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三方忧虑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分化和矛盾积累、民族矛盾的难以调和，形成了“从逻辑角度出发，不管从汉族内部还是从民族关系分析都会得出一个天下必将大乱的结论”（秦晖语）的悲观共识。对于这样的悲惨前景，三位大师似乎都无可奈何、束手无策，只能将未来寄望于“历史的发展很多环节都还有选择的余地”（秦晖语）这样一种缥缈的或然之中。
其实，这种悲观宿命是与他们共同的理念执着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是与他们共同坚持的民主价值、共同设想的民主方向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放下对民主的执着、暂时搁置民主化进程，至少在可预见的时间跨度内，无论内部矛盾还是民族问题，都不足以酿成“天下必将大乱”的危机。
既然明知民主化必然导致“天下大乱”，为什么还要死抱住民主制度不放？既然明知前面是陷阱，为什么还非得要往里面跳？这或许又是因为三位负清望之重、受盛名之累。回头看，历史是无情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只有勇于一时付出，才能收获长久成功。
八，自由主义的衰落与中、左派的崛起
此次对话中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是，秦晖先生花费很大力气论证：“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我可以用某种道德优势去强制别人，使他们依附于我，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似乎自以为已完成某种对社会主义的解构；结果汪晖先生轻轻一挡：“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同样，把自由主义理解为用某种道德优势或历史必然性去强制别人，使他们依附于我，这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了”──这么一来，被解构的反而成了自由主义自己：谁都知道，社会主义的“强制依附”已是几十年前的陈迹，而自由主义的“强制依附”，则近在眼前、且日渐浓重──这就是自由主义在今天的尴尬。
综言之，此次对话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正在走向衰落。这并非仅仅是关于此次杭州对话的特徵描述，同时也是近年思想界左中右不断碰撞和交锋过程中陆续呈现出的整体镜象。
秦晖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中较能融通左右的通达之士，但在此次对话中，他也表现出自由主义者思想空洞化、教条化、脱离实际的特徵，与汪温二位相形见绌。当然，很多人认为秦晖先生此次表现大失水准；也有人私下嘀咕：自己出马，一定比秦强。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后诸葛。秦晖先生的困窘源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换谁都难有例外。
自由主义走到今天，一些方面已与它的老对手马克思主义颇相一致。它同样成为一种理论高度彻底、同时也高度依赖于这种彻底的思想体系。自由主义理论，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足以圆通自洽。但一旦面对实际问题，当它需要根据现实的已然性作出某种变通折衷时，或者在为了与外界沟通而必须在前提上与对方谋求靠近时，自由主义本身几近完美的体表就会绽开缺口和裂痕；在体系内部高度相关自洽下，这种缺口和裂痕有可能导致系统内部的大面积崩溃坍塌，从而外现出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换言之，自由主义在今天已过于“成熟和完满”，它的结论和逻辑都过于刚硬，致使它丧失了面对现实问题所必须的弹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晖先生的表现难能可贵、令人敬佩。换一个人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对话根本进行不下去；没有对话、只有鸡同鸭讲。
实际上，当对话得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寻找一条不同道路”的结论时，自由主义的地盘和优势就已经丧失大半──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一直津津乐道的理论和经验的最重要支撑，自由主义的弱势化就成为必然。如果没有大的、今天无法预见的社会变故或外部干预，预计至少在未来3─5年内，思想界自由主义的衰退将无法遏止。3─5年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地貌将大不一样：自由主义将成为边缘、成为书斋中的摆设和少数人坚持的价值理念；今天的中左两派有可能占据主流，担负起思想资源的本土化原创重任，即面对实际问题、探讨现实道路，为大多数中国人提供精神养料。
不难看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与经验世界的某种变化正相一致。如果说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的酝酿、1990年代的勃兴，与冷战后期中国亲美抗苏的战略选择、与中国急于从传统模式和困境中脱身而出的改革开放进程有某种契合；那么今天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衰落，也自然与冷战后美国单边主义扩张对中国形成的不可避免战略挑衅，以及市场化、私有化“制度变迁”进程中所呈现的种种局限性和弊端正相呼应。马克思“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唯物主义原理至少在这里还能表现为颠扑不破：不但思想来源于经验、是对经验世界的一种观照；而且，思想的命运也最终取决于经验世界的变化。
理论的优劣高下，不在于观念圣洁、逻辑自洽，而在于对经验世界的解释能力。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忘记的一个事实是：只要历史没有终结，经验世界的变化就无有穷时，并且今天正呈现节奏越来越快的趋势。因此，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长青不败；意识形态方面的主流更替，更只会越来越频繁。
论文化全球化
文化建设中的民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