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的想法来看，封建王朝中的大臣们是应当绝对效忠于皇帝和皇朝的，因为皇帝掌握着他们的生杀荣辱，皇朝为他们提供俸禄，如果把皇朝(国家) 比喻为皮，官僚们就是附着在这张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般人都会这样来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柏杨指出“， 中国官僚有他的特征，效忠的对象绝对不是国家，也绝对不是领袖，他只效忠于给他官做的人。王朝政府可变，官场不变”[6 ]41 。如果我们用“差序格局”的思路来理解这一现象，就很清楚了。在那些小官僚们的心目中，他们自己是中心，而决定自己升迁荣辱的是自己直接的上司，奉行“县官不如现管”的处世哲学，认为主管上司是自己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属于从“己”这个中心推出的“第一波”。皇帝固然重要，但是“天高皇帝远”，皇帝在小官僚们的“差序格局”里只居于一个边缘的位置，既然如此，他凭什么要替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利益考虑那么多！等到他们爬到了尚书或宰相的地位之后，直接上司是皇帝了，这时他们才会认真地把皇帝放在日常的议事思考范围中。这与日本人对天皇的“忠”和日本员工对所属公司的“忠”是不相同的。用“差序格局”的框架来解读政府里大小官僚的行为模式，可说是一针见血。从晚清直至今日在舞台或荧幕上演出的那些古装戏里人物的“爱国主义”情怀，大多是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现代诠释”，当时人们的思想中不可能有今天“民族-国家”格局中才会具有的对“国家”的忠。
正因为皇帝和中央政府的首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因此他们才会不断地提醒基层的小官
僚们，要他们关注皇朝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不要只关注“个人利益”、“集团利益”或“地方利益”，要他们倾听皇帝或领袖的教诲，不要搞地方或单位的“小山头”，提倡“忠君”，表彰历史上对皇帝特别效忠的人物，正是出于这一动机，诸葛亮、岳飞被后代王朝不断褒奖。这实质上是皇帝要求天下人都以他为“中心”，用以皇帝为中心的、单一的大“差序格局”来取代天下人心中千千万万个各自独立的小“差序格局”，这真是谈何容易。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皇帝，不但需要有绝对的权势，还必须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个人威望，这样才能够使天下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小“差序格局”抛在脑后，完全盲从于领袖的指导。
四、“差序格局”源自中国传统道德体系
费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这个“差序格局”是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衍生而来的。“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因之，他不能像耶稣一样普爱天下，甚至而爱他的仇敌，还要为杀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饶赦--这些不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1 ]29 。
《大学》中讲“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话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教导人们做事还是要先顾好自己，要把自己作为思考的中心和出发点；其次是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两可了。这与西洋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大异其趣”[1 ]30 。仔细分析，儒家文化提倡的就是社会的“差序格局”。在“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孟子最反对的就是那一套。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墨家的'爱无差等'，和儒家的人伦差序，恰恰相反，所以孟子要骂他无父无君了”[1 ]36 。林语堂曾写道：“社会等级观念？？以一种希奇的方式将平等的观念阉割了。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精神，好的也罢，坏的也罢，都很重要。？？儒家到处传播这种区别，到处建立社会等级和社会秩序”[8 ]161 。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在“差序格局”中是仅次于“己”的重要一环。这与儒家对“家”的重视是分不开的。美国汉学家史华兹曾经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进行过比较“，亚里士多德最为关注的是在一个使得善的效果极大化、以及使得坏的效果极小化的'宪政'(constitutional) 法律体系中的权力和权威的分配问题。？？对孔子来说，这些导致人们正确处理权力和权威的气质倾向和习惯的第一个检验基地，与神圣的家庭制度之间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为恢复政府权威的道德基础所需要的基本品质， 将会在家庭关系之中发现”[9 ]100 -101 。人们首先在自己的小家庭里领略和学习人与人相处的基本规则，然后再把这些规则一层一层(或者像费先生形容的“一波一波”) 地向其他关系较远的人推出去，逐步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中构建出一个无形的“差序格局”以规范自己的行为。
在“五四”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中，都包含着对原来社会制度、传统观念的激烈批评。对于如何解读和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包括费先生在内的许多学者分别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的理论与观点各有不同的侧重，如陈顾远、庄泽宣两先生强调“家族本位”在中国社会中之重要性，钱穆先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强调家族人伦对人们观念和行为的影响，这些各有侧重的观点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都会有所启发。
五、西方现代社会中“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西方现代社会中的总统、议员、州长，不管是采用哪种选举制度，他们都是由选民们选出来的，他们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其性质与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完全不同。在西方社会，小“家”的边界是清楚的，而且被所有人最为重视、居于核心认同层面的团体是“国家”，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们”都应绝对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在国家这个团体中，人们在法律地位上相互之间是平等的。“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1 ]28 。这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观点，也是“团体格局”的基石。
在这个“团体格局”中，政府首脑和高官在本质上与其他公民是平等的，是公民们从自身当中推选出来的，他们有固定任期而不是终身制，被选上了就到政府办公室里去任职，落选了就又回来继续当公民。当然，在西方社会的选举中也会出现丑闻，也有幕后交易等违反社会准则的行为，但这些终究是在暗中悄悄进行的，拿不到桌面上来，一旦公开了，而且危及到政治家个人在公众中的“诚信”，当事人就会身败名裂，美国的“水门事件”就是个例子。无论是尼克松的窃听，还是克林顿的绯闻，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大概都算不上是多严重的事，但在美国却会导致总统灰溜溜地下台。在“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这两种不同的社会里对于类似事件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中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差异确实值得国人深思。
六、西方现代社会“团体格局”的文化宗教基础
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还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在'团体格局'的社会中才发生笼罩万有的神的观念。团体对个人的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是个有赏罚的裁判者，是个公正的维持者，是个万能的保护者。”“团体不能为任何人所私有。”[1 ]32但是神是看不见的，“上帝是在冥冥之中，正象征团体无形的实在；但是在执行团体的意志时，还得有人来代理。'代理者'Minister 是团体格局的社会中一个基本的概念。执行上帝意志的牧师是Minister ，执行团体权力的官吏也是Minister ，都是'代理者'而不是神或团体本身”[1 ]32 。西方社会中的官员们都有自己可以谋生的职业(律师、教授、企业家等) ，想当“团体的代理者”时就去参加竞选，选上了就干，落选了又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在这样的社会关系格局中，他们“能上能下”，“能官能民”。
在世俗社会里，人们有地位高低、财富多少的区别。但是在上帝面前，他们都是同样的信徒，都需要忏悔自己的罪孽，没有高贵卑贱之分。基督教的上帝使他们平等，他们也感到在上帝面前相互之间的平等。儒家的“先师”则教导中国人要遵守“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以自己为中心把周围的人划分为不同的“圈子”，“使(人们之间的) 这种'互助'变成'拉关系'与'走后门'，从而破坏公家的体制，使任何明文规定的条例都无法执行。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西方人的'法治'精神，似乎与他们'六亲不认'的'个体化'态度有关”[4 ]152 。
梁漱溟先生特别强调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之不同与宗教不同密切关联。他认为“中国逐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以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为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7 ]46 。“为西方人集团生活开路的是基督教，同时不待说周孔礼教化便为中国人开了家族生活之路。？？中西社会构造既于此而分途，所以我们正应该指出西方之路开于基督，中国之路开于周孔，而以宗教问题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7 ]68 。严格地说，儒家学说并不能算是一种宗教，应当说是一个系统讲述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伦理体系，而且对其他学说和宗教持有罕见的宽容态度，这是与其他任何宗教都非常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任何世俗宗教的。这是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本质性差异，也正是这一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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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制度的缺陷与重构
中国政府的治理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