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维克在《历史学导言》一书中表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欧美国家常用“马克思主义”表示国际间的政治事务的派别，但是麦维克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一般法则和广泛使用的模式方面给历史学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从关于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来看，也对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何兆武先生曾经说，我们一向注意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但却忽略了那些没有打着红旗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史学思想的人。这个论述与麦维克的论断可以互相印证。以笔者的观察，在汉学领域，许多学者倾向于用思想、文化和宗教等传统因素解释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就是说，在中国古史领域，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很大。韦伯的主要成果是论证基督教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促进作用，他进一步做比较宗教研究，写了《儒教和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洪天富译本），论证这两种思想不具备促进资本主义生长的能力。韦伯从两个角度影响了汉学：一是他的中国研究的具体结论，宗教方面外，他论证中国传统社会不具备可与欧洲相比的法律制度，经济上的主要问题为解决朝廷的粮食供应和财政需要，因此提出“政治财政”的概念，帝国后期土地所有权分散化。不利于规模经营等。韦伯另一个影响汉学的角度是做为社会学三大鼻祖之一从一般的理论意义上对汉学的影响，最主要的是“理想型”概念。比如，许倬云研究汉代农民的生活费用，主要依据汉简的两条记载，但他并不计算有名有姓的这两户人家的花费，而是假设一个典型的农户，一项一项地计算它的财产总值及费用，引用许多史料，用汉简的数字考虑边疆与内地的差价，最后得出一个认识汉代农民生活的总的结论。理想模型通过史实形成，但一旦形成，会影响史学家对史料的考察和编排，在理论上与后来的结构主义比较接近。“理想型”方法在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9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表现得最为突出。作者把捻军和太平天国以后中国中部、南部形形色色的武装组织划为对立的三个等级共六种形式，并揭示了相互转化的各种情况，为认识清代后期纷坛的社会史提供了重要启示。韦伯不懂中文，但他通过阅读汉学家的著作进行的研究很有影响。这里顺便谈一谈魏特夫。魏特夫最著名并遭到许多汉学家批判的是他对中国水利工程的研究。日本学者木村正雄就旱地、山坡地、河流湖泊淤积地等不通过水利工程进行灌溉的土地提出“第二耕地”的概念，并指出第二耕地数量很多；许倬云考察战国水渠发现其最初的目的不是灌溉而是改造土壤，用水过滤土壤里的盐份；珀金斯认为14—20世纪的中央朝廷与长距离贸易互为条件，管理水利系统的多为县以下的地方组织。与魏特夫同时代的德国汉学家艾博华，最早用“社会流动”的概念分别考察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论证中国的魏晋时期属“中世纪”，最早进行一个家族、世系的人口统计和迁徙路线的研究，有资格称为科学的汉学研究的先驱。科学的汉学主要表现为用个案研究、微观研究取代不适当的、简单化的、大而不当的概括。在这个过程里，首当其冲的是欧美学者，如艾博华和柯睿格。他们的成果现在看起来比较浅显，但却是开创性的。由于华裔学者在使用中国史料方面占优势，一旦掌握了西方的方法和模式，成果便十分引人注目，如张仲礼、何炳棣和萧公权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引发了此后汉学一系列的“新社会史”成果。
七、分析的历史哲学对汉学的影响：张铠先生于1995年、96年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的介绍美国汉学的文章把20世纪初期美国汉学的特点概括为：重视中国的制度史、外交史；重视研究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如儒家思想。这些特点可视为20世纪初期兰克后人重视精神史的史学思潮在汉学领域的表现。逻辑实证主义在西方史学里始终不衰，在汉学领域的表现尤其如此。由于西方学者很难掌握浩如烟海的中国史料，因此他们特别注重发挥逻辑推理的能力，针对中国史料里夸张的记载（常集中于六、七位重要的皇帝）和中国史研究已有的成说进行击破、廓清，得出使人耳目一新的结论。阅读过《剑桥中国隋唐史》、《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读者不难获得这样的印象。
八、年鉴学派对汉学的影响：年鉴学派是中国史学界比较熟悉的西方史学流派，同时，它也是对汉学研究影响很大的学派。首先，年鉴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马克·布洛克是通过研究欧洲的封建制（代表作《封建社会》）进行理论建设的，开创了比较史学的研究方向，他没有亲自研究中国的封建制，但促进了汉学的发展，使治中国中世纪史的学者获得明确的封建制概念的含义。由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史料很少，马克·布洛克倡导研究农业、植物、地质、动物等各学科的专家进行分工、合作的集体式研究，从而建立了开放的史料观并影响了各个专门领域的史学研究。中世纪史研究还促进了“历史人类学”学科的形成，使汉学家在学科归属方面得到更合适的位置。年鉴学派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是用问题史学代替叙事史，从而使新一代汉学家成为以问题为中心的现代史学家，而不是仅以记诵中国古文、编排史料为长的传统汉学家。鲁惟一在台湾欧洲汉学史会议上指出，当前西方的中国古史研究主要表现为问题史学，宋以后的史料增多，汉学成果多表现为数量统计和社会学或经济学概念的结合。把心理学、地理学引进历史学亦由年鉴学派首创，布罗代尔关于历史长时期、中期和短期变化的思想增加了汉学家的时段观念、地域观念、空间观念，每一部论著均在时、空方面做明确界定，不贸然做大的概括，远远脱离了早期汉学家空泛的目的论。中国古史的特点还使西方学界盛行一时的结构主义在汉学领域持久不衰，汉学家试图揭示中国古代那些重复性的、周期反复的、长时期稳定存在的现象和结构，比如翟同祖的《汉代社会结构》（华盛顿大学，1972年版）和韩素瑞、罗斯基两位女学者合著的《清代十八世纪社会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虽分别研究汉代和清代，但对认识整个古代时期的社会结构均有重要意义。
九、把数量统计、实证主义和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史学研究：在西方学界最著名的是“新社会史学”，但是在汉学领域，由于中国史料的特色和传统历史课题的影响，新式的政治史和经济史仍是最突出的成就。“新社会史”除绅士和官员研究，如科举士子的出身、官员的收入和绅士的社会流动等课题以外，多表现为人口研究、早婚多育的心理原因、妇女的财产权、农民叛乱的经济和宗教原因等题材，受社会史的理论影响比较重但由于史料的原因，数量统计的特点并不突出。汉学的政治史领域尤以问题史学为引领，按照美国著名学者霍尔的归纳，集中干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皇权的实质、政府官员的组成及政府与地方组织、地方社会的关系。每一个问题都由一、两部开创性的著作引出各朝代同类问题的研究和考察。
西方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可归结为三点一线。三个点：1．何炳棣的中国农业起源研究（《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1969年版），何在完成著名的人口与赋役史料及明清社会流动问题研究后，回到中国远古时代涉足国际学界极为重视的农业起源问题。他利用古籍里的植被史料和现代泡粉学证据论证黄土区域仰韶时期旱作农业的诞生，先民在采集的过程里发现了最耐旱、且生长期短的“粟”类谷物，培植成功，使国际学界普遍承认农业在中国独立地产生。2．许倬云的《汉代农业》（华盛顿大学，1980年）研究了条播、楼的使用及一系列精耕细作方式在汉代趋于成熟的过程，他还进行了两项重要的数量研究：租佃率及农民的生活费用。3．郝若贝、戈拉斯、伊懋可等的宋代经济研究：农业方面达到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最佳配置时期，煤铁业超过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商业和金融业十分发达但缺乏保险和法律方面的服务。一线：即珀金斯的《14—20世纪的中国农业的发展》（见前）。珀金斯及其他的汉学经济史论著主要特点：一是注意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二是注重研究生产力、技术进步和劳动组织的变化。黄宗智在珀金斯的基础上利用满铁资料和自己的实地调查揭示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直至20世纪中期仍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的史实。黄宗智受苏联史学家和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研究印度尼西亚农业生产后提出“内卷化”理论的影响，提出“过密化”理论，他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指出中国史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应建立特有的规范而不必照搬西方概念。另外，赵冈、黄仁宇、今崛诚二等学者都曾在自己特定时空的个案研究里得出过与珀金斯、黄宗智相似的结论。
十、福柯史学想的影响：本世纪最后几个十年里，意大利知识分子中兴起一种新的、用多种学科手段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意大利国内战争的新趋势，融合了二次大战以后的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症状学等理论。这种思潮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为法国学者福柯。在麦维克教授看来，福柯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诗人而不是遵守严格的学术纪律的史学家。但是福柯的史学思想影响很大，尤其在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当中，“福柯热”持续不衰。福柯重视微观的权力关系，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国家的、专政机构的权力，马克思的追随者进而发现权力也通过知识、理性和策略来表现，权力也体现在医生和病人之间、规训和接受规训者之间。福柯重视研究历史上的断裂时期和转型时期及人类各种各样的精神现象。这样一来，中国丰富的史料包括各种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中医文献里记载的各种精神现象使汉学家大有作为，他们分析各种病例、梦境等等，探索人的潜在欲望和意志。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更是治学术史、思想史的学者愿意研读的著作。福柯史学还允许史学家超越学术戒律的限制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叙事式研究。
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
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