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与企业党组织（上）(2)

　　共产党变成了地下党

　　对企业党组织来说，休克期虽然痛苦，但它毕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拥有的垄断地位，在产权变革引起的混乱结束以后，当企业的情况逐步稳定下来以后，有些企业党组织的组织架构还可以重新恢复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产权变革给企业党组织带来的影响已经结束，相反，这种影响这时候才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因为产权变革以后，企业党组织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产权变革以前，中国国有企业的权力结构是党政并行结构，党组织在这个权力结构中拥有重要的权力。产权变革以后，企业的权力结构转变成了法人治理结构，在这个权力结构中，根本没有企业党组织的法定地位。企业党组织又从过去的领导者转变成了1949年以前的地下党。对于企业党组织的这种地位上的变化，我在实地调查时，几乎处处都可以感觉到。

　　在我进入一家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之前，有关人士反复叮咛说，进了厂以后，你千万不要对人说你找党支部书记，你一定要记住，说你找某某副经理。现在产权变革以后，“不时兴”这个了，你这样说别人也不知道你找谁，上班时间也不允许谈党组织的事。[30]

　　人们说“不时兴”这个了，有两种意思，一是说现在企业里党组织已经不能公开存在，既没有党组织的办公室，也没有专职的党组织的领导人，党组织也不能在上班时间活动。共产党已经成了地下党，没有人带领，你进了厂也找不到党组织。甚至于在工厂大门口，门卫都不让你进去。因为产权变革以后，管理比以前严格多了，进厂找人办事，都要进行登记，你说找党组织，人家可能说上班不能搞党的活动，直接把你堵在大门外了。另外，在上班时间，谁接待了外边的人，为什么接待，都要登记，你说来谈党组织的事，人家在登记时也为难。说“不时兴”了的第二种意思，是现在人们对党组织的事没有兴趣，你说自己干党务工作，即使不低人一等，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你进了厂口口声声找党组织，给被找的人弄得也不好看。[31]

　　在我进行实地调查的企业中，其中一个企业内有许多我过去的同学和朋友，当我在采访中问及党组织的事时，他们有的哈哈一笑；有的则以不屑一顾的神态说，现在什么时候了，谁还关心这种事；有的百思不解，不知道我为什么关心和提问这种问题。[32]有一位退休在家多年的老干部，在接受我采访时，仰天长叹一声说，唉，现在共产党不行了，都成地下党了。[33]

　　他们说共产党成了地下党，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该说是共产党成了“业余党”，因为产权变革以后，企业由外商控股，在新制定的公司章程中，根本没有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企业党组织一下子成了“五无”组织，即无办公室，无编制，无专职人员，无活动时间，无活动经费。地下党或业余党与原来的党组织的根本区别在于，在上级主管部门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企业的产权或部分产权之后，企业党组织利用企业的资源维持自己的生存、利用企业资源进行党组织活动的权力被剥夺了。

　　在企业党组织不能继续利用企业的资源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之后，过去对企业内部事务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党组织，一下子变得非常的虚弱，不仅开展正常的组织活动困难重重，而且维持自己的生存都面临严重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原来就不受欢迎的党务工作，产权变革后成了谁也不愿意接的烫手竽头。我在采访一位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时，他很坦率地说，我不愿意当这个书记，他们（指上级党组织）非要我当。我一直都是搞业务的，我也不懂党务这一套，而且作为一个总经理，平时也很忙，让我当书记，我也顾不过来。[34]他虽然直接说自己不愿意兼书记，是上级党组织非要他兼任，他不兼任这个书记也不行。但是，他这个总经理兼书记，又让下边的车间主任全部兼任了支部书记。

　　这位总经理自己都不愿意兼任党的职务，他为什么又让他下边的干部都这么做呢？我在采访另外一位有关人士时，他说，现在你不让各级经理主任兼书记不行啊。过去人们就不愿意当书记，但是，因为党的职务与行政职务享受同样的待遇，拿一样的工资，为了享受这种待遇，有些人也就无所谓了，现在党的干部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了，人们更不愿意干这一工作了，因此，只能让行政领导兼了，这样也算解决了待遇问题。另外，过去党的书记还有党管干部的权力和参与决策的权力，多多少少有点权威，别人也不敢不听你的。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当书记，做党的干部，一点好处也没有，谁愿意干？你就是愿意干，下边的人也不听你的，你也干不下去。让各级经理主任兼了书记，书记的待遇问题也就解决了，他说话也有人听了，究竟是因为他是经理，别人听他的，还是因为他是书记，别人听他的，也就无所谓了，总之有人听他的就行了。[35]

　　这种由经理兼任书记的做法，被人们称作一肩挑，有些人认为这是国有企业产权变革以后，解决企业党组织参与决策、党管干部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从上边提到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来，下边的党组织在进行这种安排时，哪里有那么深思熟虑的打算，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为了回避让他们头疼不已的一个问题：如果党务工作不由行政领导兼任，无法解决其待遇问题，也无法解决他对企业职工发号施令的权力问题。

　　但是，这种一肩挑的办法，只是回避了问题，模糊了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当一肩挑的办法无法实现时，党的书记无职、无权、无人愿意干的事实，就暴露无遗了。我在实地调查时，就遇到了这样的例子。一家国有企业产权变革后，至上而下的干部都实行了一肩挑。有一天，有一位车间主任因为工作上的差错被外方管理人员撤了职，成了车间中的一名普通职工。另外一个非党员接替他成了车间主任。因为这位新的车间主任不是党员，当然也不能兼任党支部书记，书记和主任这两个职位因此被分开了。这位书记成了普通工人以后，不仅没有了管理其它职工的权力，而且也没有了相当于车间主任级的工资待遇，对他来说更加悲惨的是，按照公司的有关规定，他做工人的工作，还不能拿普通工人的工资，要拿最低工资，要试用三个月，在他用行动证明自己适合这个岗位之后，才能拿普通工人的工资。[36]由此可见，那种以为通过一肩挑就解决了党的书记无职、无权、无人愿意干的想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这个例子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不是企业离不开企业党组织，而是企业党组织离不开企业，企业内党的干部，离不开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与权。

　　第二，产权变革以后，企业党组织在企业内维持其正常活动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面临着一个经费问题。我在采访一位企业党组织的负责人时，他指着办公室的几份报纸说，产权变革以后，党组织开展活动不能从企业的财务里开支，只能靠党员的那点党费，这点党费，订上边要求订的报纸都不够，其它活动还怎么搞？[37]

　　其次，面临着一个活动时间和活动场地问题。在产权变革以前，不论是党员还是党的干部，都习惯了在上班时间进行党的组织活动。虽然这些活动比较乏味，由于参加这类活动等同于上班，人们也就无所谓了。产权变革以后，新的企业主往往不允许党组织利用上班时间开展组织活动，企业党组织直接面临着一个如何开展活动的问题。如果改在业余时间活动，由于占用了参加者的私人时间，许多人就借故不来了。另外，利用业余时间活动，往往需要在企业外进行，还有一个活动场地的问题。因此，许多企业党组织仍然坚持在上班时间进行活动，不能公开活动，就半公开，或者完全秘密的活动，但是，这要冒一定的风险。我在采访一位有关人士时，他讲了这样一件事，在一家中日合资的企业，党组织有一次在一个房间里关起门来秘密开会，不知道是谁告诉了日方的总经理，日方总经理一脚把门踹开，质问他们不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在这里开什么黑会，开会的党员个个目瞪口呆，不知道如何是好。[38]

　　再次，在产权变革以后，企业党组织进行活动时，还面临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它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它代表谁的利益进行这些活动？如果企业党组织仅仅代表一个抽象的党，它的活动不与企业内的人和事结合起来，仅仅局限于组织党员学习中央文件，向党员干部传达中央精神，这种活动势必难以长期维持。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它代表所有者，产权变革以后，它显然不能再代表所有者了，至少不能代表所有的所有者了。代表管理阶层，也代表不了，因为企业内有总经理。我在进行实地调查时，有些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应该代表工人。[39]但是，工人并不认为他们能代表工人的利益。[40]而且企业党组织的各级领导人，在产权变革后基本上都由各部门的经理兼任，即所谓的一肩挑，在日常工作中，他们都是管理工人的管理人员，怎么可能再充当工人代表呢？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企业党组织成了地下党，业余党，在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中没有它的位置。

　　第三，产权变革以后，党组织通过发展党员吸纳各种优秀人才，变得更加困难了。

　　在产权变革前，企业党组织在发展党员问题上已经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在产权变革以后，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在产权变革以前，尽管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党的威信因为腐败现象的猖獗越来越低。但是，党组织毕竟还掌握着党管干部的权力，党员资格仍然是选拔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另外，企业党组织也保留着参与决策的权力。因此，入党即使不能成为一种精神追求，至少还可以成为一种追求物质利益的手段和途径。但是，产权变革以后，党组织的这种权力也没有了。因此，党组织从精神和物质利益两个方面，都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主动要求入党的人更少了。

　　我在一家企业进行调查时，我问一位年轻职工，产权变革后企业有什么变化。他直截了当地说，最大的变化就是非党员也可以受到重用。他举例说，有一个与他年龄差不多的大学生，和他一样前不久才进入这家企业工作，因为这个大学生在电脑方面非常出色，他的这一才能被外方总经理发现以后，外方总经理马上让他在公司的计算机中心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他说，这在产权变革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根本没有这种机会。所以，我们现在都明白了，不是党员，只要自己干得好，也可以受到企业的重用。我本来就不想入党，现在对入党当然就更没有兴趣了。[41]

　　在我进行实地调查的另外一家企业中，产权变革以后，连续三年都没有一人申请加入党组织。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发展党员任务，企业党组织只好从企业产权变革前的申请者中找了三个人，把他们发展入党。这位企业的一位中层干部说，这三个人中，有两位都犯过错误，按说都不能发展入党。在过去三年多时间内，党组织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过任何培养教育，按说这也不能发展他们入党。现在发展他们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还愿意入，我们还能说什么？还能提什么条件？[42]

　　由此可见，对企业党组织来说，产权变革造成的休克状态，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企业党组织如何在产权变革后的环境中生存的问题。产权变革以后，许多企业党组织的组织架构虽然可以恢复起来，但是，它过去所拥有的权力是无法恢复的，在意识形态上，党组织早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权力是其生存的基础，产权变革不仅剥夺了它对企业内部事务进行干预的权力，还剥夺了它利用企业的资源维持自己组织活动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生存就变成了它所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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