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朝廷通过“赐民爵”来建立统治秩序，四百年间先后赐民爵90余次。入三国后一制度逐渐被废弃，至南北朝结束前，赐民爵的事例很少。长沙吴简为认识该制的淡出提供了帮助。
吴简中有大量的“户人名籍”，即记录了里名、户人、爵位、人名、年龄等内容的简，如1-14 “富贵里户人公乘胡礼年六十踵两足”。这类简极多，它们是按家庭编制的名籍中的第一枚简，“户人”即户主。这些户人名籍绝大多数记录了户主的爵位，爵位几无例外为“公乘”。我收集到“宜阳里”的户人名籍47枚，其中46枚的户人为“公乘”，1枚“大女”为户人，无爵位（12-5508）。此外，据其他名籍简，一些家庭成员也有“公乘”的爵位，个别的人年方一岁、五岁、七岁或十岁便为“公乘”（9-3321、9-2937、9-3319、9-2922）。
据西岛定生的研究，汉代有民爵者因其爵等的高下而享有不等的特权，并形成身份秩序（《二十等爵制》，页250-255）。“公乘”是民爵的最高一级，如果户人皆为“公乘”，爵位相同，身份一致，已达不到形成等级秩序的目的，“赐民爵”所具有的作用与意义也就丧失了，其消亡也就势在必然了。
吴简中有一些名籍仅注明“民”或“吏”，不再书“爵里”，如13-7633：“民周明年卅五盲左目”，13-7638“郡吏黄士年十二”等。这类简的具体年代尚不详，但出现这种简化形式，暗示旧形式名籍开始被放弃。长沙发现的吴简为当时的废弃品，其中大量为带爵位的“户人名籍”，后一类名籍简不多，似乎也暗示制度上发生了这种变化。
“赐民爵”走向衰亡是这一制度自身发展的结果。据西岛的研究，民爵不可继承（页187），但级过“公乘”则算做儿子或兄弟的爵级（页154），所以，从东汉明帝中元二年（57）开始，赐爵诏书便有“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的规定，后章帝永平十八年（75）、安帝元初元年（114）、顺帝阳嘉元年（132）的赐爵诏书中均有类似的规定，这表明经过西汉与莽新时的赐爵，已开始出现级过公乘的情况。检居延汉简，多数戍卒的爵位为“上造”、“大夫”，但也有一部分人为“公乘”，这些简为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的。随着赐爵的不断进行，累积的爵级日多，不断出现“移爵”，使得新立户的户主的起始爵位越来越高，距“公乘”日近，“移爵”子弟的机会也日多，从而越靠后，户主的爵位越高，最终都变为“公乘”这一最高爵位，使“赐爵”变得没有意义，难以为继。
吴简中有少量“户人名籍”无爵位，如2-769、2-823、2-857、2-913、10-4187、10-4142、10-4137、10-4131等，有的是“新户”，如10-4142，有些可能是“新还民”。新还民因脱籍，丧失原有的爵位，附籍后不赐爵便无爵位。据《三国会要》的统计，曹魏时曾六次赐爵，吴、蜀则无这方面的记载。
2、 户赀与调布
吴简中有不少交纳“调布”的收据（布别，据13-8256），交纳额为一年一匹至六匹不等，其中一匹最多。另有不少为“三丈九尺”（13-7791、13-7789、13-7801、13-7832等）、“一匹三丈九尺”（13-7851、13-7894、13-7949等）、“一匹三丈八尺”（13-7889）、“二匹三丈九尺”（13-7809、13-7861等）、“二匹三丈六尺”（13-7794）、“四匹三丈九尺”（13-7886、13-7887、13-7907等）、“五匹三丈九尺”（13-7901）。据“田家别”5·18、5·20及5·23知当时1匹=4丈=40尺，“三丈九尺”、“二匹三丈六尺”之类是应纳调布额“一匹”“三匹”而略有不足而已。
这六种调布额应与名籍简中所记的“户品”与“赀额”相对应。名籍中的户品目前见到的有“上品”（12-5324）、“中品”（12-5433）、“下品”（12-5677、12-5447、12-5452）、“下品之下”（12-5429、12-5435）四种，赀额有五十（14-8897）、一百（13-8483、14-9055、14-9324）、二百（14-9109、14-9208、14-10044-5）、一千（14-10151-1）、五千（14-10378-127、14-10392-141）五种，其中“赀五十”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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