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 目前 有多少农民工？
笔者到四川、浙江等地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总的感觉是，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数量巨大、结构复杂、不断扩张的新生群体。
四川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农民工数量的巨大。一份详细材料表明，2004年四川有1490万农民外出务工，比上年增长740万人；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全省农户的10%； 农村 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务收入达576亿元，比上年增长25.2%。对于这几组数据，可以作三点简单的 分析 ：首先，1490万农民工大军，正巧与北京市总人口相等，意味着四川有30%以上（江西、福建高达4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跃出农门”，这个数字相当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其次，200万个农户举家迁往城镇，说明了他们告别农村的决心和勇气，也提醒我们这已经不单纯是劳动力的转移，而且还是人口以户为单位的群体大迁徙。第三，576亿元的农民工劳务收入，大大超过了全省地方性财政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已超过50%，这标志着农民工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不仅如此，四川2005年上半年的情况更让我们关注。截至6月份，全省有1537.36万农民外出务工，同比增加333.06万人；实现劳务收入375.58亿元，同比增加61亿元。四川这种动态性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民工潮 发展 的强劲势头，数量的增长和效益的提高都是 历史 上不多见的。
一般认为，决定农民工涌向城市有两个变量：一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二是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两个变量在我国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宽松，农民工的流量就会加大，反之就会减少。那么，全国农民工到底有多少呢？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准确数字，在统计概念上也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有两个数字可以 参考 。一是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二是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的就业人数。据有关统计和调查分析，2004年，前者为1.38亿，后者为1.02亿，两者相加为2.4亿。但这两个数据有交叉重合，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中有一些不是农民工，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就业人数又不包括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此外，有些乡镇企业改制后就不纳入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的统计范围，但一线工人仍然以农民工为主体。除上面两个数据外，还有些相关的数据可以说明农民工群体之宏大。比如，2004年全国春运客运量达18.9亿人次，比10年前增长6.7亿人次。农民工一般占春运客流的60%以上。综合各方面因素保守地进行推算，目前我国农民工大概超过1.8亿。当然，也有专家估计，我国农民工数量在2亿左右。
农民工属于什么阶层？
这些年来，农民工的阶层定位并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人们都习惯于把农民工与农民相提并论，似乎农民工与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是的，尽管中国的农民工已经有多年的坎坷历史，但由于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的障碍，农民工一直作为农民的一部分，与农民、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农民工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正在迅速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据了解，在浙江，一些进城10多年的农民工，现在都成了企业的中层干部，名副其实的高级“白领”。他们在城里建功立业、娶妻生子，但其身份还是农民，家里还有1亩或者几分地。这些“白领”农民工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家乡的地已经不知道谁在种。自己这一代改变不了农民的身份，下一代一定要改变！”调研中，我深感一些农民工无论是职业还是观念，都已经不是农民，甚至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了。他们不但是 现代 产业工人，其中优秀分子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高级技工。据浙江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在农民工的工作岗位中，技术人员占14.8%，中层管理人员占10.1%。这个比例说明，农民工自身素质和在企业中的地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除了身份和名分之外，与“农民”这个概念越来越远了。
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判断非常正确，意义重大。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也就是说，农民工正在迅速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当然，这种分离和融入还处于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渡期，由于打破城乡分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工的农民“血统”还会延续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充分理由证明，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具有独特的 经济 需求和 政治 诉求。虽然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但是他们正像“涅般木”中脱胎换骨的“凤凰”，此时此刻最需要社会给他们一对展翅高飞的双翼。也就是说，农民工的经济需求和政治诉求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乃至得到应有的满足。
农民工处于何种生存境况？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工作和生活着，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令人堪忧。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生存境况的主要问题是：（一）作为“廉价劳动力”，工资水平低，拖欠时有发生。在用工企业的概念中，农民工与廉价劳动力划等号。农民工工资水平很低，同工不同酬，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就业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相差近1倍。浙江省有关部门调查显示，7.5%农民工的月工资在600元以下，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长期以来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降低企业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要手段。有的企业主直言不讳地向我们抱怨，“如果提高农民工工资，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即便是很低水平的工资，企业还是想方设法拖欠。这在建筑行业是普遍存在，在其他行业也屡禁不止。去年以来，尽管清欠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据四川有关部门问卷调查，35.15%的农民工认为按月取得工资有点难，18.87%的农民工则认为很难。看来一些地方还有50%左右的农民工难以按月拿到应得的工资。
（二）作为“超时劳动力”，工作时间极长，超负荷从事繁重工作。涉及工资和工时问题，农民工不得不跳进计件工资和加班加点的陷阱。比如，浙江79.7%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800元以上，听起来不算太低。但是，这绝不是一周工作5天、一天工作8小时的劳动报酬。笔者在浙江一个拥有5000多名农民工的大型民营企业调研发现，农民工每月只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10个小时。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工要多挣钱就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假如按《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干活，拿到的计件工作肯定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吃饭都不够。就是在这个企业的食堂里，笔者看到一位农民工正在吃一碗稀饭和一盘土豆片。笔者问他，“花多少钱？”他说，“一元钱”。笔者接着问，“一月工资多少？”他说，“620元，但加班也完不成定额”。一些中小企业里农民工的高工时、超负荷问题就更为严重。比如，浙江省海盐县某制衣公司的农民工陈飞向信访部门投诉，他们一天要工作12小时，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也没有加班工资。平均月工作时间322小时，比有关规定超出155小时。公司为应付劳动部门检查，还特别制作两份工资表。四川省总工会的一个调研材料反映，某服装有限公司农民工的日工作时间高达13—17小时，一周5天加班，超出了生理极限。
（三）作为“高危劳动力”，社会保障缺失，各种安全事故频发。四川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浙江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调查中我们感觉到，无论是输出地还是输入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都严重滞后，绝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从事相当艰苦、甚至高度危险的工作，工伤、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很低。据四川有关部门调查统计分析，在县以上企业就业的农民工，仅有3.41%参加工伤保险，0.84%参加医疗保险，0.83%参加失业保险，2.99%参加养老保险。该省南充市南坪区的私营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只有39人，其中农民工寥寥无几。农民工参保率如此之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相当多的企业想方设法逃避参保，以降低企业成本；农民工参保的“门槛”过高，多数农民工想参保但力不从心；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为城镇职工设计的，农民工流动性大，个人账户转移无法衔接。尤为严重的是，农民工是工伤工亡的高危人群。一些地方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有的企业设备陈旧，管理粗放，不投入基本的安全装备，农民工加班加点疲劳过度，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四川有问卷调查显示，62.2%的农民工没有劳动保护用品，57.75%的农民工没有经过安全生产培训，9.3%的农民工发生过一次工伤事故，4.23%的农民工发生过两次工伤事故。有的小企业、小作坊，化学用品管理混乱，生产、生活、仓库“三合一”，农民工直接接触有毒有害物品和气体，职业病发病率很高。一方面农民工极易患职业病，工伤事故严重；另一方面农民工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后，很难得到合理的赔偿，农民工把伤、残、病带回家乡，社会矛盾由城市转嫁到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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