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牺牲､献身情结
当人追求永恒的生命价值时,就蕴含了一种献身人格,就是个人为他人的幸福而牺牲,这是忏悔过后的进一步动作｡巴金和老舍都具有这种意识,但二者的出发点,也就是他们对生命价值追求的出发点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巴金更多地从对人类的至爱上出发,而老舍的出发点在于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仇恨,具体表现为二者在作品中塑造出的很多伟大的人物形象｡
老舍曾在《诗人》一文中表露过自己的献身意识,文中说:“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地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在这种为了救世而殉身的诗人身上充溢着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和拯世色彩｡这也跟老舍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满族家庭,父亲是死于与入侵的八国联军的战斗中的,这使老舍对以自由､和平为伪装的帝国主义深为愤恨,正因为这种恨,激发了他在创作中的积极献身意识｡
《黑白李》是反映老舍献身意识的重要小说,哥哥黑李接受了基督教,总是劝人为别人牺牲,甚至把自己的爱人让给弟弟都不算是牺牲,“那是消极的割舍,并非由自己身上拿出点什么来｡”黑李想做耶稣献身的典型,他烧去脸上的黑痣,冒充弟弟被捕,最后献身,这据耶稣看来,是最高形式的献身,这其实只是一种出于个人的爱的献身,并不是作者所推崇的｡弟弟白李也是做好了牺牲准备的,但不同的是他是为了争取绝对的社会平等,他不愿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那样去死,而愿成为一个叛逆者,在迎接不可避免的死亡道路上,消灭尽可能多的敌人｡显然这种献身意识是出于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仇恨,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素不相识的大众｡老舍通过车夫王五对黑李､白李作了鲜明的比较:“二爷(黑李)吧,一看天气热就叫我歇会儿,四爷(白李)就不管这一套,多么热的天也得拉着他跑｡可是四爷和我聊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凭什么应当拉着人呢?他是为我们拉车的——天下拉车的都算在一块——抱不平｡二爷对‘我’不错,可想不到大家伙｡所以你看,二爷来得小,四爷来得大｡四爷不管我的腿,可管我的心;二爷是家长里短地可怜我的腿,可不管这儿(指心)｡”这样感性的对比中,突出反映了白李献身精神为更高一层,也是作者所推崇的｡
另外,这种献身精神在《四世同堂》中钱诗人身上也有所体现｡小说中的钱默吟是老舍着力塑造的理想人物,在其身上充满了基督精神｡作者以祁瑞宣的视角描述他:“他看钱先生简直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耶稣并没有怎么特别关心国事与民族的解放,而只关切着人们的灵魂｡可是,在背负起十字架的勇敢上说,钱先生却是值得崇拜的｡”老舍是以一位为民族的危亡与前途而背着十字架的基督形象来塑造钱默吟的,老舍将他称作“自动的十字架战士”,显然,钱诗人是为了拯救国家而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并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的｡
《猫城记》中的大鹰､《赵子曰》中的李景纯等都是老舍塑造的基督式的人物,他们身上都带有殉道精神,“以牺牲之精神,使社会安堵”｡大鹰“是个替一切猫人雪耻的牺牲者,他是个教主”,为了唤醒猫人,大鹰决定献出自己的生命,“活着没作亡国的事,死了免作亡国奴｡”李景纯是老舍推崇的人物,他抱有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宏愿,对赵子曰的混世哲学深恶痛绝｡面对黑暗的现实,他认为:“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低头去念书,念完书去到民间做一些事,慢慢的培养民气;一条是破命杀坏人｡”他走第一条路的希望幻灭后,便铤而走险,去刺杀“人民的公敌”,结果被捕入狱,面对死亡他所遗憾的是未能对社会作出贡献｡李景纯身上的献身意识,也是出于对社会现状的憎恨,而牺牲自己以拯救国家和民族｡巴金曾自称是“人类苦难的歌人”,苦难是他小说中的基本主题｡处女作《灭亡》的扉页上题着一首诗:
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
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底一身,
我自己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
然而我底命运却是早已注定｡
告诉我: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没有牺牲,而自由居然会得胜在战场?
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
我知道我能够做到,而且也愿意做到这样……
这首诗揭示了巴金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人格上的基督气质特征:对人类的至爱,对自我命运的深刻认知,对受苦乃至灭亡的甘愿担承｡这种献身人格贯穿着巴金整个创作,早期小说中塑造的革命者形象杜大心､陈真､里娜;《家•春•秋》中的觉新;抗战时期,身陷“孤岛”的巴金感受尤深,他根据《新约》中使徒彼得的献身传道事迹,将之概括为“重进罗马精神”,奥尔格•朗分析这时的巴金心态说:“他对人类苦难的深刻认识,他希望帮助他同胞的愿望,他极力主张自我牺牲精神,正是他道德哲学的基本原则｡”[12]
在小说《灭亡》中,杜大心是以一个殉道者的面目出现的,他决定要作一个为同胞复仇的人,认定这就是自己的命运,为了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自己壮烈牺牲,也希望自己的命运越悲惨越好｡在《灭亡》的姐妹篇《新生》中,主人公李冷的哲学就是,为了信仰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并不是耻辱,也不是灾祸,而是命运｡我们为着人民谋幸福,必须付出这个牺牲,必须为此牺牲掉自己的生命,必须以这个牺牲唤醒人们的信仰｡在《爱情三部曲》中,革命者陈真也以殉道作为自己的天职,常常说自己的身体是属于社会的｡为了革命的事业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新生》在李冷就义的时候引用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一段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段话本在《约翰福音》中,是耶稣在预感到自己将要为信仰而牺牲的时候对门徒所说的,隐喻着一个为信仰而死的人换回来的是千万个有信仰的人的新生,而这也恰是巴金的信仰｡
小说《火》第三部《田惠世》中田惠世是巴金理想中的献身人格,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目的“并不是使其自身进入天国,而是要把他的同胞们从苦海中拯救出来”｡他读《福音书》时,吸引他的主要是其中有关爱和如何给人民带来美好生活的章节｡同早期捐躯舍命的杜大心､背叛家族的里娜等的英雄人格不同,田惠世的献身人格表现为沉实的工作,他创办《北辰》杂志,刊登“不知道感动多少人”的《连云港血战记》等文,他克服杂志出版中的种种困难,即使典卖衣物,也务求及早出刊;他心爱的儿子被敌机炸死之后,伤心成疾,却依然赶着杂志校样等｡巴金笔下的这些人物,由于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事业高于生命的,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消耗掉,牺牲掉,来成全全人类的幸福｡在这一点上苏雪林是巴金的知音,她评论说:“他有一颗为人类跳跃着,震颤着､受苦着的心｡‘受苦’､‘受苦’,我听见巴金不断这样叫喊着,尼采一生中也常喊这两个字,临死时写给朋友的信,自称为‘钉在十字架上的!’谁说巴金没有这种感觉?”[13]
耶稣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有历史性,也有象征性,他是上帝的形象,也是基督教义“神人关系”的证明,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和死而复活是他最基本的意义,巴金和老舍对耶稣的受难和牺牲精神都有很深刻的个人体验,并且都有着自发的耶稣式的忏悔｡这种意识不是早就存在的,而是由宗教启蒙产生的,是一种“寻求精神家园”的自我启蒙的需要｡这种意识在他们作品中表现为自我苛刻的自责和虔诚反省的忏悔意识,以及勇于牺牲自我的崇高生命意识｡但他们二者又有所不同,巴金呼唤的是一种“人类至上”的爱,由爱“人”而产生的一种忏悔和献身,是爱的原罪意识;相反,老舍所崇尚的是救世主义,是出于一种恨,恨社会的不平,而把受“苦难”和“牺牲”看作是责任和义务来担当,是个体融入群体的超越｡这些爱和恨又相互交织,相互转换,相互渗透起来,最终表现为一种中国式的“原罪意识”,这种意识并不是西洋基督文化中的“罪”的表现,而是指向对爱与恨交织下的“恶”的反抗,它是一种渗透着中国作家自身意识的,受中国时代背景影响的,加入了中国文化元素的一种“原罪意识”｡所以说“原罪意识”的写作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并不是像夏志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感兴趣”,相反,当时的作家们在对新思潮追求的过程中,基督精神在他们的思想境界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论文出处(作者):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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