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指出， “在(差序格局) 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中，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为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1 ]28 (费孝通，1998 ：28) 。费正清则称之为“中国式的个人主义”[2 ]54 。
“差序格局”是以每个个体为核心的关系网络，各人的利益经常不一样，而每个人又都希望他人放弃其利益而服从自己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里写到，当两个人的交往出现了不愉快的结果后，两个人都会说自己太忠厚，指责对方欺骗了自己， “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么谁不忠厚呢？”[6 ]12每个人如果都以自己为中心，都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来思维，也就只能一味地去指责别人，所以中国人在一起做事情时也只能是“一盘散沙”。
以自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的思维方法，只能是期望其他人都服从自己，也就会出现柏杨讲的中国人的“民主”观，“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6 ]20 。“差序”就表示有轻有重、有近有远、有亲有疏、有高有低，各个层次之间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各层次是不具有平等地位的。在不平等的“差序格局”中，人们期待的相互关系是领导与服从，在实际交往中很难出现平等的合作，真正的民主精神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中很难培养出来。
因为人人心中只有一个“己”，所以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当他看到邻居承包鱼塘养鱼发了财，就会犯“红眼病”，给邻居的鱼塘里投毒，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缺德事。太急于发财的人，一种短视的做法就是“杀熟”，陌生人不好骗，就索性去骗熟识的亲友，这种现象在西方社会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发展商品经济的年代却一度成为流行的社会现象。由于缺乏西方社会那种对“团体”的认同，中国人通常想的只是个人的利益，所以在商业行为中就会出现“造假”浪潮和普遍的“恶性竞争”，把一批批的假货倒卖到境外，把一批批假药推向市场，既不在乎自己国家的声誉，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内其他同行的利益，也不顾消费者可能受到的损害(假酒、假药是可以致人于死的) ，只要自己眼下能挣到钱就行， “一锤子买卖”，甚至也不为自己的声誉和发展做长远打算。西方人也有私心，也关心个人的利益，也想发财，但是像某些只顾自己个人利益的中国人这样短视、损人利己、不顾团体规则来做事的人，在西方社会中应当还是极少数。中国不得不定期组织全国性的“打假”运动，“无假货”成为商家堂而皇之的“金字招牌”，这是在任何其他国家见不到的社会现象，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柏杨所描述的中国社会“酱缸”现象是有一个社会基础的，这可能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
八、个人与团体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个人与团体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费孝通先生指出“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体系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1 ]35 。
我们中很多人都有一个工作岗位，每个岗位也都制定有相对明确的职责，这在形式上与西方现代社会没有区别。但是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仔细想想，当我们在这些岗位上做事时，头脑中的主导意识是什么？ (1) 如果想的是“执行公务”、“履行义务”，想的是要对一个看不见的“团体”负责，这是“团体格局”中的行为方式； (2) 如果想的是这件事做得好或不好都会体现在自己的“业绩”上，从而影响自己的升迁或赏罚，这是从个人利益(“己”即“差序格局”的“中心”) 的角度考虑问题；(3) 如果我们想的是把事情做好了就会得到上级或有影响力的人物(也许是同事) 的认可，以此来报答他对自己的信任、赏识或支持，这是从与自己个人关系密切程度的其他具体人(“差序格局”中最近的一圈、关系网络中重要部分) 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当然，在实际社会中，人们可能会同时存在这几方面的考虑，但是其中哪一个考虑真正占主导？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主要考虑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调查和具体分析的问题。
在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里，有些人做他的本职工作很努力，但他这样做是为了报答上级(主公) 的“知遇之恩”。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为了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恩，否则就会“茅庐高卧，省多少六出祁山”。另一些人对自己的上级不满，工作就敷衍了事，这种思想和行为走到极端的，甚至会恶意破坏公物和单位业务来泄私愤。同一个人，处于不同的单位环境中，表现可能全然不同，因为他会根据这个单位的领导与自己关系的好恶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他考虑的原则并不是对“团体”或社会负责，不是自己在团体中应尽的“工职”或社会中应尽的“义务”。所以费先生说，中国人“团体道德的缺乏，在公私的冲突里更看得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1 ]35 。“公报私仇”、“假公济私”、“徇私舞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成为常见的现象，其根源就是在社会民众中长期形成的“差序格局”这样一种社会网络和相应的观念。
除了单位中的“本职工作”并不被真正看作是自己在团体中应尽的“工职”外，中国人在公共场合不遵守公共规则是出了名的，在车站、机场、邮局不排队，过马路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些现象的背后还是把自己个人的方便放在“团体”的公共规则之上，骨子里还是“差序格局”的“自我主义”在作怪。这与儒家伦理的影响也有密切关系，“礼'或人伦秩序则要求进一步照顾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这一形态的个人主义使中国人不能适应严格纪律的控制，也不习惯于集体的生活。这种精神落实下来必然有好有坏。从好处说是中国人爱好自由，但是其流弊便是'散漫'、是'一盘散沙'”[5 ]21 。
九、“公社社会”和“社团社会”
滕尼斯(F. Tonnies) 在1887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把社会划分为两种类型： ( 1 ) Gemeinschaft(Community) Society ( 2 ) Gessellschaft (Association)Society 。李强等在波普诺的《社会学》一书的中译本里将这两种类型译成“公社社会”和“社团社会”[10 ]105 ； 龙冠海把它们译成“社区”和“社会”[11 ]83 ，也有人译成“乡土社会”和“法理社会”[12 ]606 。殷海光把它们翻译成“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指出在前者中“人同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其中各个分子之间期必有亲密的关系，而且里面的行为规范是传统性质的”；而在后者中“各个分子及其间的关系是工具性的；行为的相互影响是超出特定人身以外的；？？行为规范与其说是传统式的，毋宁说是以理智为归依的”[13 ]103 。
殷海光认为“在未开发的、未工业化的和未城市化的生产团体里，？？这样的社会自然趋向于成为通体社会。这种社会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常为血缘关系，与或邻居关系。？？法律是陌生的东西，逻辑的思考更是格格不入，成规定俗是统治一切的天经地义。？？传统的中国社会？？在基本上它毋宁是通体社会。这种社会的特征简直弥漫全国”[13 ]104 -105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看出了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团体格局”与欧洲早期社会学家在著作中对社会结构模式的探讨之间的相互联系①。
但是中国社会并不是绝对封闭不变的，在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必然会随着商品、机器生产、印刷品的流入而影响到一部分中国人。所以殷海光指出，“一旦工业化开始，大规模的办事制度必须取代前此的私相授受和随便搞搞。于是，特定的人际关系不能维持了。？？原有的通体社会或快或慢地成了历史陈迹，代之而起的是联组社会”[13 ]105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已经有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员开始逐渐脱出了“差序格局”的套子，接受了部分“团体格局”的观念，成了一个两种成分相互混杂的社会。“通体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底；而联组社会则是在这个基底之上的面子”[13 ]105 。所以我们在应用“差序格局”的思路来分析当今中国社会时，发现一些带有“团体格局”色彩的社会现象是不应当感到奇怪的。“差序格局”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农村地区、相对封闭地区可能会表现得更浓厚一些，而在大城市和接受现代教育的人们身上可能就会少一些。
除了地区差异、社会群体差异之外，有时我们会发现，同一个人在处理牵涉到不同对象或不同事务时采取的态度和行为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在他的意识中同时存在着两套准则，在具体处理问题时分别对待。如果有些思想单纯、死读书的年轻人，办事只讲原则，人们会说他“认死理”，如果他不肯照顾和花时间去维系周围的各种关系，人们就会说他“不懂事”，但是经过不断碰壁的教训，他也许会慢慢地懂得一些“人情世故”，做事渐渐符合人们期待的“为人之道”，人们也就点头微笑着接受了他。“差序格局”以及相关规则对人们的影响，是千变万化并会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
在一个社会里，可能同时生存着几部分人，他们根据各自的生活阅历和社会环境，他们所受“差序格局”观念和行为模式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如在西方国家生活一段时间后回国的留学生与比较封闭的内陆居民的想法差距可能很大，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差序格局”) 较深的那些出生于20或30 年代的一代人，与受“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影响较深的出生于50 年代的一代人和在60 或70年代出生并在“文革”后社会主体文化缺失环境中成长(“跟着感觉走”) 的一代人之间，明显地存在着观念与行为方式方面的“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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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制度的缺陷与重构
中国政府的治理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