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教学内容外，科举“维系儒家意识和儒家价值体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是通过考试授予功名。推行新政的改革者没有忽视新旧体制的衔接，特别规定：“ 中学考试归诸学政主持，督同道府办理。高等学堂毕业，则请简放主考会同学务大臣考试，并不专凭本学堂所定分数……凡科举抡才之法，皆已括诸学堂奖励之中，然则并非罢废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7 大学毕业并经考试合格，可“赏给”进士衔；京师大学堂“大学预备科”和各省高等学堂毕业生则相应地奖授举人，等等。
另外，新政初起，为奖励出洋留学，已经批准“学成后，得有凭照，回华加以复试，如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8 科举废除后，这一政策未变，以回国留学为对象的科举考试照常举行。“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共举行留学毕业学生考试七次，考验合格者共1388人。”除1905年的14人外，都是废除科举后考取的，颜惠庆就是在1906年10月应试而“赐进士出身”。9 民国建立后，科举制才真的彻底废除了，但知识阶层通向官场的路也没有堵死。1913年1 月9 日，临时大总统下令试行《文官考试法草案》，就其设计的内容和程序等方面看，颇多可取之处。如果社会稳定，该法可以长期顺利实现，对政府机构的现代化十分有利。
至于时贤说废除科举导致知识阶层成为“游民”，也与实际情况不符。一个最基本的情况是：直到19世纪，中国是由前现代的政府管理着的前现代社会。简单地说，当时的基层衙门是1500 个县或相当于县的官府，县以下则实行保甲制度，支撑其间的是士绅宗法统治。与此相适应的是官员人数很少。“京师和地方文武官员的总人数可定为近2.7 万人。其中近2 万人是文官，7000人是武官……文官中大约一半是京官，一半是地方官。”10对一个四亿人口的国家，官员人数可以说是出奇的少。在科举制度下，“所有的进士一般总能授实职，大约三分之一的举人也能授职。”三年一科的进士，名额每科不同，一般是二百多至三百左右；举人则每科约为1500名。而“在19世纪，‘正途’绅士步入仕途的约占5%. ”甚至更低一些。11所谓“正途”就是科举出身。这说明在晚清，考中的大部分士人，不是当官。
即使如此，派往各省的候补官员已经大量过剩，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士阶层中的一些人堕落为“游民”，那是经济发展状况和政治制度问题，与科举的废除无关。
相反，由于新政推行，新的政府机构大量建立，争相罗致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才，特别是政法人才奇缺；中小学教育迅猛发展，教师更供不应求；再加上工商业的发展远非19世纪所可比拟，知识阶层的就业门路大为增加。同时，从1902年起，新式教育体系已逐步建立，教育与社会经济和政权结合的新机制正在逐步形成，科举的废除在出路方面谈不上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影响。把社会动荡归咎于废除科举导致士阶层出路受阻而离心离德，是没有足够根据的推论。
第三，“反传统”一与否不是是非标准。
没有永恒不变的传统。问题是这个变动通过什么形式实现。
应该谴责的是通过暴力去维护或摧毁某种传统。义和团和文化大革命是两个最荒唐和最恶劣的典型。
通过和平说理的方式，在自由争辩中推进传统的变革，社会成本最低，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新文化运动是其中的范例。这个运动的发动者都是无权无勇的学者。
他们既没有依靠政权去剥夺论敌的发言权，也没有煽动支持者用“暴民专制”的方式去压制对手，使之无法反驳.一切都通过自由讨论，诉诸各人的理性，结果是生的该生，死的该死。
与一般人的臆测相反，无论废科举还是新文化运动都没有割断中国人与传统的联系。自然传承的小传统——民俗固不待言；就以大传统——精英文化来说，随着新的教育体系建立，识字率提高（各地的学塾与新式学堂都是自然过渡的，没有出现识字率下降的情况），传统文化典籍的阅读面也随之扩大而不是缩小。
产生“断裂”错觉的原因与两种情况有很大关系：其一，大部分知识阶层不可能终身沉迷于四书五经和其他传统典籍之中。在现代世界，一个公民和一个国家要生存不能不努力掌握现代科技文化，没有理由让公民都回到中世纪的文化贫困和意识形态牢笼之中。其二，现代社会取向多元，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中国人在接触传统文化中自由选择、各取所需的趋向。如果不冷静、全面地观察和面对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现实，“断裂”的悲凉和迷惘便会油然而生.更严肃的问题是：回顾19、20世纪中国，究竟是过于沉重的传统文化的负页因素（突出地表现在怯弱和恭顺的臣民心态）压抑了中国人的创造力，还是外来的现代主流文化把中国推向堕落之路？
不可能有统一的答案。但有两条可能赢得很多人认同：不要把“反传统”或相应的“全盘西化”一类概念变为打人的棍子，因为其历史是非有待详加讨论。
只有营造比新文化运动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自由讨论空间，古今中西的内在张力才有望在自然发展中逐步消解，群星灿烂的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才会到来。
理论的旅行和全球化的力量
从生存与发展的角度关注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