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持以马克思经济学基本范式为主导的原则下，依据新的实际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笔者以为至少应从下几点着力：
1、“回到马克思”
通过重读原典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梳理出马克思的企业理论。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企业问题，他对企业问题的研究是包含在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之中的。这就需要我们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运行和演化的研究中，特别是从《资本论》中梳理出马克思研究企业问题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关于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运行和企业制度演化的有关论述，并着重考察马克思某一观点提出的假设前提、推理过程和适用范围等，整理出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并以此清除我们传统认识中对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若干观点的教条主义甚至是歪曲的理解。今天我们强调这一点，现实针对性很强。因为长期以来，统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头脑的是所谓的“前苏联范式”。这一范式的有二大突出特点：一是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带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在这范式的影响下，人们对马克思企业理论有很多的误解、误套、误用。如将公有制等同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认为公有制就是取消个人的所有权；其实，马克思在论述公有制的时候，反复强调，公有制并不是取消个人所有权，而是要确保个人所有权，这个所有权不仅包括消费资料所有权，而且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包括劳动者个人劳动力的所有权（刘永佶，2004，212页）。再比如，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的雇工8人的例子作为私人企业的性质的认定标志；再比如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设想的严格的工资等级制，当作一般的理论照搬到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形成了以“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按劳分配”。这一系列的误解、误套、误用，不仅是对马克思的不尊重，而且还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活力，降低了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我们现在原原本本地回到马克思那里，弄清马克思有关论述的本来含义，实现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正本清源，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思想起点。
2、依据变化的实际分析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合理内核”与时代局限
经济理论是经济实现的反映。拓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我们不应该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任何经济学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逝世后的100多年来，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企业运行与演化的实际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要在全面地、完整地分析这些变化的基础上，以实践为检验尺度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看一看那些分析方法和那些观点依然有效，而那些方法和观点已经过时，从中找出其合理内核和时代局限。在此问题上，我们有太多的教训。正是长期以来很多人们将马克思的著作当作了应急用的“锦囊”，认为马克思已经穷尽了真理，试图省却自身的努力而向马克思的著作寻求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才导致了马克思经济学包括企业理论在日新月异的现实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前车之鉴，后世之师。这是我们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关键环节。
3、批判性借鉴西方的企业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放的经济学，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它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和借鉴密不可分的。拓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我们也必须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的企业理论。西方的企业理论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解决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运行的一般规律，比如威廉姆森关于企业组织结构变迁的分析，有其科学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它作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主要体现着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具有辩护性的一面，马克思之所以把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为庸俗经济学原因即在于此。在对待西方企业理论的问题上，完全排斥与照搬照抄都是不科学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其辩护性而忽视其科学性，也不能因为其科学性而忘记其辩护性。科学的方法只能是批判其辩护性、借鉴其科学性。通过对西方企业理论深入地研究，批判地借鉴，从而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扩展注入新的动力。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笔者特别强调以下两点：
一是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与整体主义分析方法相结合
在企业理论的研究中，从基础方法论的角度看，也就是从哲学层次方法论的角度看，主要有两大分析方法：一是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是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对于前者，按照卢瑟福的看法，其关键假设或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陈述：（1）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2）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3）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应该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转自《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1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一分析方法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创的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传统，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在企业理论的研究中，他们也是以此作为分析起点的。对于后者，按照卡莫恩的观点，包含以下三个基本命题：（1）部分的简单加总不等于整体，因此社会制度等整体范畴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体心理等个体范围；（2）社会整体的性质及相互关系决定个体存在的本质，个人行为的内涵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3）形成社会力量的各种整体范围不但决定着个体利益的内容，还决定着个体行为的结果。（转自，林岗等《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36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谱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分析方法就是后者。正如卢卡奇所说：“在历史的解释中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根本不同的不是经济动机的首要地位，而是整体观。”（转自《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94页）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人的活动”，但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产物。“不管个人在主观上超越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2页）。因此马克思研究企业理论不是从孤立的、抽象的个人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企业中的个人作为经济活动者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组成企业的，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制约下推进企业制度演化的，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并拓展自身利益、改造自身的。在笔者看来，在新时代条件下，研究企业理论必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一，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尽管与人们的常识相吻合，但是往往却把历史和时间排除在企业理论的分析之外，从而忽略了历史和时间对个人的型塑作用，最终使理论变成中看不中用的逻辑推演游戏；其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尽管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比较深刻和全面，但是往往会因缺乏分析的中介而变成哲学层次上的“诡辩论”，无济于解决现实问题，并因离人们日常生活较远，而降低了理论掌握群众的力量。两者结合起来，既可以分析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下人们的行为选择，又可以分析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演化中个人与社会的互动。
二是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与动态演化分析方法相结合
从具体方法论的层次看，在西方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研究传统中，占主导地位是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他们的分析是在假定其他背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现实中不同的资源配置的组织形式进行比较，然后看那种组织形式更有效率。这样的分析方法无论是在揭示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还是企业形态的演化等方面均有较大的缺陷。比如在企业的起源问题上，西方企业理论中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企业的产生是因为市场交易存在着交易费用，而企业的产生是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其一，这本质是一种技术选择论；其二，这种分析仅能揭示企业真正是如何产生的，历史的向度显然被搁置了。正如周业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制度安排的比较静态分析仅仅告诉我们,在给定某类条件下,哪种制度安排更有效或更好,至于一种制度安排为何会变成另一种制度安排,其实并没有答案（周业安，2001）”。近年来，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马克思在研究企业理论时更多地则是运用动态演化的分析方法，因此，马克思也被称为经济演化思想的先驱者。马克思对企业的起源和企业形态的演化等问题的分析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马克思的动态演化分析方法现在看来还是比较粗糙的。比如马克思就没有很好地研究企业形态演化分岔的问题。西方演化经济学近年在此方面有较大突破，发展出来一套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报酬递增、正反馈机制、路径依赖、混沌和多重均衡等现象的分析方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用前者分析较短时期内的企业运行问题，用后者分析较长时期内的企业演化问题，从增强企业理论的解释力量。
企业理论创新及分析方法改造——兼评张维迎的《企业的企
解析日本企业文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