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制度与文化的混淆常常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在求索中国的现代转型时遭遇解不开的结。而放眼20世纪后发国家的改革历程，我们早已不是只能停留在百年前的问题意识上无所作为，把制度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独立区分开来，问题或许就豁然开朗了。秋风的特稿把制度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各自的偏颇之处厘清，试图说明：与其诸诉个人理性的爆发式觉醒，不如步步为营，通过道德与社会的传统良性回归，让人与社会、国家相互驯化，同步演进，最大限制地规避急风暴雨式的变革，这样才是社会之福、人民之福。欢迎读者提供不同意见。
人们在100多年前就形容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一变局到今天依然没有尘埃落定，因为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多项关键性制度尚未建立或者还不完善，以致中国在经历20多年快速经济增长之后，反而面临诸多政治社会乃至精神的困扰。人们已经普遍地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制度变革，即建立、完善法治、民主与市场等现代基础性制度。问题是，变革的主体是谁？激励何在？历史似已表明，经过文艺复兴、个性解放所释放出来的个体不足以承担这一使命。相反，中国欲现代化，需要一场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
个体释放的得与失
按照经典的中国近代史叙述范式，中国的初期近代化经历了三个连续递进的阶段：先是开明官僚主导的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仅在器物的层面上学习西方；继之以晚清维新运动、清末立宪尝试及建立民国的事业，所涉及的是国家政治制度安排的变革；第三阶段则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深入到人的精神层面，彼时的启蒙者试图颠覆传统、重建新文化，以之为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这是中国人建立现代国体的三种不同进路，它们在后来的历史上曾经反复再现。过去20多年就已经历过一轮循环，尽管次序有所颠倒：首先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新启蒙运动，随后展开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重要的制度变革内容。不过，1990年代之后，文化运动与制度改革让位于单向度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本地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增长。
不论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还是横向的国际比较都可发现，民众与政府不受约束、狂热而单向度地追求财富的这种心态，是十分特别的。而这种显著的物质主义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连续不断的欧陆式启蒙运动的结果。
来自欧洲大陆的启蒙观念对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具有强烈吸引力，这些启蒙知识分子在立国问题上都是文化决定论者。比如上世纪初他们把中国的封建专制归咎于人的精神愚昧，而愚昧的罪魁则是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及家族、教会、商会等传统社会组织形态。因而，近100年来现代知识分子始终致力于打碎传统，让个体摆脱这些传统道德与社会机制的束缚。他们相信，一旦个体获得解放，成为新人，就可以制定出新道德、新文化、新制度，中国也就进入美丽新世界。
然而，道德就是道德，文化就是文化，信仰就是信仰，本无所谓新旧之分。道德、信仰、文化的具体内容确实是可以演进的，但其中的核心价值却是永恒的，它们就蕴涵于传统中。离开了传统，道德、信仰、文化也就不复存在，而没有了这些价值的纽带，社会也就趋向瓦解。
因而，追求新道德、新文化的结果，只是破坏而已。经过启蒙观念一波又一波的洗礼，经过启蒙观念所驱动的破除传统的运动冲击，蕴涵于传统中，并得到传统的权威、礼仪支撑的道德、信念及社会组织形态，在受过教育的民众心中再也得不到尊重与遵行，各种约束人的规范趋向失效、瓦解。
这样，在商业化时代来临之先，人们就已进入了一种新生活状态，一种几乎不受约束的原子式个人化的生活，人只受自己的欲望支配。1990年代兴起的经济学家又把经济学为分析方便而预设的假设——经济人理性，当成一种应然的道德律令传播给整个社会。这样，我们这个社会就只剩下一条反伦理的伦理规范发挥作用：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并且不计手段，没有任何犹豫。但不幸得很，它也正是今日困扰国人的种种问题之根源所在。在个人生活层面上，托克维尔早就指出，物质主义必然让人们对自己的处境不满，因为物欲是无止境的，总有人比自己更有钱。人人都不受约束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个人视其他所有人为敌人，生活在不安与焦虑乃至某种非法状态中。
人们将这些政治、社会、精神问题归咎于制度，并希望通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通过继续解放个体，形成致力于制度变革的主体。然而上述分析已经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恰恰在于个体被彻底解放、自己成为自己的主权者的后果，他忽略甚至敌视他人的存在，他不受规则约束，不论规则是否合理。他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追求好生活，因为好生活是一种具有道德内涵、超出纯粹物质层面的生活。他也没有意愿及能力追求保证这种好生活的好制度，即参与公共生活。
因此，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个体继续向着空虚裸奔，而是回归社会，在与他人的互动、合作中，树立人的尊严与自由：中国需要一场漫长而艰难的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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