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利益矛盾的主要危害(1)

        一、利益矛盾损害中央政府权威

 

        任何一个国家，中央权威作为主权的体现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央政府部门依法做出的决定在地方得不到落实，必然对甚至整个社会得以维系运转的法治权威提出严峻的挑战。

 

        保持中央政权的强有力状态，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客观需要。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社会现代化，一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打破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传统观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必须克服导致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和矛盾，把社会现代化运动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程序性轨道。这就必须要有中央的权威，否则，必然带来发展的缓慢、动荡甚至内乱。印度的经济学家曾说，中国经济能够比印度发展快，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有足够的权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如果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地方官员拥权自重，不断挑战中央的权威，把中央政令当作一纸空文，势必使整个国家管理失去规范，改革的各项政策就难以落实，就可能使改革半途而废或者发生质变。

 

        保持中央政权的强有力状态，是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世界经济发展的区域化、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要在激烈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基本前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配置。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所导致的不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投入，更重要的是对要素流动的高度阻碍和市场的人为分割，使产业做强做大所亟需的要素积聚难以在更大范围实现，技术升级困难，高度影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保持中央政权的强有力状态，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大趋势。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史看，西方国家中央政府都是有意识地强化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加强政府干预经济能力，并在收入公平分配、社会保障、提供公共财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880年，西方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一般都在10％左右，如德国为10％、英国为10％、美国为8％、瑞典为6％；1985年，德国变为47％、英国为48％、美国为37％、瑞典为65％。1900年，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的34％，到1985年却提高到了58.5％。

 

      二、利益矛盾影响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区域利益矛盾的恶化，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既影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也影响发展的成果共享。

 

        一是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从总量上分析，198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是50%、30%、20%。2004年变成58.5%、24.7%、16.8%，发展差别拉大。从增长速度分析，1981-1988年期间，西部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83%和10.77%，分别是同期东部年均增长率11.80%的92%和91％。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三大地带经济增长速度均大幅度下降，其中中部下降最大，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48%，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西部增长率为6.11%,略高于东部地区。但在治理整顿结束后，东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大幅度地高于中、西部，东、中、西三大地带呈现严重的不平衡增长格局（表：3－3）。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和«中国统计年鉴» (1977－1995)的有关数据整理而成。

 

        从人均GDP分析，1980年，东部与中部的差别是1.51∶1，2002年是2.1∶1。东部与西部1980年是1.91∶1，2002年是2.61∶1。目前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30%，但人均GDP仅占东部的40%（表：3－4）。日本最富的东京地区与最不发达的北海道地区的差距仅为1：0.7，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在缩小。以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

 

年份         地区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东部地区	2236	7247	11334
中部地区	1338	3708	5982
西部地区	1157	3044	4687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总值为1，东、中、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如（表3－5）所示，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值差额比1990年扩大了4.96倍（2000年是1990年的5.96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值差额多大了5.16倍（2000年是1990年的6.16倍）。

 

年份         地区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东部地区	1．93	2．38	2．42
中部地区	1．16	1．22	1．28
西部地区	1	1	1

 

年份         地区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中部地区	1338	3708	5982
西部地区	1157	3044	4687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1998»，1997年各项具有代表性相对经济数据的东中西比值：人均GDP为1：0.53：0.43，地均GDP为1：0.22：0.05；人均工业产值为1：0.49：0.35，地均工业产值为1：0.19：0.05；人均进出口产值为1：0.10：0.09，地均进出口产值为1：0.03：0.01；人均实际使用外资为1：0.15：0.07，地均实际使用外资为1：0.06:：0.01。

 

        省际差距更为惊人，如浙江与贵州相比，人均GDP的差距由1991年的2.70：1扩大到2002年的5.3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2年广东、浙江分别达1.1万元和1.2万元，贵州只有5944元，相差近一倍。2002年，浙江的农民人均收入是贵州的3.32倍，比1991年扩大了0.73倍[1]。另据对中国10个城镇样本省份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工资的增长率的调查与统计，1995—1998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北京、广东和江苏的人均工资的增长率分别是84.1%、79.1%和55.7%，而甘肃仅为3.9%[2]。

 

        二是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2002年，仅占全国人口25%的地级城市（不含辖县）实现的GDP占全国63%，而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农村实现的农业增加值仅占全国GDP的15%。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额从20世纪80年代年均279.2元增长到90年代的年均2104.8元，1998年达到3265元，2003年则猛增到5850.0元。城乡收入差距比从最低的1985年1.86：1扩大到2002年的3.1：1[3]，绝对收入差距更是扩大到5850.0元。如果考虑农民用于生产的费用，并把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补贴和福利考虑进来，这个差距将接近6：1[4]（表3－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1998、1999、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01年较高收入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地区，而中西部及其农村地区收入相对仍然较低，农民收入的增速明显低于城镇居民，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8.5％，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仅4.2%。从总体上分析，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情况在1990-2005年的15年间，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都有较快增长，但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绝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表：3－9）。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 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58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94倍（表：3－10；3－11）。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三是社会成员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有两个数据说明了转型期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一是基尼系数。中国的基尼系数1988年是0.341，在警戒线以内。但在1994年就翻过0.4

 

国别	基尼系数	调查年份	国别	基层系数	调查年份
中国	0.42	1998	日本	0.25	1993
巴西	0.60	1996	韩国	0.32	1993
墨西哥	0.54	1995	法国	0.33	1995
俄罗斯	0.49	1998	德国	0.30	1994
美国	0.41	1997	印度	0.38	1997

        

      的“警戒线”达到0.434，而且每年以0.1%的速度递增，2003年达到0.461[5]。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甚至估计，2003年实际已达到0.5以上，中国已由一个收入差距较为均等的国家变为较为悬殊的国家（表：3－12）[6]。二是欧希玛指数，即五等分法。就是把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分成五等份，1/5最贫穷的，1/5次贫穷的，1/5中间的，1/5次富的，1/5最富的。根据有关方面的抽样调查，中国1/5最穷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4.27%，1/5最富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50.13%，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向两个相反的方向移动。从1994-1997年，中国最富裕的1/5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值从41.80%上升到55.86%；而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值则从4.06%降到2.50%（表:3－13）[7]。

 

        表3－13：中国五等分贫富差距

        

      从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对比分析，城镇1998年为3.9倍，到2000年，达到5.02倍；农村，1998年是4.8倍，到2000年，达到6.5倍。贫富差距拉开的直接后果不仅使社会贫困问题更加突出，更使公平问题成为最大的社会热点，中央党校调研组对学员问卷调研显示，2004年最为严重的三个问题依次是“收入差距”为第一，占43.9%，“社会治安”为第二，占24.3%，“腐败”为第三，占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