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辽代以来，“捺钵”一词由行宫、行营、行帐的本义被引申来指称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合称“四时捺钵”。辽朝的四时捺钵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历来受到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早在1910年代，日本学者池内宏、津田左右吉就曾先后撰文对此加以探索。[3] 1942年，傅乐焕先生在他的代表作《辽代四时捺钵考》[4]一文中，对辽朝的捺钵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释。金朝的捺钵，其重要性虽不及辽朝，但也是金源一代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它表现了女真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某些特质。由于《金史》没有像《辽史》那样专立一个《游幸表》来记载捺钵事项，所以有关金代捺钵的史料较为零散。傅乐焕先生在《辽代四时捺钵考》一文中曾对金代捺钵略加论列，而除此之外，尚无人注意这个问题。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有助于人们对金代的捺钵制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一、春水考
与辽代的四时捺钵相比较，金代的捺钵没有那么明显的“四时”之分，所以金人根本没有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概念，一般只把它分为春水和秋山两个系列。春水、秋山也是沿袭的辽代旧称，正如傅乐焕先生所说，春水即春猎之水，秋山即秋猎之山，因以春水秋山泛称所有春秋狩猎地点，后来遂成为春猎秋猎的代名词。
有关金朝捺钵的最早记载，见于马扩的《茆斋自叙》。宋人马扩于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金朝，是年三月十一日，“朝辞，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纳跋行帐，前列契丹旧教坊乐工，作花宴”。[5]很明显，这里说的“纳跋”是行帐的同义语。宣和七年（1125年），宋使许亢宗出使金朝，其《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所记行程“起自白沟契丹旧界，止于虏廷冒离纳钵”。[6]“冒离纳钵”大概也就是马扩所说的“契丹纳跋行帐”，其地点应当在金上京会宁府附近。
以上宋人记载中的“纳钵”都是指其本义之行帐，与渔猎活动无关。太祖、太宗两朝，金朝立国未久，各种制度尚处于草创阶段，捺钵之制也还没有形成一定之规。金朝捺钵之制度化，始于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是冬，金主亶（即熙宗）谕其政省：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并循辽人故事”。[7]这虽是出自宋人的记载，但内容是相当可靠的，我们还可以引述洪皓的一段记载为证：“虏中中丞唯掌讼牒，若断狱会法，或春水秋山（原注：谓去国数百里，逐水草而居处），从驾在外，卫兵物故，则掌其骸骼。”[8]洪皓居留金朝达十五年之久，宋金议和后于皇统二年（1142年）南归，他这里记述的应该是熙宗时的情况。
熙宗朝春水的主要场所是爻剌天开殿。熙宗即位的当年（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即“建天开殿于爻剌”。[9]《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在上京路下记载说：“其行宫有天开殿，爻剌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宫。”但《金史》没有指出爻剌的具体位置。《太祖纪》里有一条记载，谓收国元年（1115年）辽天祚帝自将大军七十万亲征女真，阿骨打“行次爻剌，会诸将议”。据三上次男氏对此次战事的考释结果认为，爻剌当在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市白城）与辽代长春州（今黑龙江肇源县西）之间，位于鸭子河（今松花江）畔的某一个地方。[10]贾敬颜先生则明确指出爻剌当在会宁府宜春县境，他解释说：“宜春县取义于宜于‘春水’，亦即春水爻剌之地，境内辖有鸭子河，故当求于今扶余、肇州等县地，兹暂订宜春于（吉林省）扶余县东南小城子古城，以待进一步探讨。”[11]这个结论与三上氏的考释结果是相互吻合的。据《金史》卷四《熙宗纪》载，天眷元年（1138年）“二月壬戌，上如爻剌春水。乙丑，幸天开殿”。按壬戌自上京会宁府出发，乙丑到达爻剌天开殿，行程三天，与宜春县的位置远近也颇相宜。又朱熹在谈到金都上京时期的捺钵情况时说：“金虏旧巢在会宁府，四时迁徙无常：春则往鸭绿江猎；夏则往一山（原注：忘其名），极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射虎。今都燕山矣。”[12]朱熹的这段叙述显系得之传闻，故如此之阔略，其中只有春水举出了具体的地点：鸭绿江。根据池内宏氏的有关研究结果可以知道，宋人所称的鸭绿江实际上就是混同江（鸭子河），[13]可见朱熹说的“春则往鸭绿江猎”也是指的爻剌春水。
爻剌春水所在地宜春县距辽代春捺钵地鱼儿濼相去不远，鱼儿濼位于鸭子河上游长春州境内，是辽朝春捺钵的主要地点。在考察金朝前期的春水时，《金史》卷三《太宗纪》里的一条史料引起了我的注意：天会二年（1124年）闰三月辛巳，“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这是金朝建国后首次建置驿路。春州即长春州（《辽》、《金史》中多省称春州），泰州（今吉林白城市）在长春州西，鱼儿濼就正好位于长春州和泰州之间。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推测：金太宗在上京会宁府和长春州、泰州之间建置驿路，可能是为了春水的需要，大概金初姑且于辽朝春捺钵旧地行春水，至熙宗即位后才在爻剌另建行宫。不过这一推测还有待于证实。
熙宗在位十五年，见于记载的春水共八次，其中至少有五次是在爻剌天开殿，这五次分别是：天眷元年（1138年）二月至六月，二年（1139年）二月至五月，皇统二年（1142年）二月至三月，五年（1145年）三月至八月，八年（1148年）二月至四月。另外皇统六年（1146年）正月至四月的春水不记地点，估计也应该是在爻剌行宫。除此之外，熙宗朝还有两次在其它地方行春水的记录，但这两次春水的情况都比较特殊。皇统四年至五年，熙宗曾由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前往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据《金史》卷四《熙宗纪》载：皇统四年（1144年）二月癸未，上如东京；丙申，“次百泊河春水”；十二月甲午，至东京；五年（1145年）二月乙未，“次济州春水”；三月戊辰，次天开殿；八月戊戌，发天开殿；九月庚申，至自东京。这两次春水是在往返东京的途中顺便进行的，皇统四年二月赴东京途中春水于百泊河，此河无考；次年二月自东京返回上京的途中又春水于济州，济州即辽之黄龙府，天眷三年（1140年）更名济州，在今吉林省农安县，乃东京至上京的必经之地。总之，除了这两次特例之外，熙宗一朝的春水基本上都在爻剌的行宫天开殿进行。
海陵王迁都中都（今北京）后，就不再去爻剌行宫春水，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海陵一朝究竟是否存在春水之制，在金代文献中竟然找不到任何记载。世宗朝的春水大多在中都周边的州县进行，不过其中有一次例外。大定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1184—1185年），世宗巡游金源旧地，二十四年五月到达上京，次年二月“丁丑，如春水。四月己未，至自春水”。[14]这次春水的地点没有记载，但既是从上京出发去春水，必定是在离上京不远的地方，所以我估计此次春水大概还是在爻剌行宫天开殿。
世宗在位二十九年间，至少有十五年曾行春水，春水的地点基本上都在中都旁近的州县，其中安州三次、滦州石城县长春宫六次、蓟州玉田县御林一次、顺州一次、高桥一次、地点不详者三次，再就是上文所说的在上京附近的一次。兹分别考述如下。
（1）安州
安州隶属于中都路，治葛城（今河北省安新县南）。《金史》卷六《世宗纪》（上）载：大定四年（1164年）正月丁酉，“如安州春水”；壬寅，“至安州”；辛亥，“获头鹅，遣使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二月丁巳，“免安州今年赋役，及保塞县御城、边吴二村凡扈从人尝止其家者，亦复一年”；庚午，“还都”。这是第一次安州春水，大概也是世宗即位以后的首次春水。文中提到的保塞县属保州（治今河北省保定市），东与安州毗邻。据《金史》卷九八《完颜匡传》记载，章宗承安五年（1200年）括地运动时，完颜匡广占百姓田地，“上闻其事，不以为罪，惟用安州边吴泊旧放围场地、奉圣州在官闲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还百姓”。安州边吴泊西邻保州，世宗时是春水猎鹅的围场，正是安州春水的主要场所；保塞县的边吴村大概就是边吴泊畔的一个村庄。所以世宗的扈从“尝止其家”。
见于《金史·世宗纪》的安州春水仅此一次而已，但此外至少还有两次春水也在安州。《金史》卷九二《曹望之传》谓《太宗实录》成书后，同修国史曹望之以赏薄，颇有怨言，世宗责之曰：“汝为人能干而心不忠实。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无事君之义。”按《太宗实录》进呈于大定七年（1167年）八月，[15]故世宗在这里所说的“安州春水”应当是大定八年（1168年）的事情。又《金史》卷九一《赵兴祥传》云：“（大定）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兴祥赴万春节。”世宗诞辰万春节为三月朔，可知是年安州春水约在二三月间。
（2）滦州石城县长春宫
世宗第一次春水长春宫是大定十八年（1178年）。《金史》卷七《世宗纪》（中）载：大定十八年“正月壬戌，如春水。二月丙寅朔，次管庄。丙子，次华港。己丑，还宫”。管庄、华港均无考，这是此次春水途经的两个地方，并非春水的目的地。从是年三月世宗对宰执说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此次春水的目的地究竟是什么地方，世宗曰：“比在春水，见石城、玉田两县令，皆年老，苟禄而已。畿甸尚尔，远县可知。”由此可知，此年春水是在石城和玉田两县。石城是中都路滦州的一个属县（在今河北省唐山市东北），《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石城县下有小注云：“有长春行宫。长春淀旧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更。”玉田是中都路蓟州的一个属县（今河北省玉田县），《地理志》云：“（玉田）有行宫偏林，大定二十年改为御林。”在《世宗纪》大定二十年（1180年）下可以找到相应的记载：“（正月）己巳，如春水。丙子，幸石城县行宫。丁丑，以玉田县行宫之地偏林为御林，大定濼为长春淀。”这是世宗第二次春水长春宫。长春淀的旧称，《世宗纪》和《地理志》有所歧异，一作“大淀濼”，一作“大定淀”，不管是“濼”还是“淀”，都是指的春水猎鹅的围场。
世宗第三次赴长春宫春水是在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是年春水的目的地，《世宗纪》没有明确交待，但同年三月有这样一段追述：“上初闻蓟、平、滦等州民乏食，命有司发粟粜之。……上至长春宫，……更遣人阅实，赈贷。”《金史》卷六四《后妃传》（下）更是明确记载：“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长春宫。”此后，大定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和二十七年，世宗又三次春水长春宫，《世宗纪》中均有“如长春宫春水”的明确记录。另外，世宗朝还有三次春水的地点无可查考，时间分别是大定十九年、二十三年和二十八年，考虑到大定十八年以后有地点可稽的春水全都是在石城县长春宫，所以我想这三次春水或许也是在长春宫，长春宫大概已被确定为大定后期固定的春水场所了。
（3）蓟州玉田县御林
玉田县的春水行宫原名偏林，大定二十年改为御林。世宗曾于大定十八年（1178年）春水玉田，已见上述。
（4）顺州
顺州隶属于中都路，治怀柔（今北京市顺义县）。大定十二年（1172年）“二月庚戌，上如顺州春水。癸丑，还都”。[16]顺州春水仅此一次。
（5）高桥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载：大定十六年（1176年）正月庚午，“上按鹰高桥”。“按鹰”即春水猎鹅。高桥不详其所在，估计是在中都近郊。宣宗贞祐元年（1213年）秋，“大元游骑至高桥，宰臣以闻”，[17]据此推断，高桥必定距中都不远。世宗在中都近郊春水是有先例可循的，大定七年（1167年）春，尚书右丞苏保衡卒，“世宗将放鹰近郊，闻之乃还”。[18]
世宗朝的春水实际上可能还不止这十五次，从上面考述的内容来看，其中有几次就是《金史·世宗纪》所失载的。《金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实录，而《世宗实录》是金代历朝实录中最详赡的一部，却也不免阙略如此。
关于世宗朝的春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世宗北巡时，太子允恭奉命留守中都，次年正月，允恭“如春水，二月庚申还都”。[19]太子允恭的此次春水又见于《金史》卷八九《移剌慥传》，时慥为大兴尹，“驾幸上京，显宗（即允恭）守国，使人谕之曰：‘自大驾东巡，京尹所治甚善。我将有春水之行，当益勤乃事。’还，以所获鹅鸭赐之”。明昌间，章宗赐豫王允成手诏有云：“侍显考于春宫，曲尽友于之爱。”[20]就是指的大定二十五年允成侍其兄显宗（允恭）于春水的事情。
章宗在位二十年，就中十七年有春水记录。春水的地点均不出中都路的范围，其中大兴府大兴县建春宫七次、遂州遂城县光春宫二次、蓟州玉田县御林一次、滦州石城县长春宫一次、安州一次、近畿一次、地点不详者四次。以下分项作一考述。
（1）大兴府大兴县建春宫
大兴县是金中都的倚郭县，位于中都城南。《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大兴县下注云：“有建春宫。”建春宫之名始于承安三年（1198年），《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载：承安三年正月“丙辰，如城南春水。……己未，以都南行宫名建春”。在此之前，章宗已至少到此处春水两次，只是当时没有建春宫之名罢了。第一次是明昌五年（1194年）正月，“幸城南别宫”。[21]《金史》卷一二七《隐逸·赵质传》曰：“大定末，举进士不第，隐居燕城南，教授为业。明昌间，章宗游春水过焉，……召至行殿，命之官。”尽管这段文字不著具体年份，但明昌间在城南别宫春水只有一次，所以我想这里说的大概也是明昌五年的事情。第二次是承安元年（1196年）二月，“幸都南行宫春水”。[22]以上两次春水的地点肯定就是后来的建春宫。承安三年以后，章宗又先后于承安四年（1199年）和泰和二年（1202年）、三年、七年四次赴建春宫春水，这在《章宗纪》里都有明确的记载。
（2）遂州遂城县光春宫
遂州原属河北东路，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割隶中都路，州治遂城县（今河北省徐水县西）。《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在遂城县下注云：“有光春宫行宫。”光春宫之名始于泰和三年（1203年），是年十二月，“敕行宫名曰光春”。[23]据《金史·章宗纪》记载，泰和四年和五年的两次春水都是在光春宫进行的。当时以翰林修撰扈从春水的赵秉文有《春水行》一诗纪其事，其中有“光春宫外春水生，鴽鹅飞下寒犹轻”之句。[24]又赵秉文《海青赋》题注“泰和扈从春水作”，首云：“上将幸乎光春之中，所以观民风而宣郁结。”。[25]皆是泰和四五年间事。 （3）蓟州玉田县御林
这是世宗大定间的春水行宫之一，章宗于明昌六年（1195年）春水于此。[26]
（4）滦州石城县长春宫
据《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载，泰和元年（1201年）正月庚午，“如长春宫春水”。如前所述，长春宫是大定后期春水的固定场所。
（5）安州
安州也是世宗朝的春水旧地。《金史》卷一○《章宗纪》（二）载，承安二年（1197年）正月丁亥，“如安州春水”。但此后不久安州的围场边吴泊可能就被废弃了，因为承安五年（1200年）章宗曾拿“安州边吴泊旧放围场地”来交换完颜匡侵占的民田，说明安州已经不再是春水的场所。
（6）近畿
明昌元年（1190年）正月辛未，章宗“如近畿春水”，[27]具体地点不可考，大概也是类似于高桥那样的地方。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明昌三年（1192年）、四年（1193年）和承安五年（1200年）、泰和六年（1206年）等四次春水都缺乏详细记载，不知在什么地方进行。
章宗之后，金朝因遭受蒙古入侵，不久即迁都于南京开封，捺钵之制遽尔式微，尤其是春水，自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后便不再见于记载。
金朝的春水之制，世宗和章宗两朝是最为规范的。从时间上来说，熙宗时的春水似乎还没有一定之规，每年春水的起止时间就很不一致，或始于正月，或始于二月，或始于三月；春水结束的时间更是各不相同，早则三月，晚则八月。显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春水”。世宗以后的情况截然不同。世宗和章宗两朝的历次春水几乎都在正月至二月间，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世宗在上京附近的春水，起迄时间为二至四月，这大概是因为上京春晚的缘故。至于每次春水的时间长短，则大都在二十五天至四十天左右。
春水的主要活动是捕猎天鹅，这是沿袭辽朝春捺钵的旧俗。傅乐焕先生谓辽之春水实即捕鹅之水，即以捕鹅为主要内容，捕鹅之外，还有所谓的“鉤鱼”。金朝春水与辽朝春捺钵的不同之处在于，春水的活动全以捕鹅为中心，而没有鉤鱼一项内容。
《金史》对金朝的捺钵活动缺乏详细的记载，所幸的是在金代诗文中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描述。赵秉文的《扈从行》记录了作者在章宗时扈从春水的情形：
马翻翻，车辘辘，尘土难分真面目。
年年扈从春水行，裁染春山波漾绿。
绿鞯珠勒大羽箭，少年将军面如玉。
车中小妇听鸣鞭，遥认飞尘郎马足。
朝随鼓声起，暮逐旗尾宿，乐事从今相继躅。
圣皇岁岁万机暇，春水围鹅秋射鹿。[28]
诗中说的“春水围鹅”，是指在春水围场中围猎天鹅，故凡是春水之地都有一个以湖泊为主体的围场，如安州的边吴泊、滦州石城县的大淀濼等都是这样的春水围场。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募民种佃清河等处地，以其租分为诸春水处饵鹅鸭之食”。[29]即以清河等地的官田地租作为各个春水围场的饵料。
赵秉文在另一首题为《春水行》的诗中对春水猎鹅的全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光春宫外春水生，鴽鹅飞下寒犹轻；
绿衣探使一鞭信，春风写入鸣鞘声。
龙旂晓日迎天仗，小队长围圆月样；
忽闻叠鼓一声飞，轻纹触破桃花浪。
内家最爱海东青，锦鞲掣臂翻青冥；
晴空一击雪花堕，连延十里风毛腥。
初得头鹅夸得隽，一骑星驰荐陵寝；
欢声沸入万年觞，琼毛散上千官鬓。
不才无力答阳春，差作长杨侍从臣；
闲与老农歌帝力，欢呼一曲太平人。[30]
这首诗是金代春水猎鹅的实录。诸如虞人探报天鹅之行踪，章宗亲纵海东青擒鹅，捕得头鹅后荐享陵寝，群臣称觞致贺、将鹅毛插在头上的欢娱场面，都是当时的惯例。又《归潜志》卷八的一条史料也对章宗时春水猎鹅的情况有所反映：“章宗春水放海青，时黄山（按：礼部郎中赵沨，号黄山）在翰苑，扈从。既得鹅，索诗，黄山立进之。其诗云：‘驾鹅得暖下陂塘，探骑星驰入建章。黄伞轻阴随凤辇，绿衣小队出鹰坊。搏风玉爪凌霄汉，瞥日风毛堕雪霜。共喜园陵得新荐，侍臣齐捧万年觞。’”赵沨的应制诗与赵秉文的上述描写约略相似。其中以头鹅荐陵寝的做法是世宗以后形成的定制。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春水于安州，“获头鹅，遣使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31]其它各种规制也大都是世宗以后渐渐形成为惯例的，到了章宗时，春水猎鹅的过程已经相当程式化了。
如果将金朝的春水与辽朝的春捺钵作一比较，即可看出其猎鹅的习俗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春捺钵”条云：
春捺钵曰鸭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濼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鹅。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
单就猎鹅的情形而言，金朝的春水几乎全为因袭。实际上，金代的捺钵制度可以说就是辽代四时捺钵的遗制，虽亦有因有革，但其中的春水要算是变化最小的。
在春水猎鹅的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海东青。海东青全称海东青鹘，是辽金元时期最受尊崇的一种猎鹰。它产于辽之东北境外五国部以东海上，故称海东青，亦称海青。[32]“其物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33]但这种猎鹰究竟属于现代动物分类学的什么种、属、科、目，目前还无人能够给予明确的回答，[34]甚至就连海东青今天是否还存在也是一个疑问。不过就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还有人见过这种猎鹰。据黑龙江省嫩江县的一位邵姓老人回忆说，他曾经在1943年捕获过一只海东青，当地的鄂伦春猎人称它为“吐鹘鹰”。[35]
海东青在辽朝就极被看重，据说女真起兵叛辽就与海东青有关。《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详细叙述了此中的因由： 天祚嗣位，立未久，当中国崇宁之间，浸用奢侈，宫禁竞尚北珠。北珠者，皆北中来榷场相贸易。……美者大如弹子，小者如梧子，皆出辽东海汊中。……又有天鹅，能食蚌，则珠藏其嗉；又有俊鹘号“海东青”者，能击天鹅；人既以俊鹘而得天鹅，则于其嗉得珠焉。海东青者出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自海东而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为异。必求之女真，每岁遣外鹰坊子弟趣女真发甲马千馀人入五国界，即海东巢穴取之，与五国战斗而后得，女真不胜其扰，……由是诸部皆怨叛。
宋人在谈及辽金鼎革时，经常引用这个掌故。另外《宋史》卷二八五《梁适传》的一条史料也可以印证此事：徽宗时，梁子美为河北都转运使，“倾漕计以奉上，至捐缗钱三百万市北珠以进。……北珠出女真，子美市于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两国之祸盖基于此”。由此看来，《三朝北盟会编》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但问题是宋人普遍存在一个误解，即以为辽人之重海东青就是为了获取北珠的缘故，这是由于宋人对辽朝的捺钵制度缺乏了解所致。
因为春水猎鹅的特殊需要，金朝在殿前都点检司下置有鹰坊，“掌调养鹰鹘‘海东青’之类”。鹰坊置正五品的提点一员，下设使、副使、直长、管勾等职。[36]《金史》卷五《海陵纪》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有“罢岁贡鹰隼”的记载，辽金元时期所说的“鹰隼”就是特指海东青，这说明天德三年前可能曾规定某些地区每年须向鹰坊贡纳一定数量的海东青。而海陵王罢废“岁贡鹰隼”也只是暂时的，其证据是，《金史》卷七《世宗纪》大定二十年（1180年）十月又有“诏西北路招讨司每进马驼鹰鹘等，辄率敛部内，自今并罢之”的记载。直到元代，海东青仍是东北滨海地区的水达达诸部向中央政府进献的一种重要土贡。鹰坊的海东青大概都带有一个特殊的标记，以防止飞放时失散。元世祖时，因朝廷放飞的海东青被河间路军户残害，王恽向朝廷有司提出这样的建议：“今后御前鹰隼海青合悬带记验，如前朝牙牌之制。”[37]这里说的“前朝”就是指的金朝，可见金代鹰坊的海东青都是要悬带“牙牌”的。
海东青在金朝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研究金代历史，似乎处处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金人之服饰，“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38]“鹘”即海东青之别称，“鹘捕鹅”是春水之服的特殊标志。八十年代初，在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发掘的一个金初墓葬群中，出土过一件海东青捕天鹅鎏金铜带銙，现残存五节，其中三节系以海东青捕捉一展翅飞翔的天鹅为纹饰。[39]《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谓金人之束带名吐鹘，“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这一记载可以与上述出土文物相互发明。杨伯达先生在对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鹘攫天鹅、山林群鹿两类传世玉器进行系统鉴定之后，认为其中六件鹘攫天鹅玉和三件山林群鹿玉当属金代遗物，其生活基础是女真族的春水秋山，因此他将这两种玉佩分别定名为“春水”玉和“秋山”玉。[40]其中“春水”玉大多以花卉为背景，表现海东青攫天鹅的内容，与《金史》记载的“鹘捕鹅，杂花卉之饰”的服饰图案大致相同。
曾经在金朝生活多年的南宋归正人张棣，在他所著的《金虏图经》中记述了金帝的各色旗帜，其中有“鹰隼二”，即两面图案为海东青的旗帜。[41]估计这应该是金帝春水时的专用旗帜。另外据明人记载说：“今鼓吹中锁剌曲，有名《海东青扑天鹅》，音极嘹亮，盖象其声也。”[42]我想这首锁剌曲很可能是辽金时代的创作，因为明人没有这种生活基础。
对于金代的女真人来说，海东青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常识的一部分。1973年，在西安碑林《石台孝经》碑中心石柱卯眼内发现十一件女真文书残页，据女真字专家金启孮先生研究的结果，判断它抄写的内容是供金代女真少年学习女真字的一种启蒙读物，时代当在金朝前期，很可能就是女真大字的创造者完颜希尹编纂的《女真字书》。[43]这些文书残页均为四字一句，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时序、动植物、日常用具等等生活常识，其中有一句是“鹰鹅海青”，[44]可见海东青在女真人的生活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金人常常习惯于用海东青来比拟人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海东青为人们所熟悉和看重的程度。如金章宗褒扬左司都事李仲略之明干，谓“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鹘脱帽”。[45]李纯甫《送李经》诗，有“髯张元是人中雄，喜如俊鹘盘秋空”之句。[46]《归潜志》卷三曰：“王郁飞伯，奇士也。……仪状魁奇，目光如鹘。”元好问《太原赠张彦远》诗云：“闲闲骑鲸去灭没，当年爱君俊于鹘。”[47]金末元初的女真人石君宝，在他创作的杂剧《紫云庭》中，也以“你个拏雁的海东青”来喻人。[48]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女真人，就连金代的汉族士人也对海东青如此垂注。
有学者认为，女真族的族称亦与海东青有关。“女真”一词的汉文译法有女真、女贞、虑真、诸申、朱理真等等，《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曰：“女真，古肃慎国也。本名朱理真，番语（按即契丹语）讹为女真。”今天人们一般认为“朱理真”的译法比较接近“女真”一词的本音。根据金光平先生所拟定的语音，女真语中“东方”读作“zhul”，“海青”读作“shen”。[49]两词拼合到一起，读作“zhulshen”，与“朱理真”的读音相当接近。其意为“从东方大海飞来的海青”，即“东方之鹰”，汉语意译为“海东青”。因此，“女真”亦即“海东青”，这是女真人对其本民族的自称。[50]
如果不了解金朝的捺钵制度，我们恐怕很难理解像海东青这样一种猎鹰为什么会在女真人的心目中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在女真人看来，海东青不仅仅只是一种禽兽而已，实际上它可能具有某种图腾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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