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又恰逢法国汉学研究主力机构——法国远东学院百年诞辰，双喜临门，法国学者自然不会毫无举动。于是他们推出了这卷由戴仁主编的《远东亚洲丛刊》第11卷“纪念法国远东学院创立一百周年敦煌学新研”专号（Jean-Pierre Drège edit :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11 :Nouvelles êtudes de Dunhuang Centenaire de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Kyōto :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section de Kyōto,2000.），而专号的主体论文，又特别标出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纪念”（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 la grotte aux manuscrits de Dunhuang）的字样。该刊的主体共刊出敦煌学论文八篇，除了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特约稿之外，其余七篇的作者均为法国第三或第四代敦煌学研究队伍中的中坚人物，堪称当前法国敦煌学界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本文拟先对法国远东学院及《远东亚洲研究纪要》稍作介绍，接着按本专辑目录顺序逐一先列篇名，次为作者简介，然后是论文主旨，并略加点评。
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成立于1900年，其前身为法国在越南的考古研究中心。目前学术上受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领导,行政上隶属于国民教育部。总部现座落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之间，附设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分部则遍布京都、东京、河内、金边、曼谷、万象、雅加达、汉城、蒲那等亚洲各地，在我国的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台北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均设有派出机构，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设有常驻代表。在法国汉学研究机构中，远东学院以其历史悠久并在亚洲扎根而引人瞩目。几乎所有著名汉学家都在远东学院工作过，或与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专职研究人员（membres）并不多，仅32人，但会萃了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建筑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各领域的精兵强将，因而能量极大，每年出版大量丛书和期刊：《法国远东学院丛刊》（已出近两百种）、《考古论丛》（已出20卷）、《印度支那著作与文献》（已出18卷）《专题研究》、《法宝义林》、《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已出87卷）、《亚洲艺术》（已出55卷）以及《远东亚洲丛刊》等等。
《远东亚洲丛刊》（Cahiers d'Extrême-Asie）是法国远东学院京都分部的法文、英文双语刊物。1985年创刊，第一任主编索安（Anna Seidel）女士是一位道教史专家。它是一种年刊，但有时两年合出一卷，譬如我们要介绍的11卷就是如此。每卷篇幅约三、四百页，刊出十余篇论文，印数为1000册。编委会成员以远东学院研究人员为主，也邀请一些院外的法国学者。刊物特色为东亚宗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尤其注重从人类学角度考察宗教现象的研究成果。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刊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极具特色的领首刊物，影响力绝不低于已有百年传统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
翻开卷首，是本卷特邀主编戴仁（Jean-Pierre Drège）用法文和英文撰写的《致读者》。戴仁是法国当代汉学界的主将。他是苏远鸣（Michel Soymié）的弟子，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八十年代后，他进入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89年被任命为“中国图书与铭文史”研究导师,并曾担任敦煌写本研究组的主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从1998年起出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戴仁以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书籍考古学”而著称，与已故的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一样，在敦煌文献的物质形态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戴仁的研究涉及到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具体制作的所有细节，并试图阐述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纸张的纤维分析、装帧、文字分析、印刷术、写本和刻本的断代与辨伪、图书馆学、书籍的插图及其与行文的关系、书籍的发行流通、书籍商品化的过程及其文化和社会意义等等。其代表作为《中国写本时代的藏书》（参看荣新江书评，《九州学刊》第六卷第四期，收入《鸣沙集》），另著有相关论文数十篇，还出版过几部有关丝绸之路的著作，其中一部已被翻译中文。此外，他还主编过多部敦煌学和书籍史、印刷史的论文集。
戴仁在这篇卷首语中指出，一百年前王圆籙的意外发现，产生了惊人的后果，那就是促使我们对有关中古时代中国原有知识的一切领域进行彻底重估，这一重估已体现在了的汗牛充栋的论著中。接着，他简略地回顾了近三十年来法国出版的几部重要的敦煌学论文集。然后分别用寥寥数语但却画龙点睛般地对本专辑所发表的每篇论文作了评介。
苏远鸣《敦煌画中的供养人》
苏远鸣和谢和耐一样，是师出“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见谢和耐同题文章，《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主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8年，119－133页）的得意门生，是当下法国敦煌学界的元老级人物。他也是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曾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中国中古及近代史学与文献学”研究导师达二十余年之久。他是《敦煌学论文集》第1、2、3卷的主编，并主持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3、4、5卷和两卷本的《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这两个大项目的编撰工作。除了对敦煌文书的释读、编目、字体演变和断代以及敦煌绘画深有研究之外，苏远鸣还致力于中国道教和佛教互动关系的研究，如佛教疑伪经和道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佛教仪式与道教仪轨之间的对比分析等，开辟出许多新的学术领地。他的学术兴趣甚广，还涉猎宗教地理研究、中国解梦书研究、河西宝卷和明清小说的类型学研究等等。
苏远鸣六十年代即开始运用图像学和敦煌写本研究结合的范式探讨地藏菩萨诸弟子，敦煌壁画中的瑞像图，明王和金刚，壁画和纸画、绢画、幡幢上的题记等。因此本文可看作他系列研究的新尝试。他使用了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275窟、西魏时期的285窟以及数十幅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收集品和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纸画和绢画，从八个方面考察了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像：1、资助绘制壁画的目的；2、家族世系；3、新婚夫妇；4、香炉；5、僧尼；6、亡人；7、服饰和头饰；8、画匠。苏远鸣认为之所以要绘制这些壁画，是为了敬献给亡灵，而不是生者为了祈求保佑。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像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像经变图、佛传、本生故事图、瑞像图、生产生活图那样丰富，但由于它在考证石窟修造年代和河西史实方面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因此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王国维先生早在1919年所作的《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999－1001页）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论著。八十年代，国内出过一本有用的资料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附收了万庚育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179－193页）、贺世哲的《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194－236页）两篇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关友惠《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段文杰《供养人画像与石窟》（《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等，但大多比较简略，而且讨论的对象仅限于壁画中的供养人像。因此正如戴仁所言，这一课题虽然不是很新鲜，但本文的研究非常“系统而清晰”（本书《卷首语》）。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对中国国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够关注，上述论著和土肥义和的近作《九·十世纪の敦煌莫高窟を支えた人人——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の数量的分析》（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の都市と农村》，汲古书院，1992年，425－446页）、《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図像题记について——その配置を中心に─（一）》(见《东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唐代史研究会编，刀水山房，1999年版，337－373页)均未见作者征引。此外，敦煌壁画中供养人的头饰和服饰，段文杰、暨远志、诸葛铠、苏莹辉均发表过多篇论文；关于香炉，有李力的《从考古发现看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香炉》（《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300－307页）；关于新婚夫妇的形象，则有蔡伟堂的《关于敦煌壁画“婚礼图”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亦未见作者提及。
戴仁《<大随求陀罗尼>的早期刻本》
1944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墓葬中出土了一页《大随求陀罗尼》梵文刻本，有学者认为它的年代可以断定为757年稍后，并宣称这是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以前一直认定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实物是868年的《金刚经》。如果上述论断能够成立的话，那实质上等于将中国印刷术起源的确切证据上推了一百多年。因此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书籍考古学”的权威戴仁撰写了这篇新作，也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对“八世纪中期说”提出了挑战。戴仁将这件成都出土的印纸和其他各种《陀罗尼经》雕版印刷品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敦煌所出，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的EO.3639、MG.17688、MG.17699梵汉合璧印本单页；1978年在苏州市瑞光寺塔发现的，现收藏于苏州博物馆的两件刻于1001年和1005年的梵汉合璧印本单页；1974年西安柴油机械厂出土的梵文印本单页；1975年西安冶金机械厂出土的汉文印本单页；1967年西安醴西张家坡西安造纸网厂工地出土的梵文印本单页；1985年洛阳出土的后唐天成二年梵汉合璧印本单页。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刻本不可能早于十世纪。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时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老话题。自古至今,大致有:东汉说、东晋说、六朝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北宋说（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27－54页；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2－32页）。随着考古发掘的展开和讨论的深入，基本上倾向于唐代说。但持唐代说者，又分为初唐、中唐、晚唐三派。至于具体年代，分歧就更多了。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学术因素之外，戴仁认为也有是“基于远离史学方法的考虑”，企图尽可能地把印刷术的起源时间往前推的情结在作怪。很明显，这主要是针对中国学者而言的。我们应当承认这种爱国主义情结的确在部分学者身上存在。但是，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戴仁此文仍不无可商之处。
首先， 1975年西安唐墓出土的刻本，戴仁认为是九世纪的遗物，而潘吉星先生运用相似的方法，将它和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石塔中发现的，据信是在洛阳印刷而被携至新罗的有武周制字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刻本进行了对比，认为字体、刀法、经文都很相近，加上其他考古证据，我们完全可以将它比定为唐玄宗时期。（参见潘吉星《中国、韩国与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科学出版社，1997年，205－248页）其次，从方法论来讲，书籍物质形态分析固然是极重要的研究途径，但根据同墓出土的文物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及与已知年代的同类物进行对比，作出断代，亦是考古学上的基本方法。比如1974年西安柴油机械厂出土的梵文印本单页，其图案与隋唐之际密教菩萨造像相符；同出物中的铜臂钏，西安近郊唐墓中履有发现，其形象亦见于四川广元佛崖洞内武周时造像；四神铜镜为隋至唐初墓葬铜镜形制，其铭文书体与贞观年间等慈寺碑文极其相似；与其他已知年代的梵文出土物对比后，证明这种中亚僧人使用的古体梵文至迟自六世纪以来即已流行。总之，梵文印刷字体、纸质、图案、刻工技巧、墨色、伴出物形制以及唐初印刷史和密教发展史背景，都说明七世纪初叶的断代是言而有据的，并非只是出于爱国主义情结。（参见保全《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市唐墓出土的印本陀罗尼经咒》，见石兴邦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50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404－410页；潘吉星《中国、韩国与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32－34页；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295－298页，342－346页。）
所以，我觉得在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比较稳妥的还是钱存训先生的提法：“至于印刷术始于七世纪之说，比较可以相信，虽然某些论点仍在争辩。”（李约瑟主编，陈立夫主译，钱存训著，刘拓、汪刘次昕译，《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十三册《造纸及印刷》，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191页。）
北京大学与敦煌学(上)
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