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gwartLindenberg(1991)认为,如果不知道不同的任务定义对社会认可的生长(或破坏)造成的后果,那么,对内部组织中的交易成本和代理问题的分析实际上是很不完全的。在这方面,内部组织中任务结构的设计与交易成本的产生和降低有着密切关系。一项任务对代理人脑力活动的要求越高,委托人就越依赖代理人的好意,治理结构就越必须包括社会生产函数的效应。由此观之,审计服务于“社会认可”和“社会生产函数”,又由于我们难以做到对经理行为的监督,于是,委托人就不得不依赖代理人的“好意”。此时,治理结构就越必须包括社会函数的效应,也就是说,在制订治理结构的时候就应将利益相关者纳入考虑。可以肯定的是,审计是目前诸多为此目的而设计的“设计”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从代理关系看独立审计与
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可以理解成为委托-代理结构。一个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处理的问题包括:(1)谁应该成为委托人,而谁又应该成为代理人。(2)委托人和代理人都以各自的“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又因为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对代理人无法进行全面监督,或者即便可以全面监督这样的监督成本也太高,因此必须签订代理契约以明确所有权——相机的剩余控制权的安排。(3)由于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全面监督成本太高难度太大、以及契约的签订、执行和法院判决都带片面性等原因,决定了代理契约的不完备性。而就是因为契约的不完备性导致了相机控制的剩余控制权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个所有权结构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应如何规定,相应的决策程序、监督和控制以及激励机制应如何安排?这就产生了最佳契约问题。(4)什么是最佳契约呢?代理成本最小从而企业总价值最大的契约,或者说能使剩余求偿权与相机控制权达到最大对应的委托-代理结构是最佳契约。(5)如何实施和监督这些合约呢?进而,如何调整这些合约呢?这就马上涉及到在经营过程中信息反馈和监控。(6)进一步地,代理成本是为使代理人以符合委托人最大利益而对代理人进行监督、控制、激励和惩罚的而产生的一系列包括订约、监督和委托人损失在内的成本(DouglasR.Emery和JohnD.Finnerty,1997),其中监督成本就包括了独立审计成本。代理成本最小意味着上述监督、控制、激励和惩罚等诸成本的总和最小,它们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监督成本上升,委托人损失成本就有可能下降;而如果监督成本下降,委托人的控制成本、激励成本、委托人损失就有可能上升。为了使它们的总和达到最小,就应该使边际监督成本等于边际非监督成本。这就从量的规定性决定了审计的边界范围和法律责任,也就是通过检查公司财务报告的遵循性和一致性来检查其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财务变动状况,审计以这样的方式提供了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