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人力资本产权分析(1)

　　1979年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以年均23.9％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11.4％的增长率，被国外学者称为增长之“谜”。与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相对应，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却经历了一个速率递减的增长过程。应该说，乡镇企业产生于国有企业的缝隙之中，但短短20年间，却在中国工业经济中由原来微不足道的补充地位，到80年代末和国有企业分庭抗礼，90年代末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一批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一时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同时近年来，随着“苏南模式”由盛而衰的变化以及“温州模式”、“横店模式”的迅速崛起，使人们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即同属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以及不同类型的乡镇企业之间缘何产生如此之大的经济效率差异？经济学者关于两类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分析和讨论，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本文则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人力资本产权的角度，对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原因作出解释，以求与经济学界同仁探讨。

　　一、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近年来的有关文献和统计报告。这些调查统计报告和数据对分析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经济效率的具体差异性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针对性。笔者从利润率、资本产出率、劳动产出率三个方面对两者作全面的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利润率、资本产出率、劳动产出率、单位固定资产实现产值的比较

　　从表1可看出，国有企业的利润率、资本产出率和劳动产出率均明显低于乡镇企业。除了1989～1990年国有企业利润率、1989～1991年资本产出率略高于乡镇企业外，其余各年的各项指标乡镇企业均高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在1995～1999年间，乡镇企业的利润率大约是国有企业的4～5倍，资本产出率也是国有企业的2～3倍，这充分表明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率在国有企业之上。两者的经济效率差异尤其还体现在劳动产出率的差异上，从表中可知，乡镇企业的劳动产出率自1989年起一直领先于国有企业。另外，乡镇企业单位固定资产实现的产值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在1993～1999年的时段上一般是国有企业单位固定资产实现产值的2～3倍。

　　通过上述比较不难看出，在既定的体制空间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率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为得到一个总体的效率差异判断，笔者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两类企业分别取虚拟变量（工业总产值、固定资本净值和职工人数）进行SPSS回归，可得下式：

　　logY = A+αlogK+βlogL+Di

　　其中，Y为企业的工业总产值，K为固定资本净值，L为职工人数，Di为校正系数，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两类企业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回归分析

　　注：SOE，TVE分别表示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

　　上述回归结果的R和R2值分别为0.986、0.971（SOE）和0.912、0.831（TVE），而F统计量值分别为135.632（SOE）和19.655（TVE），均具有较强的显著性，也就是说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从回归结果可见，国有企业的α值即资本产出率（0.454）明显低于乡镇企业的α值（0.955）；而国有企业的β值即劳动产出率（0.122）也低于乡镇企业的β值（0.125）。之所以劳动产出率的差异性没有象资本产出率这么明显，笔者认为关键的原因是两类企业原有员工的素质和文化水平。国有企业员工的技术水平、文化素质都显著高于乡镇企业，因此，员工素质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两类企业职工的劳动产出率的差异性，从而造成了回归结果中两类企业职工间劳动产出率的非显著差异性。由上可见，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

　　二、关于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若干解释和理论评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两类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原因。韦茨曼和许成钢（Weizman and Xu，1994）从文化角度出发，认为乡镇集体企业的高效率是建立在东方式的合作文化基础上的。我们认为，文化因素作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效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与正式制度相比，这种作用是非主导性的。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如果体制安排和机制运行存在重大缺陷，单靠文化因素难以保证其高效运转，只有在产权界定和制度规范基本合理的前提下，文化因素才会凸现出来。如果东方的合作文化有如此功效，那么中国就不需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只要把这种优秀文化发扬光大，岂不也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了吗？再说，一种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同一区域内，这种文化氛围是共同的，其作用是普遍性的，为什么在同一区域内，这种文化只对乡镇企业发生作用，对国有企业没有作用呢？

　　田国强（1995）从市场资源利用角度出发，认为由于经济的自由度和市场的不完善程度均处于中间状态，才使得政府行政官员或经济管理人员在对某些非市场资源的利用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从而使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安排成为最优。按笔者的理解，这种非市场资源是一种政治资源或政治权利，是在市场竞争不完善的条件下，各级地方政府利用其手中的政治资源来保护、扶持所属的企业，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即便如此，从非市场资源利用角度来解释乡镇企业发展的高效率具有明显的暂时性，因为在区域经济分割比较严重的时期，这种政府保护和扶持作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外因的确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一体化的逐步形成，如果没有内因支持，这种外因的作用很难长时间地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如此大的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之间持续20年的效率差异似乎难以仅用这种暂时性的外因来解释，这就需要我们从两类企业的内因去重新思考。

　　张维迎（1996）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归因于委托—代理链过长，使初始委托人的最优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受监督下的最优工作努力严格递减，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成本巨大，造成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委托代理理论是近年来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前沿理论，用该理论分析企业经济效率也确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仔细观察，也可发现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例如，改革开放前，农村生产队委托代理链条很短，但长期存在着农民“出工不出力”的情况。后来农村改革实行了联产承包到组，这中间也几乎没有什么委托代理链，但是仍然没有搞好。而国际大公司如西门子从母公司到下属的子公司，员工超过几十万，委托—代理链条不可谓不长，但是西门子公司却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因此，单纯以委托代理链条的长短带来的效率损失来解释企业经济效率的差异显得说服力不足。看来，企业经济效率的差异还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

　　李稻葵（1995）从模糊产权论出发，解释了在市场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健全条件下乡镇企业经营高效率的原因。应该说，模糊产权论看到了在经济转轨时期产权制度安排的特殊性，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模糊性对于旧体制而言可能更利于企业的生长。但是，问题在于，人们不也总在抱怨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所有者缺位”吗？官方确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第一条标准不就是要产权明晰吗？那么，为什么模糊的产权一方面是导致国有企业经营低效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又成了乡镇企业经济高效的解释呢？

　　另有学者（Che and Qian，1995）则将乡镇企业的产权边界定义为乡镇社区而非企业，认为乡镇企业的高效率正是源于社区化的企业运作模式。从行政结构角度来分析两类企业间存在的经济效率差异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让人困惑的地方。既然按照行政结构论的观点，乡镇企业的经济高效是得益于乡镇一级政府的地方保护，那么应该说有中央政府强有力支持并且有明显政策倾斜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理应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但是，实证的数据分析清楚地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上述多种观点从不同侧面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在不同程度上对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把握，给人以启示。虽然以上学者的分析基本上是从企业、市场、产权和制度结构入手，但还是存在一定的欠缺，并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而且对于乡镇企业尤其是温州模式、横店模式的乡镇企业为何能如此快速发展并保持优势的原因分析，笔者认为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这给我们留存了对该问题作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三、两类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人力资本产权分析

　　上述分析中，我们并不是在否定产权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并非是从产权之外或者说企业外围去寻找影响企业经济效率的直接原因。笔者始终坚持，产权是企业经济效率的根本。企业竞争力的根源在于企业内部的组织制度形式，尤其在于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现代企业理论将企业视为一组由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投资组成的契约集合，因此，企业产权不仅包括物质资本产权，还包括人力资本产权。前述学者对企业经济效率差异原因的分析大多只看到了物质资本产权的界定，而并没有分析企业中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差异。与物质资本产权相比，人力资本产权的制度安排通过行为规范的建立、权利的界定和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更具有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概括地说，物质资本产权界定解决的是所有者和监督者积极性发挥的问题，而人力资本产权界定解决的却是直接生产者（包括经营者）的经济行为规范问题。因此，同处于改革时期，同具有产权模糊特点，同属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以及不同类的乡镇企业之间之所以产生经济效率的差异，笔者认为关键是乡镇企业在人力资本产权界定上比国有企业更加清晰，界定得更加完整和充分，这一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温州模式”和“横店模式”的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间的比较中。

　　近几年许多经济专家所发表的评论反复指出，提供资本或技术并不一定能带来经济的发展，束缚着经济发展的因素几乎毫不例外地都是由于主管人员因素引起。笔者十分赞同这一观点。我们认为，影响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1）理论证明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经济效率的高低。周其仁指出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的特性决定了它的运用只可“激励”而无法“榨取”，因此在企业中，不可没有对所有个别成员劳动贡献的计量、监督和管理（周其仁，1996）。那么，由谁来监督或者说将企业的委托权安排给谁才是最优的制度安排？张维迎已经证明，将企业的委托权安排给经营者比生产成员更优，不仅由于经营决策对企业成败起着关键作用，而且由于经营者的行为最难以监督（张维迎，1996）。一旦经营者缺乏人力资本产权的有效激励，经营者会降低自身的经营努力程度和对其他团队成员的监督努力程度，对企业经济效率产生双重的负影响。因此，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经济效率的高低。（2）现实证明普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产权界定并不构成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最主要原因。这一点笔者从普通劳动者的待遇上加以论证。一般而言，普通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取决于工资收入、工作环境、晋升机会、精神激励等方面，但主要还是取决于职工的工资收入。如表3给出了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职工人均工资的绝对水平、相对差异和增长趋势在1989～1999年间的变动情况。无论从绝对水平，还是从年均增长趋势和实际增长指数来看，国有企业职工的待遇都要明显高于乡镇企业。可见，国有企业普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产权激励要大于乡镇企业。但两者的劳动产出率和企业经济效率却恰好相反。因此，普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产权激励并不构成影响企业经济效率高低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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