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到的这部石印本灵签，是由民国时的大藏书家徐乃昌印行于世的。其法式是以五枚卜钱占卜。卜钱正面分别铸有金、木、水、火、土字样，统称“字”，背面则空白无文，统称“幕”，卜时或字或幕，字者又有金、木、水、火、土之别，相互排列组合，共得三十二种样式，每种样式各为一种卦象。此石印本灵签书前较原刻本增印有“印光法师法语”，说明占卜方法云：“欲决疑者，若原供有菩萨像，则于像前焚香礼拜；若无，则即向此课本焚香礼拜。取五净钱，在香炉上熏过，心中默祷所问之事，按下所列之偈，并念菩萨若干声，将钱掷于桌上，按次查是几字几幕，照刻本查是何卦，即得其所示之兆。”据此则似乎也允许使用普通商用制钱，只不过按照它掷出后的排列次序一一对应为金、木、水、火、土即可。
卦签中每一种卦的版面构成形式完全一致：首为一帧象征卦义的图，次序号，次卦名，次卦象，次等第，次五言四句偈语并西江月一阕，释卦义，相当于“象辞”。如第一卦，卦名“升进卦”，卦象为金、木、水、火、土五钱皆字，等第属“上上”，其“象辞”释曰：
彩凤临丹阙，灵龟降吉祥。
祸除福禄至，喜气自洋洋。
此卦求财大吉，正宜出入欢娱。官词口舌并消除，病人起离床席。
求官目下成就，行人早晚还归。祸除灾散福盈余，最喜高明富贵。
如此三十二卦有版画三十二幅，加上卷首、卷尾各另有观音、韦陀像一帧，全书共有版画三十四幅。画面线条镌刻流畅，不工不拙，适得其宜，以雕版技艺而言，自是上乘佳作。除此之外，在“象辞”的上方或末尾，还点缀刻有类似今日书报刊题花、尾花之类的装饰小图画，这至迟是明代以来佛经刻本中常见的装饰，据云均为佛家法器或者圣物。
前面提到的“印光法师”，是民国时上海、苏州一带的著名净土宗僧人，这个石印本在书前还缀加有印光法师所撰《观音感应灵课石印流通序》一篇，交待印行缘起，系“因徐积馀居士与其夫人，得前明古本，石印千卷，以结净缘”。“积馀”为徐乃昌字，是民国时居住在上海的大藏书家，其夫人马氏，名韵芬，乃昌有藏书印，并刻夫妇姓名，这些都是喜好藏书的人熟知的事情。但是徐乃昌夫妇在这部灵签末尾题记中的署名，恐怕没有多少人见过：
佛弟子徐长庆同妻马契圆，喜捨净财，发心印造《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一千卷。以斯功德，上愿四恩总报，三幛顿消。扬教诲之波澜，遍周沙界；作人天之眼目，广度含灵者。岁次元黓涒滩观世音菩萨成道日谨识。
这长庆、契圆，估计是徐乃昌夫妇在家修行的法名。“元黓涒滩”为壬申年，即公元1932年。徐氏生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卒于1936年，印行此书时已六十多岁。人到暮年，容易找寻外在的精神寄托，取个法名，居家修行，是很自然的事情。此石印本内封面系倩沪上著名书画家海云楼主王震题写。王氏与徐乃昌行年相若，当时也已年过花甲，笃信佛法，有法名曰“觉器”。这在当时，是闲散文化人士的一种风尚。
海云楼主王震题写的内封面，与徐乃昌夫妇题记中的叙述一致，将书名题作“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原本正文卷首没有篇名，仅篇末题有“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 终”字样，徐乃昌等都应当是依据它来确定书名的。但这是否为原书正名，还不能完全确定。这是因为古书卷尾所题书名，时常有用简称的情况。《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两种明抄彩绘本观音灵签，题作“南无大慈悲灵感观世音菩萨三十二课”，与此本三十二种灵课的情况正相契合，二者很可能为存有源流关系的同一种书籍，而书名之孰是孰非现在还不宜遽然确定。日后暇时，取以比勘，方可明晰。
王涛先生推断他获得的灵签残页为明初或比这更早的刻本，意即可能为元代刻本，这很大程度上应是受到其版刻“字体类赵孟钐濉钡囊肌Ｆ涫得鞒趸蛟惚镜乃秸蕴遄郑话惚日庖簿ⅲ挥忻饔览直辈氐姆鹁痔逵肫湎嗬唷＞菔”揪砟┰樘饧牵吮究逃诿魍蚶昙洌�
大明中宫皇后，每斋沐焚香，捧诵《观音灵课》，时为社稷卜岁丰，祈太平，屡屡感应。遂命鋟梓，印施百卷，以便臣民决疑，令预趋吉避凶，阐明法宝，慈泽后人。愿宫闱清吉，海宇万安，雨露均调，仁凤休作。愿我佛灵课，惟诚信以来格，佑为善以先知，苟渎慢不敬者占之，反至尤焉，尔其钦哉！
时万历壬辰春王正月十五日吉，刊于大乘禅寺，计板二十二块，竟请京都衍法寺，便流行天下也。
其刊印年代虽较王涛先生的判断要晚很多年，但是却并不因此而减损这两张残页的价值。这是因为检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见著录此书；徐乃昌当年所得全本，今下落不明，其或已毁失不存，亦未可知。所以不惟王涛先生手中的残页，作为万历原版，具有无以替代的文物价值；就是敝人篋存之石印本，也因完整保存此书内容和面貌而差近于原本，值得珍重收藏。当年徐乃昌虽印行多达千册，但是这种书不受读书人的重视，一般求神问卦的人也不会特别留意护持，加之印书纸张脆软，容易破碎，护持保存直到今天的估计已经非常稀少。
这部书之所以值得珍重，是因为它除了研究占卜史和版画史的资料价值之外，还与万历年间的一大政治事件具有密切关系。
了解一点明代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万历年间，围绕着“争国本”问题，宫闱内外，朝廷上下，展开过一场激烈而又持久的争执。对此，清初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中列有专节详细叙述，感兴趣的人自可取来阅读。
所谓“国本”，是指册立太子。明神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万历帝朱翊钧，其皇后王氏身体多病，终生未能生育子女。另有恭妃王氏，生子常洛，为万历帝长子，后来袭位为光宗，年号泰昌，做了不到一个月的短命皇帝，便一命归西；贵妃郑氏，生子常洵，为万历帝第三子，后来封为福王，明末在开封被李自成统领的陕北农民军抓住，杀掉煮成汤喝了“福禄”酒。王恭妃虽生子在先，却不讨万历帝喜欢，而郑贵妃则深受宠幸，且与万历帝相亲相爱，终生不渝。由于宠爱郑贵妃，万历帝就想册立她生的儿子朱常洵为皇太子，可朝廷中一帮重规矩讲法度的大臣却不答应，他们认死理说立储是关乎“国本”的大事，含糊不得，必须长幼有序，遵依从前惯行的程序优先册立长子。于是自万历十四年二月朱常洵降生一个月时起，即大致以万历帝和郑贵妃为一方，以朝廷中很大一部分自以为护持国家根本秩序的大臣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坚韧拉锯战。万历帝想立常洵，大臣们不答应；大臣们认为应及早册立常洛，万历帝就挖空心思找出各种托辞来搪塞拖延。双方一来一往，僵持对立长达十五年之久。
在这期间，万历帝虽采用各种手段来压制上书进言的臣僚，或降或削，或杖或戍，威势不可谓不强，无奈这班人竟前仆后继，毫不退缩，《明史·后妃传》谓“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底，实在无法继续拖延下去时，万历帝才不得不屈从于臣下，于是朱常洛得以成为东宫皇储。对此，清代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不由得感慨说：“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以帝王之尊而屈服于臣子，不能不心怀深怨大恨。按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的看法，万历帝之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不补中外缺官等种种荒怠朝政的乖异举动，都是他对臣僚的报复行为。
在这场争执当中，皇后王氏表面看起来置身局外，不论立长立幼，都不关她什么事情。可是实际上却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甚至性命。王恭妃与郑贵妃虽同为妃嫔，但王氏之得幸生子仅缘于万历帝一时寻欢作乐，皇帝对她并没有多少感情，立恭妃子常洛，不会马上对王皇后的地位构成太大威胁，而且恭妃的儿子常洛一直由她带在身边养育，她对常洛“调护备至”（《明史·后妃传》），即使常洛登基，也不至于对她构成损害；而郑氏不惟深受皇帝宠爱，且已进封“贵妃”，依明朝制度，“内廷嫔御，尊称至贵妃而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列朝贵妃姓氏”条），位距皇后，仅一步之遥，若其子常洵被立为太子，郑氏很可能随后就取代皇后的位置。
这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揣测。明代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过废除皇后的先例，就是先废皇后，后立太子，也不是不能实行，而且施行起来似乎更为容易。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今上笃厚中宫”条记载说，万历二十八年即册立常洛为太子之前一年，京师盛传皇帝故意裁减皇后食用服侍，致使皇后久病濒危。若王皇后身故，郑贵妃继承后位，常洵便可依据朱元璋定下的立嫡不立长的原则，取代常洛，成为太子。万历帝闻流言大怒，内阁次辅沈一贯在劝慰他时讲到，“今日之谤，十年前已鼎沸”，说明万历帝因立储一事欲加害于王皇后的流言，早在万历十八年时，就已广为传播。纵使万历帝圣德仁厚，绝无加害之意，也说明客观上这是解决这场政治争执的一种自然选择。
万历帝是否真的要害死皇后？宫闱密事，几百年后的今天，真相已难以确知。不过万历十八年时要废掉皇后的传言，却是事出有因。
原来在万历十八年正月和十月间，先是有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也就是明朝事实上的宰相、后又有吏部尚书朱纁率领群臣、以及礼部尚书于慎行，先后几次上疏，请求马上册立东宫，确定皇长子常洛的太子身份。这几次表态，非常严重，从地位上看，出动了几乎所有最高文职长官；从规模上看，是朝廷官员的集体性示威。因此，万历皇帝不能等闲视之。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迫不得已，万历皇帝答复说，他讨厌臣僚们不停地上疏激扰，离间他和常洵父子，假如明年谁也不再拿这件事来烦扰他，他就一定会按照大家的请求，在后年亦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册立典礼。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采用了《明史》申时行、许国、王家屏、罗大纮传的说法。万历帝允诺的册立时间，其它史籍如《明史纪事本末》中另有记载是在万历十九年。申时行、许国、王家屏当时均位居内阁大学士，是最主要的当事人和最近密的知情人。《王家屏传》记述说万历帝先是允诺在万历十九年冬确立储位，王家屏担心口说无凭，万历帝随时可能变卦，于是起草诏谕请皇帝颁布，以留下公开的字据，造成既成事实。万历帝不答应，并改口说改在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册立典礼。这一变化，应当就是史籍中万历十九年和二十年两种不同记载的来由。
尽管王家屏当时没有如他所希冀的那样拿到皇帝允诺册立的诏谕，但他还是施展政治智慧，成功地把这一约定透露出去，由礼部尚书于慎行“通行南北诸司”（《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八年十月辛卯条），使之成为万历皇帝向所有臣民做出的正式保证。
早在万历十四年大臣们最初提出册立常洛为太子的时候，万历皇帝就明确表述过没有不立常洛的意思，后来又再三申明在皇后无子，诸子均为庶出的情况下，他完全认可“长幼自有定序”的皇位继承原则（《明史·王如坚传》。《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八年十月丁亥条），所以对举行册立典礼，他就应该早有考虑，可是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拖到两年以后去办呢？这实在耐人寻味。
后来万历二十一年的时候，在群臣连续不断的催促下，万历帝才亲口透露出一丝端倪。他说：“读《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王皇后若果然能够生育皇子，自然皆大欢喜，不过查继佐《罪惟录·皇后列传》称王氏因体弱多病而不能生育，况且纵使身体允许，生不生孩子，也由不得她自己做主，刑科给事中王如坚就直截了当地拆穿说：“天地之交不常泰，欲后嗣之繁难矣！”（《明史·王如坚传》）
既不指望也根本就不想让王皇后生育，那么万历皇帝打的到底是什么主意呢？请注意《罪惟录》记载说皇后王氏体质很差。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讲到：“后贤而多病。国本之论起，上坚操立嫡不立长之语。群疑上意在后病不可知，贵妃即可为国母。”（见卷七五《争国本》。又夏允彝《幸存录》“门户杂志”条所记略同。）原来万历皇帝是在等待王氏病死。王氏身体本来就相当孱弱，按照《万历野获编》记述的传言，在这时再通过撤减食用服侍等方式施加虐待，促其速死，大概万历帝估计，她怎么也拖不过一两年的寿数，这便给郑贵妃入主后宫正位预留出了必要的时间，所以才会答应在万历二十年为常洛举行册立典礼。
不过万历皇帝对待王皇后毕竟还是宅心仁厚的。他不愿向臣僚们承诺一个确定的立储时间，实际上是因为没法确定王氏的身体能够支撑多久。他清楚知道只有王氏病故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却无意采用最卑鄙残酷的手段加害于她。一定程度的精神与物质生活条件的虐待容或有之，但终其一生，万历帝对王皇后始终未动杀机，这一点也应该可以肯定。不然，想让她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何不爽爽快快地定个虚假的册立典礼的日子去糊弄大臣们呢？
不过这些都是几百年后我们作为事后旁观者所做的判断，身当其事的王皇后可不敢这样乐观。自古天意高难测，生杀予夺都不过是万历帝一念之间的事情。她需要做好准备来应对最坏的局面。册立太子的时间既已公布，极度的危险也就向她直面扑来，生命的倒计时马上随之启动。可以想见，处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皇后王氏的心绪该是何等惊惶，何等恐惧。
那么，面对这一生死攸关的重大威胁，皇后王氏对待周围的环境又是怎样一种心态以及她又做了怎样的应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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