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辩论中，双方还围绕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的存在与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曹树基认为， 中国 人口的模式可以简化为“过剩—缓解—重新过剩”；人口过剩的难题（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我们生存和 发展 的梦魇 [31]。李中清则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过剩”（甚至在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下游也是这样） [32]。不仅如此，在李伯重看来，中国 历史 上曾否存在“人口压力”都不无可疑了 [33]。这些论点不但本身意义重大，还带来如下的一些问题：我们应如何看待清代 经济 发展的动力，又如何评价人口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先谈人口压力问题。我觉得，“人口压力”应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不但不应将“人口压力”与“人口危机”等同看待，也不一定要把它与什么“障碍”或所谓“阻碍”因素联系起来。把一个“力”（或曰“感受力”）的概念，当成衡量某种发展（或不发展）程度的指标，好像（经济发展）问题解决得好，就没有了人口压力；没解决好，才会有人口压力 [34]，这种看法似也不无问题。以古观今，或以今观古，道理恐怕都是一样的。
再者，从历史学角度来讲，有一个“主—客观”或“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光凭后人的看法，而要看到前人（或曰“当事人”）的观感才是。美国学者柯文一再强调，要从当事人的直接体验出发，可能正包含有这个意思 [35]。清人自18世纪初发现了人口问题的存在（康熙皇帝），即受其驱策，而思想，而行动，吾人不能一味指责他“不合逻辑”或“有悖史实”，甚或进而否认古人故事。明显的事实是，当时中国人口还不如明代之多，但偏是在这一时期而非其后，清人针对着人口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经济对策（从朝廷到地方），并将之着力推行，付诸实践 [36]。其 内容 可概括为经济作物种植及商品经济的开展，规模效益及跨省区经济交流的扩大，以及 工业 的相应发展，等等（因此我也坚持使用“经济发展”的概念，而不随意以“经济增长”取而代之） [37]。这些，大约都可称为清人面对人口压力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对此学界曾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多是被动的、迫于压力不得不为的，如迫于天灾、迫于官府或地主压迫、迫于粮食紧张等。如此一路被动消极下去，势必不到“走投无路”不止。其实，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历程中，正是人口的增加，每每给予中国经济以新的活力，推动它向前发展和“升级换代”。如此看来，它并非什么被动应付，而恰是一种积极进取，是充满生命力、活泼向上的 [38]。我们难道能因为它曾获得某种成功，就否认中国曾有“人口压力”存在？或是相反，因为它有过失败，“人口压力”才会形成？
而且，清人的努力已使清代经济迈上了好几个阶梯，我们怎能随意赞同某些时髦话语，称其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39]？而在那一类所谓“过密化”的解释之下，则不但明清以来的600年，直到今天（乃至今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经济史，都将是“一无是处”。这，又怎能经得起史实的验证呢？[40]
再说人口的作用问题。始终有人以为，人口众多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总有人把中国太多的问题归之于人口因素（或以为用它就能 分析 解释一切），并认为其作用一直就是“负面”的。这恰是笔者不能同意的。
我们还是从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之中，经济的“起步”即完全得力于人口的增加和有效需求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甚至会引起收益的递增，这在发展的早期或所谓“恢复时期”最为明显，也较少引起争议。到了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虽然收益会有所递减，但它却可能更为有效地利用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如精耕细作的农作方式及经济作物生产，往往需要较多人手，例如江苏一些地方，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仍对生产发展有正面的贡献。可见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的贡献，就是对高水平发展也不例外。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而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扩大；没有需求的如是扩大，就不会形成生产上的扩张和“规模经济”的出现，便也没有地区间的贸易和比较优势的交换可言。由此看来，清代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无论是土地的全域性开发，还是跨省区优势交换格局的形成，如果没有人口的大量增长，都是不可想象的。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经济需要那样高度密集的人口，二者之间有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人口的增加，对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各发展阶段，无疑都起到过推动的作用 [41]。
而且，我们不应忘记，在中国历史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农业都是“非充分生产”的，直到今天；它一方面养育了十几亿的人口，另一方面，不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剩余吗？
人口增加还对租佃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始料不及”的后果，它迫使地主将租地分给更多的佃户耕种，结果就产生了张五常在《佃农 理论 》中所说的地租率的下降 [42]。因此，我们怎能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不是”都推在“人口”上？或把那一切都称作“不是”呢？
但是，上述论点很可能受到如下的指责：这是不是把中国的历史说得太好了？还要不要中国革命了？如有学者指出，（人口众多所导致的）整体性贫困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否认这一点，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就会缠入越来越多的解不开的死结当中 [43]。这类意见曾在不同场合引起讨论。笔者本人也数次得到学界同仁的善意批评。如一次在争论中，有同事说：如果把清史写得这么好，还要革命干什么！我想对此不能不给予正面回答。
问题在这里大约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关于清史本身的。我的批评者和我也许都不同意“盛世”派一味夸饰的作法；可能也不赞成十八世纪的 政治 史只是一个“反贪污史”的观点。为此，我将作出如下的回答：恐怕（我们对清史）写得“还不够好”。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革命”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即便我们把清史写得再好（或清人做得再好），恐怕也不能排除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发生。因为它是具有太多的理由和逻辑性了。这说来话长，首先，把一些“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理解得太“轻而易举”，按黄仁宇的说法，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解；即使是像英国那样的国家，也是经过了一场大革命和长时期的努力才成功了的。更不用说那些“跟进”国家了。而中国在二十世纪面临的 现代 国家的“三层重建”（以及“反帝反封建”诸问题），更不是清人能够应付得了的，无论它做得多好。所以我们若想“否定”革命或把革命轻易地越过去，恐怕都是不可能的。[44]
最后，本文还想就人口思想的一些问题略加讨论。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紧紧地围绕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为辩论的中心，马尔萨斯短、马尔萨斯长，一以马氏的“马首是瞻”，我觉得，这似乎是不必的。马氏是两百多年前的人物，他的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的历史中发生作用，至今也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它毕竟不属于严格的学术思想，我们为什么念念在兹，总是以马氏设问，而不能另行设立一套问题意识和自己的人口思想体系呢？
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着中国的人口思想，如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以及洪亮吉等人的人口思想时，若非加以忽视，便是当头一个“反向提问”：他们有没有节制人口的思想？好像只有谈到“砍杀人口”才是够味，反之则失去了其意义和现代价值似的。所以，在有关方面，我想，我们还有许多的基本建设要作。
早年笔者曾就人口问题作过一点 研究 ，随后传闻“淡出江湖”，也就不免于“孤陋寡闻” [45]和“落伍 时代 ”之讥。兹作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1] 当然，在有关研究中还存在不少技术性问题需要解决，参见王国斌对家谱资料分析的批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29。
[2]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中译本，三联书店，北京，2000（以下简称《人类的四分之一》）；按：该书 英文 版出版于1999年。
[3] 《人类的四分之一》，页54、81、156、10。
[4] 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 方法 及其运用与传播”，《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页71。
[5] “堕胎、避孕与绝育”，页73。
[6] 见《人类的四分之一》，页131。
[7] 《人类的四分之一》，页137。
[8] “堕胎、避孕与绝育”。
[9] 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
[10] “堕胎、避孕与绝育”，页89—90、84—85。
[11] 于允科先生、符友丰教授、李零教授的谈话，2003年3月。
[12] “堕胎、避孕与绝育”，页73。
[13] 参见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北京，1999。
[14] 参见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页96。
[15] 在读了本文的草稿后，夏明方教授告诉我说（2003年6月），费孝通即曾指出，在广西的一些地方，“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这样他们就“使人口安定在不会增加的水准上”，引文见《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248。
[16] 《人类的四分之一》，页123。
[17]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1，页877。
[18] 陈意新、曹树基：“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未刊稿）。
[19] 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清代以来中国人口的研究”，《历史研究》2002：1。
[20]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在此之前，明人徐光启有“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之说；之后，汪士铎有“二十年即加一倍”之说，二者皆有所见而发，参见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 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86，页204、237。
[21] 《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页856。20世纪70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在插队的村庄，也都发现人口大约增加了一倍的现象。
[22] “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
[23] “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
[24] 周孝正教授的谈话，2003年3月。
[25] 《人类的四分之一》，页165。
[26] 《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页835、836。
[27] 《人类的四分之一》，页216。
[28] 《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页832。
[29] 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4）、“清代人口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通讯》1983∶2）、“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1981年第一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未定稿》1982∶32）等。
[30] 参见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1983年南京人口会议论文，《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2）；“清代初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控制”（第二、三节），《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在南京会议上山西医学院教授倪江林也使用了“倒推”法来测算清初人口，当然他的统计在方法上就更为严密。
[31] 《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页870。
[32] 《人类的四分之一》，页47。
[33]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1；又见《人类的四分之一》，页177。
[34] 参见“‘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
[35]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多处。
[36] 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
[37] 有关“工业”的概念和清代工业的发展，以及江南（传统）“工业区”的出现，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1987年秋季号；“关于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90∶4；《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1995；以及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中国社科 文献 出版社，2000；更早关于的“原始工业化”提法，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第九章；据说在这之前，还有伊懋可和不少学者都采纳了这一术语，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页43、34。
[38] 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39]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多处。黄宗智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研究的主旨，都是回答中国革命“为什么发生”这一问题的（而且很多都是依据二十世纪上叶的史实），这样看来，我们也许就能对之有多一点的理解。
[40] 对于近六个世纪中国“一直是‘糊口农业’占支配地位”的说法，王国斌也表示了不同意见，见《转变的中国》，页19。
[41] 以上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又，关于清代江南劳动力的“供给不足”，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9章第3节。
[42] 张五常的“佃农理论”认为：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如果我们在这句话前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此外，他的理论也对劳动过密、以及过密只会使佃农更为不利等，提出了挑战。以上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第六章“几点余论”（即刊）。
[43] 《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页848。
[44] 参见拙作：“不是否定革命”（未刊）。
[45]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老同学陈意新教授为我全面介绍了有关争论（2002年6月），使我获益匪浅。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下)
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兼论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