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88年12月就提出了和平与 发展 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 时代 特征这一 科学 论断，强调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是和平的根本保障。江泽民同志近年来进一步强调，世界多极化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初带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的两大主题，推进和平与发展事业不仅有利于摆脱冷战时代的 影响 ，也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 政治 ，促进国际 经济 新秩序的形成。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而稳定的环境。我们正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伟大时代，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和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的和平文化源远流长，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英国 哲学 家罗素作为有先见之明的西方学者，早就指出：“(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转引自汤恩佳：《传统文化与 现代 化》，《中国演员报》2000年7月14日，第2版。)。当然，西方世界确实也有极个别人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奥林战略 研究 所主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威胁论”奠定了 理论 基础。该理论声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事实上，持东西方文明对立这类观点绝非始自亨廷顿。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Kipling，1865— 1936)就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注：转引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亨廷顿的论调只不过是重复、延伸吉卜林的观点而已。有些即使不持“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对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究竟将扮演“和平者”还是“威胁者”的角色，也心存疑虑。事实上，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用中国和平文化的史实，对他们的观点加以反驳。
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在中国 历史 上产生了三大派的和平论：秩序的和平论——儒家，行动的和平论——墨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道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续着中国的和平文化。也就是说，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国文化的骨髓。
江泽民1991年5月在莫斯科访问时，就引用过墨子的名言“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了中国的和平文化。近年来，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发起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程思远和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高度赞扬。但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和平文化，宣传中国和平论，宣传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及维护者的角色，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为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和平论的主题。
一、先秦诸子的和平思想
首先说儒家。儒家文化是一种秩序的和平论，表现在儒家的修齐论、和谐论、中庸论、仁爱论、大同论等一系列理论中。
修齐论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构架，即通过格物、致知、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关键。《礼记》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身要求人人都能树立起家国一体的观念，为国家的稳定、从而也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
和谐论是儒家和平文化的核心。《诗经·商颂·那》倡导“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说的虽是音调的和谐，但也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和谐。和谐论包括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孔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和谐论的集中表述；《中庸》甚至把“和”看作“天下之达道”。天人和谐在儒家思想系统里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之间是相通、相类、统一的关系，应当一以贯之。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人不应该“欺天”(《论语·子罕》)，应该“畏天命”(《论语·季氏》)、“知天命”(《论语·为政》)。《易传》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提出“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汉代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受儒家影响写成字书《急就篇》，描绘了汉初的和平盛况：“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注：转引自王应鳞编：《玉海》，清光绪十年成都志古堂刊本。)许慎也重视中和之道，在《说文》中提出：“中，和也。”董仲舒强调天人和谐，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把天人合一向天人相类发展，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人如果得罪了自然，自然就要发出警告，甚至降下灾祸以报复。为了不受自然的报复，程颢要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2)，王阳明要求人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做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注：参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天人和谐了，宇宙和谐才有可能。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的核心是儒家的纲纪学说。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注：《悼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3页。)。季羡林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也可以解释成国家与人民、父母与子女、夫妻、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就是使这九对关系都能相互照应、相互尊重，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像在儒家思想那里只强调单方面的服从关系
，就可以保证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庸》引《诗》说：“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中庸·第十五章》)中国俗语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解释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又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所以，曾国藩坚持“和气致祥”的观点，认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
中庸论是实现和谐论的 方法 论。中庸也可叫中行、中道，其核心含义是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世的社会实践中，坚持适度的原则，把握分寸，恰倒好处，无过无不及，从而实现人格完善、社会和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以中庸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天地万物只有各得其“中”，才能相互依存：“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上古之世，尧治理社会“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盘庚“各设中于乃心”(《尚书·盘庚》)；周公倡行“中德”(《尚书·酒诰》)，用刑力求“中正”(《尚书·吕刑》，这些都是中庸方法的具体运用。有了中庸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和谐的目的，所以《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仁爱论是和谐论的出发点。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是“爱人”(《论语·颜渊》)，具体就是“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启发下，子夏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著名论断。他的继承人孟子则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爱人不光是爱自己和自家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可以收到“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的回报。由此出发，进一步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样，由爱亲人而爱百姓，由爱百姓而爱万物，就可以实现仁政。仁政实现了，天下自然安定和平。宋代张载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成“民胞物与”的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提倡“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仁爱学说成为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成为中国人民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仁爱常被儒家学者尊为“全德”，可以延伸到忠恕、孝悌、克己以及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美德，也可以延伸到仁政、德治。
大同论是儒家社会思想的理想境界。儒家社会大同思想始萌于《尚书》和《诗经》。《尚书·洪范》提出了“王道”，就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反映出反对剥削、反对罪恶战争、向往乐土的思想。孔子也主张大同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孟子把仁政思想和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认为通过行仁政，“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最集中论述大同思想的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 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 户不闭。是谓大同。”该篇还说：“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种大同社会的特点 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财产公有即财物不必藏于己；各尽所能，为社会做贡献即出 力不必为己；进行社会分工，使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实行民主，讲究信用，选贤举能 ，消除私有观念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社会安定没有各种 刑事犯罪。这种大同社会的蓝图正是一片和平景象。
汉代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统”和公羊派所提倡的公羊三世说，实际上也都是大同思想。不仅是儒家，其他思想家也有很多人提倡大同思想。研究者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划分成五种类型：一、依托远古，向往原始社会，勾画出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如儒家的大同论，道家的“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都属这种类型；二、人间的社会追求采取了非人间的境界，如佛教的“净土”、“极乐世界”，道教的“仙境”；三、用形象的语言塑造出大同社会的意境，如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陶渊明的“桃花源”、康与之的“西山隐处”(《昨梦录》)、李汝珍的“君子国”(《镜花缘》)等等；四、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对社会方案的制定，如先秦孟子、战国农家许行的“君臣并耕”、东汉何休、北宋张载的井田制、魏晋鲍敬言的“无君无臣”论；五、属于空想思想家的社会实验，如东汉张鲁举办的“义舍”、明代何心隐创立的“聚合堂”以及禅宗的“禅门规式”等。
综上所述，可以说儒家的思想学说是一种秩序的和平学说。作为这种和平学说的补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孟子提倡“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指斥“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不义战争。当然儒家并不是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对于正义战争，儒家是不反对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儒家还不得不参加一些抵抗侵略的战争。这正如中国的其他和平文化也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不义战争一样。
中国近代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对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和平文化进行了继承，认为这种和平文化是一种王道文化，讲的是仁义道德，在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时，反对不讲公理的强权政治，主张睦邻友好。他在《民族主义》的讲演中一再指出：“中国人更有一种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反复指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人“不但是很爱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注：本段均引自《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247页。)。他本人就是按照这种王道文化的方针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内民族关系的。
儒家的和平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世界和平思想，就是在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世界和平的思想。其世界和平的思想包括：和平奋斗救中国，以国民会议来实现中国的政治和平统一，建设新国家；以中国的王道文化即和平的方法来联合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欧美列强的侵略压迫，由民族主义达到世界主义，实现世界和平。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命运的忧思
差序格局中的界圈及其文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