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与企业党组织（下）(2)

　　中国共产党从过去的领导核心，逐步转变成仅仅控制着国家权力的执政党，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它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开辟了道路，预示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对企业党组织的影响的考察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的这一重大变化。

　　[1]《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22。

　　[2]参见访谈记录1-1；4-4。

　　[3]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开始于1993年。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四届全会决定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产权变革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4]参见邹谠关于中国政治的论述：邹谠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5]我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前的人民公社，也是一种单位，但是，人民公社已经在80年代末解体，国有企业就成了涵盖人口最广的一种单位。

　　[6]这是中国共产党管理和控制社会基层组织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企业，一个车间，一个工作班组，都要党员和党的组织的存在，不能留有空白点，从而确保党组织随时随地掌握和控制各种基层组织及个人的各种动态，使党组织在任何时候，都处于一种主动地位。

　　由于企业的规模不等，有的企业比较小不再分为车间和班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只在这样的企业中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

　　[7]三会一课制度是指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是党的组织生活的主要形式。参见：叶梧西邵云瑞，《现代企业党的建设》，（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页161。

　　[8]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十一条规定，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重视吸引在生产第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是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之一。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页74。

　　[9]陈峰公婷的文章《毛后中国的党与市场：对列宁主义政党根基的侵蚀》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分析。参见：Chen,Feng and Gong,Ting.,Party versus Market in Post-Mao China:The Erosion of the Leninist Organization from Below.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Vol.13,No.3,September 1997,pp.148-166.

　　[10]参见：叶梧西邵云瑞，《现代企业党的建设》，页150

　　[11]高云，<党的基层组织权威弱化成因刍议>，成都：《理论与改革》，1998年，第1期，页70-71。

　　[12]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第5-8页。

　　[13]参见：叶梧西邵云瑞，《现代企业党的建设》，页8。

　　[14]参见：陈三仪（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兰州：《组织人事研究》1997年，第1期，页8-11。

　　[15]访谈记录：7-6。

　　[16]在中国大陆，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被人们简称为“改制”。

　　[17]访谈记录：7-6。

　　[18]参见：史海，<海城市委在企业改制中是如何抓好党建工作的>，沈阳：《党员特刊》，1997年，第2期，第16-17页；<党员信箱>，沈阳：《党员特刊》，1997年，第1期，页36。

　　[19]访谈记录：7-6。

　　[20]访谈记录：5-3。

　　[21]对此还有一种观点，叫“可弃论”，即一些地方在出售或兼并国有企业的过程中，认为党组织可有可无，甚至担心党组织是一个会影响企业出售或兼并的包袱，在谈协议时根本不提党组织及党员的何去何从问题，从而使这些企业的党组织和党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参见：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7。

　　[22]访谈记录：4-4。

　　[23]访谈记录：1-7。

　　[24]仲兆军牛巧娣，<在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中加强党建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沈阳：《党员特刊》，1998年，第9期，页14-15。

　　[25]访谈记录：3-5。

　　[26]访谈记录：1-1。

　　[27]访谈记录：3-5；3-4。

　　[28]访谈记录：1-6。

　　[29]访谈记录：4-2。

　　[30]访谈记录：6-2。

　　[31]访谈记录：6-2。

　　[32]访谈记录：1-7，5-2。

　　[33]访谈记录：9-2。

　　[34]访谈记录：3-3。

　　[35]访谈记录：1-6，1-7。

　　[36]访谈记录：7-1。

　　[37]访谈记录：3-4。

　　[38]访谈记录：1-1。

　　当然也相反的情况，在一家香港巨商控股的外资企业中，这位香港巨商就对中方的党组织十分照顾，允许他们利用企业的场地，在上班时间进行党的活动。但是，这都是特殊情况，并没有任何法律保证。参见：访谈记录：1-1。

　　[39]访谈记录：4-3；1-6。

　　[40]本人在实地调查中，被采访的工人都坚决否认企业党组织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认为企业党组织只代表那些党的干部的利益，认为企业党组织既不愿意代表工人的利益，也不能真正地维护工人的利益。参见：访谈记录：6-1；7-1；7-4。

　　[41]访谈记录：7-2。

　　[42]访谈记录：4-2。

　　[43]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6。

　　[44]访谈记录：1-1。

　　[45]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6。

　　[46]钟荫腾郑秀玉，<党的基层组织设置若干问题谈>，深圳：《特区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4期，页46。

　　[47]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6。

　　[48]访谈记录：1-6。

　　[49]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5-6。

　　[50]张明智鞠向波，<企业党建不能‘抓大放小’>，沈阳：《党员特刊》，1998年，第6期，页15。

　　[51]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7。

　　[52]访谈记录：9-1。

　　[53]这种可能性应该说越来越小，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对国有企业的态度，不是扩大其数量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而是减少其数量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抓大放小”这四个字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参见：陈佳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改组>，深圳：《深圳特区报》，1999年。9月23日第7版。

　　[54]访谈记录：9-1。

　　[55]访谈记录：10-1。

　　[56]郑煦林,(福建师大经法学院研究生),<私营企业党建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福州：《福建理论学习》，1997年，第1期，页23-24。

　　[57]访谈记录：7-6。

　　[58]李静唐金风，<如何加强私营企业党员管理教育工作>，沈阳：《党员特刊》，1998年，第2期，页15-17。

　　[59]张明智，<非公有制企业中党员不转组织关系的几种心态及对策>，沈阳：《党员特刊》，1998年，第7期，页16-17。

　　[60]李静唐金风，<如何加强私营企业党员管理教育工作>，页15-17。

　　[61]访谈记录：7-6。

　　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非国有企业内党员管理困难的根本原因，还是产权问题。正是由于上级党组织对于非国有企业没有财产所有权，所以，它们也决定不了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决定不了这些企业的人事安排，也不能通过这种人事安排给企业中的党员分配各种物质利益，从而也不能控制这些企业中的党员的行为。这是上级党组织在非国有企业中建立党组织，面临重重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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