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批判的萌生
正如美国左翼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常常被人宣布死亡，却一次又一次地有人让它起死回生[1]。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悲惨世界”从道义上讲已经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从而“自由人的联合体”无论从人道主义还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上讲都建构了一种解放的逻辑。这是一个消除了乌托邦色彩----所谓“空想社会主义”---的解放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的设想中，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无法离开一个前提，即作为消除异化的物质基础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
按黑格尔的异化规律，“绝对精神”的“复归自身”首先必须经过一个异化的黑暗时期，异化的惨烈同时构成它的辩证演绎的严厉前提。显然，如果认为原始社会相当于黑格尔异化规律中的自在同一阶段，那么存在国家和统治的阶级社会则相当于异化阶段，“自由人的联合体”便等于“绝对精神”的“复归自身”。从而，深得黑格尔辩证法精邃的马克思心目中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被认为相当于黑格尔异化规律中的异化阶段在自身发展中的登峰造极。这是一个在全面的分裂与最终的统一中的临界点，达不到这个临界点所谓的“统一”的努力无论如何悲怆，最终只能是一场悲剧。
然而，历史的发展使“社会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当初的设计。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取得成功的国家全是东方落后国家，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差之何止千里。而从1919年到1923年发生在德国、芬兰、匈牙利、奥地利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无论是是否打破过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都很快地便被扑灭。而已经取得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却不可思议地沦为一种更加野蛮的极权主义。
种种迹像表明，从理论对现实的规划而不是从它本身内含的精神向度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的角度上讲，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似乎来得太早，社会历史开了个玩笑，绝不提供给它实现的机会。于是，对革命的理解便必须脱离原初的含义，那种“所指”已经碎裂，它的“能指”可以按它的内在精神加以重新演绎。从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致命一击的可能虽然实际上已经在某种意义上不辜负它的使命，-----比如迫使资本家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人的福利-----，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但社会主义改造了资本主义”的一种呼应它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框架内进行演绎的，它无法置资本主义于死地。而即使是在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超党派的非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里，由于很难改变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意”，它在朝向一个人道主义社会的进军中也已经寸步难行。
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危机和困境终于导致了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20世纪的转型。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失败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强大的“文化号召力”，它取得了民众的“欣然同意”。这也就表明，资本主义的意思形态机器的轰鸣淹没了一切反对的声音，使一种社会的一体化成为它存在的支持依据。按葛兰西的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结构不同于东方专制国家，除了政治社会外，它还有一个发达的市民社会，而意识形态，或者说文化的控制正是市民社会的特征。于是“革命”便成了一种“总体性”的“革命”。资产阶级利用市民社会行使文化领导权，打破这种霸权首先成为“革命者”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于是文化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具有了比政治经济学批判更为艰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个思想的生活史分析——以汪士铎歧视妇女的思想为例
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