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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学习《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

  

       费孝通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又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杰出的思想。他一生阅历丰富,思想敏锐、深邃,对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和发展倾尽心力,贡献卓著。费老的生活实践,以及反映他学理论和学思想的论著,很值得我们下大力认真地学习。浸透费老重建中国社会学一个重要思想的《补课札记——重温派社会学》[1],即为其中之一。以下,简单谈谈我学习该文后的一些体会。 

一、费老为什么想到和大力呼吁“补课” 

费老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和发展,然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却充满了荆棘和艰难曲折。 

20世纪之前,中国没有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20世纪初,社会学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大潮中,从西方传到中国。开始时,只是将西方社会学书籍译介出版,继之在大学设开课。至1930年,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1所高等院校设立社会学。不过,这些学校的社会学开始时差不多都西化:教师是外国人,理论抄自西方,教材是外国的,连课堂授课也是外语,后来虽有中国教师授课,但所用教材、引证资料均脱离不掉“舶来物”。自费老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习时,著名社会学吴文藻先生在课堂里开始用中文讲授社会学,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中国学改革的号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学界开始用中国已有的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进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同时又运用流行于英美的“社会调查”和“田野调查”方法,编撰中国社会学的论著和谋求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这期间,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先生均作出重大的令人瞩目的贡献。 

从抗战胜利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期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在国民党黑色恐怖弥漫的气氛中受到很大约。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进入历史新纪元。按理说,中国的社会学也应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就在费老提出愿以自已的学工作为中国“在我有生之年赶上现代化的西方”作出贡献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却发生一个重要的历史变迁,变迁的一大主题是“思想改造”,改造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建国伊始,教育部发布的改革高等学校课程的方案,露出莫名其妙地取消社会学的征象。1952年,教育部对全国高校进行院调整,结果全国原有的20多个高校社会学只剩下两个,次年这仅有的两个社会学也被取消。这就使历经艰难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学,于1953年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消失。此后,费老曾在一次中南海会议上,当毛泽东主席苦谏,遭到严厉而坚定的拒绝。中国社会学遭到灭顶之灾,费老本人也数次“落入陷阱”,饱受人间的灾难。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纂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整个科学界迎来“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针对大学里社会学等学科停止20多年的状况,提出“需要赶快补课”的号召。不过,他所说的“补课”实际上是“恢复”之意。费老据此提出,对社会学与其说恢复,不如说“重建”更为妥当。从此,费老把全部身心都用在重建中国社会学上,并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1980年起,每年开办社会学讲习班,培训人才;组织编写基础教材《社会论概论》;在上海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在山东大学等校设立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学课程;鼓励各出版社出版发行社会学教科书;创办多种社会学刊物,等等。在费老的领导和指引下,经过社会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到1985年,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工作,已初步完成草创阶段的任务。此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学研究都获得快速发展,其学科地位和学科功能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1995年以前,费老没有觉得自己是个老人(1995年费老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还“不知老之将至”。1995年以后,费老已能感觉到有个“老”字找上门。但一贯以为国为民为治学目的的费老,希望“老而未死这段时间里,还应该做点事情”,“留点影响给今后的世界”。于是,他认真思考人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 

费老敏锐地觉察到,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必须看清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样的大环境里”。他说:“我曾为20世纪作一个比喻,说它是个世界性的战国世纪。意思是由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中国文化是世界上许多个不同的文化集团中的一个,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几个文化集团中到现在没有中断、还在发展的一个。”“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的前夕,要成而未成的这一个时期,就是‘战国’的特点。” 

1998年,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百年,费老主持开办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目的是“想趁热打铁”,让社会学“这学科的东西两头接上”。费老在研讨班上听与会国外学者的列演讲之后,“日益觉得所处的时代变动得太大和大快”。他说:“一个学者的理论总是反映他所处时代的实际。时代在变动,一个学者的理论也总是跟着在变动。”并不断反问自己“我跟上时代没有?这一问,使自己惊醒。”费老接着剖析自我说: 

“身逢盛世”。时代是对得起我的,但我却有点负时代,我自认自己远远没有赶上时代动态的步伐。我所处的这个盛世已为我提出多少有意义的题目,但大多我却让它们在手边滑过去,至多也只能说掠得一点影子。为什总是抓不住,吃不透?关键还是在自己能力不足。能力不足是由于自己这一生里投下的工夫不够。这方我有自知之明,总结一句是求知之心还不够迫切和踏实,常满足于浅尝而止,难逃不深不透。 

过去的已经过去,悔恨也没有用。眼睛还是看前为好。尽管自知在我前的日子已不会太多,但不管以后的日子还有多少,当前我的脑子似乎还抵用,于是自己提出“决心补课”。 

“补课”口号的提出,充分反映费老在“老而未死这段”剩不多的时间里,严格要求自己,补己所不足,以更好地实现为国为民服务的良好愿望;但另一方,费老对中国社会学20年的发展状况是不够满意的:“社会学重建工作已持续近20年,我们仍拿不出足够的高水平成果和学者来同国际同行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和交流,这毕竟是现实。” 

2000年10月,以费老为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论坛首次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费老在新世纪来临、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之际,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做题为“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的学报告。费老在报告中,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变迁讲起,并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做出学、理论的提升与概括。他说:“我这一生经历20世纪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这段历史里,先后出现三种社会形态,就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里边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我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两大变化,并把它比做‘三级两跳’。” 

费老指出,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化进程一再被延误。改革开放以来,急起真追,现在出现了我们在第一跳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已经不能不进行第二跳的局面。这种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这此,就要“顺应潮流,一边补课,一边起跳”。 

2002年7月,费老在民盟召开的“入世后的中国高新产业”专题座谈会上发言时又说:“我觉得基础知识不够扎实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有不少年轻人对基础知识不够重视,看来‘补课’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知识界的注意。”[2] 

由此看来,费老所提出的“补课”问题,尽管最初主要是针对自己而言的,但他出于对祖国命运、人类美好前景和培养学接班人的关心,时提醒我们的知识界也要重视和注意这一问题。所以“补课”既是发展中国科学,也是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又是对整个知识界的号召令和动员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费老是怎样进行“补课”的 

费老提出“决心补课”后,决定“先补社会学”。而补习社会学又从何处着手呢?费老本想“只有老老实实地把我最初接触社会学的课本端出来重新复习一遍”,但又转念一想,自己1930年转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已是大三的学生因而缺了社会学概论这一入门课,“使我吃了不是科班出身之苦”。费老说: 

我既看到我自身有这样一段缺课,觉得要补课就可以从这里补起。 

于是,费老把自己“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源头”之一的美国著名社会学以及布吉斯编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作为“补课的入口门径”。 

,生于1864年,卒于1944年,本为北美欧洲移民后裔,后为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创始人,美国社会学的祖师爷。1932年夏之际,他作为燕京大学社会学访问教授来华讲学。当年季开学后,费老见到,并接受的很多教诲。此后,派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也深深地影响着费老。费老说:“我所学到的社会学以及怎样去搞这门学科,实际上受老师的影响。”他还曾深情地回忆说:派为他们上第一堂课“社会研究的方法”时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样念书,而是要教你们怎样写书”。“以我个人来说,不能不承认这句话为我这一生的学经历开出一条新路子。……实实在在地改变其后几十年的学生活,说不定多少也影响中国社会学前进的道路。我的这种看法和想法也说明我为什想补课时,又找到这位派老师。”费老的确是派最著名、最有成就的学生。 

费老说:“既要温习派社会学,先得从明白派老师是怎样成为一个社会学开始。”只有理解派“思想发生和发展的经过”,才能更“进一步学习他的社会学”。为此,费老饱醮笔墨,在《补课札记》中详细地阐述所处的历史时代、师从关和其在社会学建立过程中所起的拓荒和奠基作用。 

在谈到派所处的历史时代时,费老指出,派80年的人生历程,正是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东西开拓的这一经济文化发展时期,也是这片美洲大陆由地方性的区域全球化发展的开创阶段。具体而言,19世纪80年代的后期,美国中部各州经济正处于急速发展时期,工业的兴起带来城市化。在这一度被称为新大陆的广袤土地上,许许多多的大小城市在各州逐渐兴起,并从世界四八方吸引来大量的人群。这些移入新大陆的人群分别聚居一地,用自己的双手,通过艰苦奋斗和互相作,渐渐创造出一个繁荣的新局。而这种繁荣的新局,又需要一个自觉的意识和自主的行动方。正如费老所说:“这个时势呼唤着西方文明酝酿已久接近成熟的科学思想中产生一门社会学。” 

然而,直到19世纪结束之际,美国的学术还处在欧洲的羽翼之下,到欧洲去留学是当时美国学生的风气。社会学在美国还没有成为一门学科,美国的各大学也都没有开过任何一门社会学课程。不过,这却为派克日后在美国社会学所起的拓荒和奠基作用提供了活动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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