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首先体现在对于人生解放和人生意义的不懈追寻中。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生命、以和为美的民族。审美活动作为人的个体生命意义的体认，在特定年代往往获得直接的表现。相对于哲学的理性思辨与伦理的实践，审美活动通过“吟咏情性”，使人的生命冲动在美的王国中得到升华，精神获取自由，意义得到形而上的超越。这一点，在魏晋南北朝表现得最为明显。汉魏以来，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动乱分裂之中，然而人们并没有放弃对于黑暗的抗争和理想人格的追求。当时，在各种哲学思潮展开对于天道人事重新思考的同时，审美活动也成为人们重铸精神人格的创造活动，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融入美学思想之中。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先生对之有过精辟的论述：“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妙。”当时虽然佛教活动开始兴盛，然而在现实人生痛苦的解脱，精神人格重构方面，审美活动显然更具有人文意蕴，更能契合人生需要。当时的美学著述辉煌灿烂，泽溉后世，正是这种文化精神的结晶。
中国传统美学人文底蕴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能够代替宗教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独立承载民族文化心理的安顿。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奋斗中，形成了乐观向上的人生观，“生生之谓易”、“乐天知命而不忧”，便是这种心理的表征。不管这里面有多少消极的成份，但是这种文化心理却使得中国人在遭遇危厄与痛苦时，能够在审美活动中获得解脱。钱钟书先生曾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指出，六朝人认为审美具有止痛安神的作用。“长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是中国传统美学看待人生与审美关系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渗透着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这种体验融情感与认知于一体，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样的超越意识，具备丰厚的审美蕴涵。西方的哲学或者是以认知为特点，或者是以超验的宗教世界为指归，这两种境界都是以主客体的分裂为特征；中国古代的哲学和美学则主张将人的价值建构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上，这种统一又以审美体验为中介。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寄托问题，使人生获得审美超越。近代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也是深鉴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而倡言的。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还表现在它的自我教育意识。人文思想不仅表现为人格的自我完善上，同时表现在运用这种成果来对社会进行教育，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方面。审美活动不仅是个体的经验，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创造与普及活动，是个体与群体、自由与功利的有机融合。《周易》认为，刚柔交错、文质兼备是自然现象，而人类的文明却要止以其分，从容中道，即“文明以止”。它表明人类文明与自然天文既有一致之处，又有鲜明的区别。其精髓在于突出了人文与天人的联系，强调人类要顺从自然之道来施行教育，主动地“化成天下”。这表明了中华文化很早就确立了将人类置于宇宙一体中去考察，以自我化成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的“人文”含义是指用人类的文明成果来教化人民，由自然形态的人走向文明形态的人。这亦是人文关怀的重要方面。先秦时儒家强调“六艺之教”，道家重视“行不言之教”（老子语），后来如《淮南子》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兼融儒道，将自然之教与人为之教调和起来，用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生品味。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通过这种教育思想与具体实施，体现出特有的对人的关怀。
《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导论：诠释与意义
王阳明的良知体验审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