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应汲取的历史教训
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不仅有着许多宝贵的可供今天借鉴的基本原理，而且从中亦可吸取不少有益的历史教训。
（一）应防止重走读书做官的老路
选官制度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由它所造成的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我国历史上，把读书和做官相连结的思想出现很早。《尚书•周官》即有“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之说。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这方面的集大成性的总结。世官制以后的各种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基本上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订，并为实现这一思想而服务，而科举制对这一思想的贯彻是最全面最彻底的。在科举制下，读书的目的更加一元化，那就是做官。社会上一切以官为中心，以官为转移，有官便有一切，失官便失一切。随着科举制向成熟阶段的发展，读书做官的道路日益凝固，与之同时俱来的官本位思想也日益严重化。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不无关系。我们应记取这沉重的历史教训。
（二）应建立有效的逆向制衡，变个人意志为社会意志
选官制度的逆向制衡，指的是官吏的退免制度。官吏有选用必须有退免。在选拔与退免互为制衡、互为补充的矛盾运动中，一可防止某一阶层或某一家族长期垄断政治，有利于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二是可以形成官吏队伍的良性循环，为新进士子提供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避免造成中气不继，才路壅塞；三可以不断更新官吏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智力结构，保持其应有的活力与稳定，从而提高国家机构的运转效能。一般说来，官吏退免可以分作两种情况：一是黜免，即官吏因触犯法律、纪律或因政绩拙劣而被罢免；二是正常情况下的非惩治手段的退休。对官吏队伍来说，后者应是最大量最经常的调节。我国历史上把非惩治性的退免称作“致仕”，或作“致事”、“致政”。《礼记》有“七十致政”之说，从而可推测春秋战国已产生了比较原始的致仕制度。到了秦汉时期，此制已初具规模。唐代致仕制度进一步有所发展。两宋，已相对臻于成熟，不仅其规章条目日益完备，而且实际执行情况也朝着经常化、普遍化和强硬化发展。明清基本上沿袭宋制。中国古代虽然很早就有了退免制度，但由于它是自上而下的集权型的，在制衡过程中君主个人意志至高无上，而社会意志完全没有制约作用，因此这种退免制度的逆向制衡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远不具备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的逆向制衡的有效性。这实际是造成中国社会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的根源之一。所以，从此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三）应克服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皇权的“万世一系”和宗法等级社会的长治久安，特别重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道德伦常教育，并使之与选官制度相结合，而儒家的经典，则是实施这种教育的基本教材。诚然，在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适应不同的政治需要，治才教育的重点有所变化，内容也有所增益，但不管如何变化、增益，这种教育总体上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由于治才教育与选官制度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古代的官吏选拔也就不能不具有这一弱点。明清两代，由于科举制、八股文的强化作用，学用脱节的距离被扩展到了最大的限度，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亦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今天，运用唯物史观，总结这份珍贵的遗产，剔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事管理科学服务，无疑是件意义深远的工作。
论文出处(作者):
历史论文:戊戌变法的启示
浅论三国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