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与《后汉书》比较研究(1)

内容提要：《世说新语》和《后汉书》均产生于南朝刘宋初年，其所参考的材料大体相同，但对相同材料的比较表明，二书在取材和文字风格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这说明，《世说新语》的编撰旨趣一开始就与史学传统大异其趣，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学性和雏形期的小说面貌。

　　关 键 词：《世说新语》 《后汉书》 比较

　　　一般而言，最具时代性的文化产物势必会与同一时代的其它文化创造发生联系，显示区别，乃至相互影响。在考察《世说新语》（以下称《世说》）这部划时代的文化经典时，我们同样看到了《世说》和另一些大体与其同时产生的周边文献，如范晔《后汉书》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等，有着某种文化上的共生性和相关性。这些文献或者直接有助于《世说》的编撰，或者体现了与《世说》迥然不同的编撰原则和文字风格。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如果说，《世说》对前源文献[1]的取舍能够直接表现其编撰原则和思想倾向的话，那么，对同一材料的不同处理方式，也许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世说》和同时代其它文化产物的“异质性”。沿循这一思路，范晔的《后汉书》几乎可以说是进一步透视《世说》编撰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一面镜子。[2]

　　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卒于元嘉二十二年（445），著有《后汉书》九十卷。今天通行的《后汉书》一百卷，是补入司马彪《续汉书》的十《志》而成。范晔 和刘义庆（403－444）系同时人，二书作年亦相去不远。《世说》最有可能编撰于刘义庆江州刺史任上，即元嘉十六年（438）前后，而《后汉书》大概在元嘉元年（424）前后开始撰写，到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坐孔熙先事遇害时尚未完成。[3]范晔与刘义庆有无交游，史无明文，但根据范晔曾任彭城王刘义隆参军，后升至尚书吏部郎的事实，可以推测，二人即使没有深交，应该也是彼此认识的。由于作者所处年代大体相同，那么，我们说《后汉书》和《世说》在撰述过程中，面对的文献材料基本一致，因而二书对同源材料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将《世说》与《后汉书》相关材料加以比勘，至少有以下几个作用：（一）通过排比分析，掌握二书在编撰过程中面对的同源材料有哪些。（二）通过二者对相同材料不同处理方式的考察（异文对校），进一步认识《世说》的撰述原则和审美旨趣。（三）通过对《后汉书》及注释的考索，可以解决个别《世说》条目的取材来源问题。

　　由于《世说》所记“起于后汉，止于东晋”，有不少东汉历史人物的言行见于该书。今查《世说》正面描写的后汉人物如下：陈蕃（字仲举）、徐稺（字孺子）、黄宪（字叔度）、袁阆（字奉高）、周乘（字子居）、郭太（字林宗）、荀巨伯、李膺（字元礼）、陈寔（字仲弓）、陈纪（字元方）、陈谌（字季方）、荀淑（字季和）、荀爽（字慈明）、钟皓（字季明）、边让（字文礼）、孔融（字文举）、祢衡（字正平）、杨修（字德祖）、马融（字季长）、郑玄（字康成）、服虔（字子慎）、崔烈（字威考）、桥玄（字公祖）、蔡邕（字伯喈）、谢甄（字子微）、许劭（字子将）、许虔（字子政）、袁绍（字本初）等，共二十余人。其中，除荀巨伯、陈谌、许虔、崔烈、谢甄等人外，《后汉书》皆有传。这些人物在《世说》中穿梭出现，围绕他们的条目近40条。毫无疑问，刘义庆和范晔掌握着这些人物的大致相同的文献材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一人物的言行事迹，在二书中重出互见的情况也十分有限。考索之下，同一事件在二书中均有记载、且确实属于引用同一材料的情况仅有十例，见下表：

《后汉书》与《世说新语》互见人物及本事对照表

　　上表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二书同时涉及的人物达二十余人，这二十余人的各类文献材料想来不在少数，但同被《世说》和《后汉书》采用的却仅有10条；换言之，《世说》所津津乐道的（如另外30条），《后汉书》大部分付诸阙如；《后汉书》源源本本、老实交代的，《世说》则根本不感兴趣。如《世说·文学》第1条：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此条本于裴启《语林》而稍有增润。其事真假莫辨，特别是“礼乐皆东”以后文字，被刘孝标斥为“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诸书无考，故《后汉书·郑玄传》将其“腰斩”，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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