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艺术批评中的亚人类价值观念，在实验水墨的评论中格外盛行，其批评表述如：“水墨画（理应内含作为水墨画之延续的实验水墨——引者注）在中国历史上不只是单纯的造型艺术样式，而是这种社会文化礼仪的一部分，这是水墨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新保守主义条件下成为它的独特优势。”“水墨画作为民族身份的符号和文化礼仪，其媒材本身构成了水墨画的本质特性，是不可互换和替代的，它是中国‘文化生物链’中的一环，它是具有象征性的，一旦水墨媒材失落，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生态灾难’（民族身份的失落和在全球角逐中的溃败）的降临。”见易英：《新保守主义与水墨发展战略》，文章刊于《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艺术水墨走势》丛书第３辑，第１２６页，黑龙江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如果按照易英的言述逻辑，始于古希腊的油画在文艺复兴昌盛于意大利而最终传入中国，岂不是古希腊文化生态灾难到来的征兆么？
皮道坚先生在同书第７页的《水墨性话语与当下文化语境》一文中，指出了关于实验水墨的亚人类价值观批评的心理后果：“如果说传统的水墨性话语面对现代生活的主要尴尬在于它的语境消失和语词匮乏，则力求完成自身的现当代转换以关注和表达当下存在的水墨性话语，它所面对的正是这种以西方知识为背景的话语强权，以及沉浸在与世界文化接轨的虚幻自慰中的殖民文化心态。”
2、王南溟：《‘身份’的牢笼：水墨与第三世界文化》，《美术界》１９９７年第６期。
3、至于形上、宗教的规定性，参见拙文“形上的对象、语言、使命的超验性，及其与哲学的差别”，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6期，成都。“宗教的对象、语言、使命”，载《宗教·哲学·艺术》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4、参见拙文“先验艺术论”，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人文艺术》第1辑，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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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主体位置与高雅艺术的体制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