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政府加入“世贸组织”（WTO）步伐的加快，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如何面对WTO的问题，议论纷纷。有人以为，中国文化将在充斥着“洋货”的市场里无所适从；甚至还有人以为，WTO将会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进而全盘西化，使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属国。有鉴于此，笔者根据中国文化的内在特质和发展规律，就上述两方面的意见发表一些看法，以就教于专家。
我认为，中国文化将在充斥着“洋货”的市场里无所适从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太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了，更不了解中国民间社会赖以运作、发展的内在机制。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宗法制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的社会结构模式是建立在中国人父子、夫妇、兄弟为中心的“血缘”、“等差”之爱上的，具有牢固的生活根基。虽然近现代以来，“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等各种口号曾经叫得震天响，但由于这种文化是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中，激荡于我们每一个人深层的文化记忆里，因而根深蒂固。在中国，许多家庭的父母（特别是农民、工人家庭）也许并不知道什么是儒家，更不知道谁是孔子、孟子、荀子，但是，他们的言传身教，又何尚不是体现了孔、孟、荀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呢？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世代相传，已经透入骨髓地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了。不论吹捧它也好，批判它也好，它都我行我素，在自己的轨道上默默地前进、发展。
虽然儒家的根本法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讲究的是秩序，但是，在社会学上，坚持的是“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讲究的是真理、道义至上。在政治学上，儒家的民主意识也是相当明显的：“三军可多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恒称其君之恶者”为“忠臣。”（《郭店楚墓竹简·鲁穆公问子思》）在董仲舒那里更是形成了一整套“天、地、人、自然、社会”的大圆圈，限制皇帝权力的哲学机制，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随着时间的推移，终究会在与世界文化的融会之中提升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国社会虽然在将来具有更为强烈的民主化趋势，但是，没有秩序的民主，一定是一塌糊涂的。因此，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法制化，传统的秩序就不能够全部抛弃。
回首历史的烟云，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迁徙、元朝的民族迫害和清朝的内忧外患，使中国人受尽了凌辱，饱尝了艰辛，儒家文化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实际上带来的是在反思基础之上的自我调整和自我丰富，在一段时期的低迷、探索、吸收其他学派有价值的思想，充实了自己之后，它又冲破重重阻碍，再次崛起。董仲舒之儒、程朱陆王之儒、谭嗣同之儒、康有为之儒以及现代新儒家等等，都莫不如此。因此，经历了千百年雨雪风霜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根基，它既然经得起各种血与火的洗礼，也同样经得起WTO的冲击。
毫无疑问，WTO的到来，为推动中国各种公司管理体制的改革，市场运作机制的完善等经济制度层面的东西，在短期内会有明显效果；但是，窃以为，WTO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际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等深层次的文化传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海外大量华侨的生活现状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清朝的锁国政策，也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我封闭，当代的中国人往往误以为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保守性的、封闭性的文化。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由于历史的短视导致的结果。儒家思想的根本依托，在于《易传》的“与天地准。”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的精神，“贵在‘不已’”（《礼记·哀公问》）的精神。体现在人生论上，就是不断地努力与追求。所以，孔子在这方面的论述特别多：“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是孔子“仁学”下学上达的必经之路，对中国人的奋斗历程产生了极为良好的影响。人生的努力与追求，自然而然，就会导致社会的前进，因为儒家的目的，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具有了这样的出发点，儒家就必然会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境况不断地调整自己，学习各派各家的长处来丰富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
现代性幽灵：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
论中国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