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者的议论也是很富启迪的，胡纪泽（1986）在重温潘光旦先生《优生原理》时的感悟是：一个人能否在某项事业中成功，除了他的智能、环境条件以及自身的刻苦努力外，还与他的气质密切相关。不同的事业，需要不同气质的人。一个人的气质主要也是由遗传决定的。近年来，有关优生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苏苹、侯东民编著的《优生学概论》一书中。该书不仅论述了遗传和优生、环境与优生的关系，而且强调指出优生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并尝试从社会医学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与优生之间的关系。钱信忠先生（1986）也曾从普及知识的角度探讨过优生优育即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并主张制定优生保护法。
对人类的优生起重大作用的一条途径是生育选择。然而，中国人口政策的偏狭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做得很严，而提高人口素质的措施却少之又少。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控制过死则缺乏优生学的远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提法太笼统，缺乏科学预见性。殊不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几十年后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仅从优生学上看就有了缺陷（胡纪泽 1986）。对独生子女问题的探讨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在近年来有关中国生育率下降代价问题的研究中，“独生子女问题”是最引人注目的代价问题之一，确切说包括了原生性的独生子女新生代素质发展失衡的问题（如非智力素质问题比较突出、次生性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和独生子女自己的婚姻问题等（穆光宗 1994，1995）。
当然，少生也可能有助于优生，笔者曾经分析过计划生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效果，初步结论是：（1）中国的计划生育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措施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广大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或者说减少了她们“风险生育”的概率。如通过一系列预防性措施，提供多样化的可供选择的避孕节育措施，帮助广大育龄妇女避免了不必要的妊娠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工流产，从而促进了她们的身心健康。（2）在计划生育深入人心并受到群众普遍欢迎和拥护的地方，计划生育对妇女健康的影响大多比较积极。如计划生育“三结合”的成功实践所形成的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对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有着良好作用。（3）计划生育对生育质量的正面影响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是积极且显著的。主要表现在：其一，“少生”这一结果本身对下一代的优生优育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二，优生优育措施的落实有力地促进了优生优育事实的形成和扩充；其三，母亲一代在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状况两方面的俗话子改善对下一代的生育质量具有强有力的提升作用（穆光宗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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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人口政策思考
论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