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章门弟子录”的考订

关于章太炎及其弟子们的话题，近来似乎颇为热闹。不过，章太炎晚年在苏州刊刻的《弟子录》，则鲜见有人提及。这或许是因为目前尚未发现这份资料，因而有关讨论不得不暂付阙如。但实际上，根据现有的一些线索，仍然可以大体复原其主要内容。本文即拟就此做一番考订。 

一 

关于“章门弟子录”，据笔者最初所见，大致有以下几处相关记载，兹以时间为序，摘录如下。 

（一）1933年3月20日，章太炎在致钱玄同函中写道： 

《弟子录》去岁已刻一纸，今春又增入数人，大抵以东京学会为首，次即陆续增入，至近岁而止。其间有学而不终与绝无成就者，今既不能尽记姓名，不妨阙略。所录约计五十人左右，然亦恐有脱失也。[1] 

（二）1933年7月4日，钱玄同致信周作人说： 

此外该老板（指吴承仕——引者按）在老夫子那边携归一张“点鬼簿”，大名赫然在焉，但并无鲁迅、许寿裳、钱均甫、朱蓬仙诸人，且并无其大姑爷（指龚未生——引者按），甚至无国学讲习会之发祥人，董修武、董鸿诗，则无任叔永与黄子通，更无足怪矣。该老板面询老夫子，去取是否有义？答云，绝无，但凭记忆所及耳。然则此《春秋》者，断烂朝报而已，无微言大义也。[2] 

（三）1935年5月22日，章太炎又致函钱玄同曰： 

弟子录颇有夺漏，当令补录。[3] 

（四）1935年5月27日，章太炎在致钱玄同、吴承仕函中又提及： 

玄同前此来书，谓同门名氏多有未备，如蓬仙等，仆但记其字，已忘其名，其他似此者，多望补为录示，以凭将来之添印也。[4] 

（五）1936年4月20日，钱玄同致信章太炎建议： 

窃思三十年来，著弟子籍者甚多，但师讲学多次，异时异地，其同时受业者，已多散处四方，音书辽绝。至于时地不同者，彼此互睹姓名而不知为同门者盖甚夥。鄙意似宜先在南北大报上登一通告，属各人开列姓名、字、年岁、籍贯，何年在何处受业，现在通讯处，及现在在何处任事各端，并定一表格，使之照填，集成目后，刊《章氏弟子录》一册。如此不但便于通讯，且可使先后受业诸人互悉某某为同门，不知尊意以为然否？[5] 

（六）1936年10月9日，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写道： 

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6] 

（七）1950年1月26日，周作人在《章太炎的弟子》一文中说： 

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很多，虽然传闻其间有门人、弟子、学生三种区别，但照他老先生的性格看来，恐怕未必是事实。大概有些正式磕过头的，或者以此自豪，而同门中以时代先后，分出东京、北京、苏州几个段落来的也未始没有，不过实际上并无此等阶级，曾见苏州印行的同门录，收录得很广”[7]。 

（八）90年代，曾就读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钱鼎澄回忆： 

办公室亦不编印《同学录》。[8] 

（九）1996年8月，曾就读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姚奠中回顾说： 

当年章师母曾拟辑同门录，以难，未能实现。[9] 

将上述零星记载连缀起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信息： 

第一，“章门弟子录”最初刊刻于1932年，次年初又做过若干修订，因为章太炎1933年曾言：“《弟子录》去岁已刻一纸，今春又增入数人”。此后，钱玄同因其“多有未备”而多次建议补录，并最终提议发一通告，重新登记刊刻，但终“以难，未能实现”，包括新参加国学讲习会的弟子，“亦不编印《同学录》”。 

第二，章太炎晚年编印《弟子录》颇为随意，“但凭记忆所及耳。……无微言大义也”，故“颇有夺漏”，其中不仅没有鲁迅、许寿裳、钱均甫、朱蓬仙等民报社听讲诸人，而且连章氏长婿龚未生也未收入。由此可见，《弟子录》并不足以作为是否“章门弟子”的衡量标准。 

第三，《弟子录》虽不完备，但既然是章太炎亲自编印并且做过修订，其中收录之人当是章氏印象较深且颇为认可的弟子，“约计五十人左右”，这些人无疑是当之无愧的章门弟子。但遗憾的是，无论是1932年初刻本，还是1933年修订本，迄今均未被发现。 

二 

就在对直接发现《弟子录》不敢抱任何奢望之时，笔者偶然在新近影印出版的《钱玄同日记》中找到二条重要的有关线索。 

其一，钱玄同在1933年1月2日的日记中（第9册总第4592页），记载了《弟子录》的有关信息。尽管其中有些字迹模糊，而且还涂抹了几处墨渍，但还是可以辨识出以下内容。 

建功雅于东华春。他示我以潘□□致顾□□□。对我说顾称老夫子自开弟子录□□□□□廿二人，十九生、三死，如左： 

黄侃、吴承仕、钱玄同、汪东、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马宗芗、贺孝齐[10]、□□□、陈嗣煌、钟正楙、马宗霍、马根宝、黄人熙、潘承弼、徐耘刍、孙至诚，共十九人。 

已故：袁丕钧、潘大遒、康宝忠 

不但周氏兄弟未书，□共一批不与，连龚未生、范公农、张□□、张敬铭也不在内，甚至连景梅九、景太昭也不在内。断烂朝报乎？微言大义乎？殊难分。[11] 

其二，在1933年7月3日的日记中，钱玄同又写道：“晨得检斋信，知佢已于七月一日回平了。并寄来二十二年三月所印章门弟子录一份，其中竟有启明。十时访检斋。”[12]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可以推断钱玄同第一次是在1933年1月2日，通过魏建功得知《弟子录》收录之人的，其中共有22人（即第4592页右上分页所记十九人加上已故三人），这应是章太炎1932年底最初刊刻的《弟子录》。对于这份《弟子录》遗漏了许多人，钱玄同显然感到十分意外，以至一时难以判断这究竟是“断烂朝报”还是有什么“微言大义”。而他在同年7月3日第二次见到的，则是吴承仕寄来的本年3月修订后的《弟子录》，按章太炎所说，“所录约计五十人左右”，其中还新收入了周作人。这次钱玄同同样也吃了一惊：“其中竟有启明”。[13]于是，他立刻拜访了刚从章氏处归来的吴承仕，以了解有关内情，并随即于次日致信周作人告知此事，这也就是前引钱玄同本年7月4日致周作人函的由来。 

目前尚令人困惑的是，钱玄同在该年日记首页空白处（第4591页）还写下了以下人名：黄子通、幼渔、兼士、启明、逷先、□上、大招[14]、叔永、季茀、豫才、均甫、□□□、旭初。这些显然与章门弟子有关的人名意味着什么？首先可以肯定，这不是《弟子录》本身的内容，因为其中包括了第一次未收入的周作人以及始终未收入的黄子通、任鸿隽、鲁迅、许寿裳、钱均甫。由此来看，这或许是钱玄同1月2日首次目睹《弟子录》之后，触景生情，回忆起当年的同门时所留下的一份记录。当然，真相究竟如何，还请方家指正。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