常渠道不无关系。因此，在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同时，要进行农村组织体系创新，让农民真正组织起来，尽快建立全国性的农民协会这一社会团体，并在各级政权机构中给他们一席之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成为农民意愿的提炼者和升华者，协助党和政府解决“农民”
问题，及时反映8亿农民的意愿和心声，从本质上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使他们真正能够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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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xfam international，from development to naked self-interest：the dohadevelopment round has lost its way，27july 2005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乡镇长直接选举的三重困境及对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