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所以需要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乃是因为，归根到底，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自由或尊严必然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对于孤立的个体而言，自由或尊严无从谈起。人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他人，与他人合作、交往。因此，自由或尊严并不意味着躲避他人，而仅仅意味着，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道德规范，它告诉人们做正确的事情，而克制自己不去做错误的、可能伤害别人的事情。
这些规范乃是在人们长期的合作交易过程中自发地生成的，并被某种传统、神秘的权威所保证，而深植于人的内心。这些规范不是启蒙了的个体———哪怕他自称为哲学家———单靠自己的理智就可以设计出来的。相反，其中所包含的智慧远远超出了个体的理解能力。恰恰是这样的道德规范可以驱动人们从事于改进其他种种制度的事业。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如企业家是经济学家所刻画的那种纯粹的“经济人”，只基于个人立场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而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伦理审查，那么，面对不合理的市场管制措施，这些企业家肯定趋向于选择贿买管制官员的策略，从企业家个人立场看，这是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方案。由于没有道德审查，企业家在作出这一选择时不会有丝毫的内疚感。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从另一个方向对企业家贿买官员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他们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腐败是管制的润滑剂，在僵化的管制体制下，企业家贿买官员有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
然而，从个体角度看来完全理性的这些选择，加总之后的结果却一点也不理性：每家企业都在付出巨大的“公关”成本。而政府官员在尝到了甜头之后，肯定倾向于设立更多不合理的管制措施。另一方面，那些进行贿买的官员却随时可能遭到法律的惩罚，毕竟，贿赂在任何时候都是违法行为。于是，企业家基于理性的算计所采取的自以为聪明的策略，却在帮助维持、甚至强化着损害其利益的不合理的管制体制。
在社会其他领域，情形与此类似。面对管制措施，民众本能的反应是收买官员，并普遍地以为这是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策略。最终，每个人都不能避免滥权之害。
这一点证明了一个真理：道德规范中蕴涵着某些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十分关键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是单个人的理性所不能完全具备的。道德规范以良心禁令或道德谴责的方式约束人，让个人不自觉地或者有意识地排除那些或许可以增进自己短期利益却损害长期利益的选择，排除那些或许可以增进自己利益却显著地损害他人利益的选择。
因此，如果我们期望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向良性方向演进，那么，参与市场、社会活动的主体就必须具有基本的道德规范约束。这些道德观念为企业家的选择树立了一道篱笆，当其面对不合理的管制规则时，不会不假思索地采取贿买策略。相反，道德观念将会告诉他，贿赂官员是不正确的做法。这样，企业家如果要想从事自己认为正当的商业活动，就必须另想办法，那就是，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管制规则。
作为一种制度的自由市场之所以出现在英国而不是欧洲南方国家，奥秘恰在于此。没有自由市场，工商业照样可以十分繁荣，中国历史上就多次出现过商业繁荣，如宋代、明末，经过文艺复兴、个体解放之后的欧洲南方国家，工商业同样十分发达。但是，自由市场制度没有形成于中国，也没有形成于欧洲天主教国家。主流学术意见一直相信，自由市场与英国清教之间有直接关系，而清教乃是一场宗教复兴运动。相对于天主教徒，清教徒以严格的道德戒律约束自己，他们是一群节俭、勤奋、节欲、诚实的人，而不是纵欲者和物质崇拜者。清教的道德戒律也禁止他们从国王那里购买垄断权，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腐败的做法，人应当仅仅依靠自己的勤劳发财致富。为了从事正当的商业活动，他们起而反对垄断制度本身。在普通法法律家的协助下，一个一个垄断被废除。由此，自由市场制度在英国逐渐成型。
婚恋的道德基础
论性道德的发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