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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华夷之辨”思想的演进
 [摘要] 在近代,“华夷之辨”是思想界争论的焦点,而谭嗣同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人物,他变法的失败更证实了“华夷之辨”的本质,是要缩小中西文化中思想观念的差距。本文将谭嗣同的思路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从他不同时期的论著中所体现的道器观,体用观等等思想的变化,来展现其“华夷之辨”思想的演进。

  [关键词] 华夷之辨 道器观 体用观

    所谓“华夷之辨”其实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因为文化包含甚广,有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思想伦理层面等等。故此惟有将“华夷之辩”认同为文化的比较才显得妥当。“华”者,中华也;“夷”者,西夷也。“华”展示了国人对本土中原文化的认可与坚持。“夷”代表的是国人对非中原文化的否认与轻视。可以说自轴心时代确立了中华文化的主旨之后,“华夷之辨”(或被称为“夷夏之辨”)便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中华文化在近代以前缺乏与其它文化的竞争,造成了停滞与僵化,到了近代与西方文化一旦交上手,才蓦然发现处于了危险的境地。古老的中华文化势必要吸收新的文化元素,以驱动自身的进一步前行,可是这对自身缺陷由认识到克服的历程却是痛苦的。近代以前中华文化的主旨不曾发生大的变迁,但这也就造成中华文化自身过于自大的心理。即所谓有“以夏变夷”,而未闻有“以夷变夏”,进而发展成了“道历千载而不变”的观点,将“中华文化”直接与“道”这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划上了等号。  

    中国近代的许多启蒙先驱也是随着历史的推移,承受一次次的打击后才得以明白“华夷之辨”所蕴涵的苦涩。他们由器物层面的差距进而认识到制度层面的差距,由制度层面的差距再认识到观念层面的差距。每进一层便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而将之落到现实实践层面中的行动,也总是显得阻隔重重。谭嗣同在这些先驱中是一个刚健自强,以铁肩担道义的悲剧英雄。在谭嗣同所倡导的“变法维新”与他自己的生命同于泯灭后,先驱们才由此而理性的深入到“华夷之辨”的核心层面,故谭嗣同实为近代“华夷之辨”的转折人物。他的思路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894年以前可为一期,其著作以《治言》为代表,可谓初期;1895年可为一期,以《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为代表,可谓发展期;1896—1898年可为一期,以《仁学》为代表,可谓成熟期。本文将循先哲论著中道器观,体用观等等思想的变化,来展现其“华夷之辨”的演进。

  一  

    《治言》写于1889年,是谭嗣同25岁时的作品。谭嗣同称“此嗣同最少作,于中外是非得失全未缕悉,妄章胸臆,务为尊己卑人,一切迂孤虚矫之论” (P231)。该文写作时正处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许多有识之士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已再无兴致去空谈性理,“中国往何处去”成了思想界的中心问题。更由于鸦片战争的失利,表面上是军事的失败,故此国人对西方的坚舰巨炮印象深刻,洋务运动便应时而生。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个中翘楚,大力倡导“中体西用”说。他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事变”。他又提出“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谭嗣同当时足迹只及内陆数省,未曾达于沿海,故对一些新的理论无缘识荆,只是由于“中体西用”说及洋务运动声名极大,席卷全国,才得以了解。故此,在《治言》篇中,谭嗣同受洋务运动的影响便展露出来,其原因我稍后再予分析,先来看看谭嗣同初期的华夷观及与之相关的道器观。

    谭嗣同在《治言》中提出“道之不可变者,虽百世而如操左卷”,明确提出了道不可变。又说“夫言治而意诚,治乃可以不言矣。夫圣人固曰‘ 意诚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同上,P236)。这是当时正统的儒生之谈,所讲究的是正名而治国,其“诚,正,修,齐,治,平”者,是儒家《大学》里八条目的后六条。由此可见,此时的谭嗣同认为不光是“道”不可变,连“修道”的工夫亦无须变化。谭嗣同主张“今之中国,犹昔之中国;今之夷狄情,犹昔之夷狄情也”(同上,P236)。可见谭嗣同这时还以为中国依旧是“天朝大国”,仍是万国来朝的盛世之邦,礼仪之邦。中国以外,则仍是蛮荒野地,中国以外的人还是化外之民,这也就是所谓的“中体”说。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大败,西方之强大已无须赘言。故此,谭嗣同又说“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而架驭柔服之,方因事会以为通”(同上,P236)。而他的所谓“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者,就是在中体确立不动后,以西学为用,并以中学来驾御柔服西学。希望器物层面的学习就可以解决“华夷之辨”。

    谭嗣同之所以采用“中体西用”说,与其天赋之性格,后世之阅历有必然的联系。有人称谭嗣同为“才气纵横,不可一世”;有人称之为“如怒马惊涛”。以“不可一世”“怒马惊涛”作为对一个人的评判,其性格之鲜明可见一斑。在其18岁时所作的《望海潮》的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待揉搓?”(《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五十》,《谭嗣同全集》,P150)其个性之刚烈亦可隐约揣测。谭嗣同喜“为驰骋不羁之文,讲霸王经世之略”。这样的人物自然不会漠视现世之危难,胆气虽豪,却不能收敛,格于十九世纪的中国的文化背景,自会胸襟难展、郁郁难伸了。受挫过多,会导致对其自身的价值会产生怀疑,其性格又会走向另一极端。“含凄坐永日,所恶赘此生”是其处于失落的写照。谭嗣同的性格交织着亢奋与失落,在两极中徘徊,他一生激进,这与其性格是不能分开的。谭嗣同的早期阅历更是促成其不成熟的“中体西用”思想的根源。谭嗣同自1879—1889年期间,“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试”,结果却一无所成,他“一生才力半消磨”在那为实现“修,齐,治,平”的科举路上。这必然会对旧有体制爱恨交织,之所以爱者:当一个人投身于某事十余载,自会对其产生特殊的眷爱之情,殊难一朝而决裂。之所以恨者:十年科举路,最后仍是茫无所依,怨恨之情自是难以扼制。有这样性情和阅历的谭嗣同由于未及沿海,不曾与最新的学说接触,故与席卷全国的洋务运动一旦接触,身具叛逆性格的他自会觉得洋务派的说法“与吾心有戚戚焉”。

    谭嗣同在稍后的《石菊影庐笔识》中提出:“中国圣人之道,无可云变也。”虽以没有《治言》篇中的那班夜郎自大,但仍然认为道不变,可见其华夷之辨中,“华”还是具有道上的优越性,且认为“而于卫中国圣人之道,以为扑灭之具,其若测算,制造,农矿,工商者独不深察而殊施之,甚且耻言焉,又何以为哉”。可见谭君这时虽强调道体之不变,也着实认识到了须向西方学习测算,制造,农矿,工商,以富国强民。他又认为“西人之说,张子皆以先之,今观其论,一一与西法合。可见西人格致之学,日新日奇,至于不可思议,实皆中国所固有” (P206)。这样说来,向西方所学的测算,制造,农矿,工商等格致之学,中国早就有了,西人学去的,现在再学回来,也就不算委屈了。可以通过其文字窥见,此时之谭嗣同与洋务运动的支持者一样,还沉迷于“圣人之言,无可革也”的自制幻象之中,他们依然固守体不变而用变,道不变而器变,华仍为华,夷仍为夷的思想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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