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大批吴简，是三国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虽然目前有关吴简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克成大功尚须时日，但从《文物》1999年第5期发表的王素、宋少华、罗新诸先生合著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以下简称《新收获》）一文中披露出来的材料看，已为我们探讨东吴的政治、经济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据《新收获》介绍，在业已整理出的长沙走马楼简牍中，有不少关于户税、户调制度方面的材料。其中，东吴户税分三品收钱，户调分九品收物的内容，尤其引人瞩目。文章列举户分三品有九简，户分九品有二简，兹择取前九简中的三简并后二简抄录如下：
其二户上品 （12—5324）
其九户中品 （12—5433）
右廿六户下品 （4—1290）
其八十四户下品之下 （12—5319）
口女户下品之下不任调 （10—4233）
户调二简中的“下品之下”，乃是指九品第等中的“下下”而言，也就是第九品。而“不任调”之“调”，则是指的“户调”。所调之物据文章所引吴简有“调布一匹”、“调麻一匹”以及“调鹿皮”、“调麂皮”等等。可见东吴征收赋税，确有户分三品与户分九品之类分。据《新收获》一文作者解释说，上述简文之所以出现户分三品与户分九品两种情况，“存在这种可能：当时征收与户等有关的赋税，根据税种存在两种标准：户税根据旧标准（即所谓‘故户’），分三品收钱；户调根据新标准，分九品收物。”因此，“户分三品属旧制，是为户税而设；户分九品属新制，是为户调而设。二者没有矛盾”。另外，文章在谈到户分三品时还作一注释，释文说：“按：又有‘右凡六亩下品口’（4 －1238）简。似乎当时田亩与户一样，亦分上、中、下三品。”
上述吴简，无疑是研究东吴赋税制度史的重要资料，弥足珍贵。但就当时户税分三品收钱和户调分九品收物而言，前者明显有其历史源渊，是对东汉旧制的承袭，后者极可能是综合曹魏的户调制度和九品中正制度，并将九品论人之法嫁接于户调制度而来。由于《新收获》一文披露的相关简牍材料甚少，而文章作者对此又未展开论述，故略撰此文，并提出一些推测性的意见。
东吴户税分三品征收，以及田亩亦分上、中、下三品的作法，乃是沿袭东汉旧制，并非东吴始创。据高敏先生研究，早在东汉逐步改口钱、算赋的货币征收为实物征收的过程中，就已出现了按户征收的作法。［1］（P458）而要按户征收，就需要评定民户的贫富等级，亦即“评赀”以确定户等。《续汉书·百官志》载乡啬夫“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说明东汉乡啬夫要根据民户贫富的不同，“平其差品”，以确定其户等品级与纳赋多少。又《后汉书·刘平传》载其“拜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感怀，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也反映出计算户赀与赋税征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迄至汉末，仍是如此。《三国志·魏书·曹洪传》注引《魏略》云：“太祖（曹操）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曹）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家耶！”按曹操在建安元年（196年）为司空，建安十三年（208年）任丞相，其任司空长达13年之久。这表明汉末之时依然实行评赀确定户等之制，而且是与“每岁调发”同时进行的。据《文物》1999年第5 期发表的《长沙走马楼J22 发掘简报》称：“简牍所记年号目前发现最早的为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最晚的为吴孙权嘉禾六年（237年）。”则东吴初年实行的户税分三品征收之制，显然是沿袭东汉早已实行的评赀确定户等之制而来。并且，在出土的“右某家”及“凡口”云云吴简中，其下几乎都有“訾”多少的记载。《新收获》一文认为：“訾”可能就是“赀”的通假，“赀”为户税，又称“户赀”。其说可从。此外，东汉在实行“平差户品”的同时，也同样存在着把田亩按其肥瘠分为三品的作法。《后汉书·彭秦传》载其东汉初为山阳太守，就曾把其境内的稻田，“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专立文书，藏之乡县”。因此，东吴户税分三品征收，以及田亩亦分上、中、下三品的作法，均系承袭东汉旧制而来，即有其历史源渊。
然而，就户调之制而言，东吴户分九品收物的作法，则明显缺乏可资借鉴的历史依据。这不仅因为汉代的赋税制度主要有田租、算赋、口赋等项，而无户调，还因为依照传统看法，西晋在平吴之后颁行的“户调之式”，是最早采用“九品相通”征收方式的。因此，东吴将户调分为九品征收，显然不是对汉代旧制的沿袭与继承。那么，东吴户调分九品收物，究竟是东吴在税制方面的标新立异之举，抑或是对三国初年的现行制度有所借鉴呢？我以为答案可于后者寻之。换言之，东吴将户调分为九品，应是借鉴并综合曹魏的户调制度与九品中正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变革和创新而来，并非偶然。
如众所知，户调制度是曹魏始创的一种新制，为汉代税制所无。而曹魏户调制的创立，又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据《三国志·魏书·赵俨传》载，建安五年（200年）袁绍南侵，阳安郡都尉李通曾“急录”绵绢一类“户调”，以供军需。则按户征收绵绢之制，早在建安五年即已实行。又同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建安九年（204 年）曹操平定冀州并下令云：“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是曹操在平定冀州之后，又将户调之制进一步推广并加以制度化。唐长孺先生曾据此指出，户调制“乃先行于兖、豫而后推行于冀州，并非平冀州后始创”。［2］（P60）其说甚是。曹魏创立的户调制，一方面适应了汉末战乱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对两汉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另一方面也对三国初年的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曹魏实行的户调制与其推行的屯田制一样，不仅是曹操集团为了确保粮食供给、增加赋税收入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而且也为其逐步翦灭群雄、统一北方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正因为户调制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处于同样的历史条件和战争环境，并力图雄据江东、偏安一隅的孙吴政权来说，自然也有学习和借鉴曹魏的成功经验，并把曹魏的户调制移植于江南，藉以增强自己的赋税收入和物质力量之必要。纵观孙吴初年不仅在江南地区推行了屯田制度，而且也采用了曹魏的户调制度，就是对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而长沙走马楼简牍中有关户调分为九品收物的简文，正是对东吴时期实行户调制的一个力证。
不过，东吴虽然实行了户调制，但其将户等区分为九品的作法，却与魏制迥异，而是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因为前著曹魏的田租、户调制度唯有“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等寥寥数语，全然不见户调分为九品征收的痕迹。另外，以往学术界认为，西晋在平吴之后颁行的户调之式，是最早采用“九品相通”原则的，后来北魏户调实行“九品混通”也是渊源于此。但是据《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载西晋户调式云；“绢户二匹，以其绢为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为侯奉。其余租及旧调二户三匹（“二”字为衍文），绵三斤，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这里既然提到“自如旧制”，可知在西晋颁布户调式之前，已有一个“九品相通”的“旧制”存在。只是这一“旧制”究系那一朝的“旧制”，由于史书缺载，前人已无从考知其详。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新收获》一文尝据此推论说：“我们已知吴国户调也分‘九品’，又知西晋‘制户调之式’正在‘平吴之后’，那么，是否可以推测西晋户调‘九品相通’，其中户分九等，含有吴国的户调内容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应该说，《新收获》一文的推测是有道理的，并有其依据。但问题是，如果说西晋采用“九品相通”的原则是沿袭东吴之制而来，那么，东吴将户调分为九品，又是借鉴于何种制度而来，抑或就是东吴独创的一种新制呢？窃意以为，如果我们把东吴时期曾经实行九品中正制这一事实也纳入视野，并把二者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的话，则东吴将户调分为九品征收的作法，当是借鉴于九品中正制度而来，亦即将九品论人之法嫁接于户调制度之上，从而在借鉴魏制的基础上又有所变异和创新。
我们知道，九品中正制是曹魏始创的选官制度。三国时期，建立于江左的东吴政权也曾仿效魏制，将九品中正制移植于江南。依据史传，在孙权称帝前后的黄武（222－229年）至嘉禾年问（232－238年），东吴的中正组织已初步建立，并分为州、郡两级。其异于曹魏者，唯“州都”一职最初称为“大公平”，后来也改称大中正。据《三国志·吴书·潘濬传》注引《襄阳记》： 襄阳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濬子）秘过辞于温，问曰：先君昔曰君侯当为州里议主，今果如其言，不审州里谁当复相代者？“温曰：无过于君也。”后秘为尚书仆射，代温为公平，甚得州里之誉。按《吴书·潘濬传》，濬卒于赤乌二年（239年）。如果他在世时预言习温“当为州里议主”，即荆州大公平，那么，东吴设置大公平的时间必在赤乌以前，亦即在孙权嘉禾年间。此外，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记述其父葛悌仕吴曾任丹杨郡中正，及吴亡仕晋，又任扬州大中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吴九真太守谷朗碑》载谷朗于孙休永安年间（258－264年）任桂阳郡中正，及孙皓元兴至宝鼎年间（264－268年），又为荆州大中正。这表明东吴的中正制度确实是仿效魏制，且其制肇始于孙权，历孙亮、孙休、孙皓相沿不废，与东吴王朝相始终。［3］
可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即由于史籍对东吴九品中正制记载甚简，因而一些前辈学者在肯定东吴实行中正（公平）制度的同时，又提出“孙吴是否也分九品，不明”。［4］（P52）即对东吴是否采用九品论人之制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实事上，东吴在推行中正制度的同时，也必然要采取九品论人之制，其理由有三：
首先，曹魏创立的九品中正制，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由州郡中正铨叙人物，评定九品，并以此作为吏部选拔官吏的依据。《通典》卷一四《选举二》云：“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是以吏部不能审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由此可见，九品中正制将人物优劣区分为九品，既有别于两汉以来的察举征辟制度，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取士制度，最能体现出这一制度的独具特色和时代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讲，九品中正制的创立，固然是对两汉以来乡举里选旧制的继承与发展，但同时也是对传统选官制度的一大创革。东吴既然仿效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并在江南各地设置州郡中正，那么依理推论，东吴中正的职责自当一如魏制。否则，东吴如果仅仅设置州郡中正，而不职掌评定九品，差次人才，则不仅与其仿效魏制的初衷相悖，而且于情于理均难通释。因此，东吴在建立中正制度的同时，也必然会采取九品论人之法，并以此作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依据，应无疑义。
其次，东吴中正职掌区别人物，铨定九品，虽然史料不多，但也并非全然无征。如前引潘濬将荆州大公平称为“州里议主”，说明大公平的职责就是主持乡里清议，区别州郡人物。又谷朗先后担任桂阳郡中正、荆州大中正，碑文称其“平衡清恪，彝伦攸叙”，也是称赞他能够公平地品评人物、选拔人才之意。另外，据《通典》卷三二《职官一四》“中正”条云：“魏司空陈群以天台选用不尽人才，择州之才优有昭鉴者除为中正，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州郡皆置。吴有大公平，亦其任也。”这里既说曹魏中正的职责是“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其下复云“吴有大公平，亦其任也”，可见东吴所置大公平及其州郡中正，其职责也是“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即与魏制相同。 其三，东吴中正职掌区别人物，铨定九品，还有一事可资证明。据《三国志·吴书·朱治传》注引《吴书》：
（治子）才字君业，为人精敏，善骑射，（孙）权爱异之，常待从游戏。少以父任为武卫校尉，领兵随从征伐，屡有功捷。本郡议者以才少处荣贵，未留意于乡党，才乃叹曰：“我初为将，谓跨马蹈敌，当身履锋，足以扬名，不知乡党复追迹其举措乎！”于是更折节为恭，留意于宾客，轻财尚义，施不望报，又学兵法，名声始闻于远近。
按朱治丹杨故鄣人，曾随从孙坚、孙策、孙权征讨刘繇，佐定东南，功勋卓著，黄武元年（222年）封毗陵侯，次年徙封故障，黄武三年（224年）卒。本传称：“子才，素为校尉领兵，既嗣父爵，迁偏将军。”则朱才为校尉领兵及“乡党追迹其举措”之事，约发生在黄武初年至三年问，且与孙吴将九品中正制移植于江南的时间大体吻合。值得注意是，《吴书》所谓“本郡议者”，并非是泛指乡党舆论，而是指本郡中正即丹杨郡中正而言，这与前揭潘濬将荆州大公平称为“州里议主”，其意略同。然则，何以朱才已出仕为官，并“屡有功捷”，而“乡党复追迹其举措乎”？其中道理，实与东吴中正主持乡里清议，并负责铨定乡邑士人的品第有关。一般说来，在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后，凡未仕之人皆须先接受中正品评，获得一定的品第，以便取得入仕为官的资格。而对已仕之人而言，由于他们在出仕之前已经获得了中正品第，故乡党舆论的追踪考察多是例行公事，除个别人因“言行修著”或“道义亏阙”［5］其品第偶有升降外，多数人的品第仍会维持原状，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但是在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情况则较复杂。一方面，一些人在制度创立之前即已仕进为官，因而他们并没有获得中正品第，而为了仕途发展计，他们又必须取得中正品第，以便作为日后吏部铨选和官职升迁的依据。另一方面，作为补救措施，州郡中正也有责任根据乡党舆论的意见，对已经出仕为官者予以重新考察，并给予他们一定的品第，以便与现行选官制度相符。但问题是，对于那些自幼生活于乡闾，且其道德品行为乡党所熟悉者来说，由中正考察乡论并为之定品，自然是件轻而易举之事。可是对于像朱才这样的勋臣子弟而言，由于他们自幼交游于贵戚间，不与乡里相沉浮，其道德品行不为乡闾所知悉，故而中正也无从考察乡闾舆论的意见，并据以为之定品。所以，业已仕进为官的朱才在被“乡党追迹其举措”之后，“更折节为恭，留意于宾客，轻才尚义，施不望报”，正是为了博取乡党舆论的好评。而所以如此，还是由于中正定品必须访询乡闾意见的缘故。类似的情况在曹魏初年也同样存在（注：据《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云：“（吴）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按吴质兖州济阴人，建安十九年初仕朝歌长，后为元城令。因其自幼不与乡党相交结，故自九品中正制创立直至魏明帝太和年间，犹“不为本郡所饶”，一直没有得到中正品第。这是曹魏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一些业已仕进为官者仍需经过乡间评议，方能获得中正品第的例证。），不独东吴为然。这表明在东吴推行九品中正制之初，一些已经仕进为官的人仍然面临着重新接受中正定品的问题，而且是个普遍现象。同时它也说明，东吴所置州郡中正，其职责就是区别人物，评定九品，即与魏制全同。
使君原是此中人——读《甲骨学五十年》
《吏民田家莂》中所见“馀力田”、“常限”田等名称的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