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的体系建构与教材改造问题是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对“文论的体系建构”而言，2002年12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的最后一辑。至此，每辑6卷的大型文论丛书全
部问世。丛书主编钱中文、童庆炳出版36位对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作出贡献的专家和学者的论文集的最初设想基本得以实现。对当代文论说，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在上个世纪末，这项学术工程启
动之初媒体就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认为这是“当代文论家的集体亮相”，是“显示新时期文艺学学科发展的窗口”，是“近二十年文艺理论建设的历史性总结”，是“中国文学理论美学化和学理化的丰
碑”。丛书的出版说明中国理论家已具备与西方对话的能力，中国文学理论非但没有“失语”，反倒“已成燎原之势”。2002年是这套出版数量最多的一年，但相关媒体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对这一巨大的
学术工程的竣工似乎关注不足。相比之下，学界明显地把更多的热情倾注到“教学改革”和“教材改造”方面了。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编的《2002年中国文学年鉴》有关文艺理论研究状况的
“综述”已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从孙绍振、陈良运、南帆等对“重建文艺理论学科”的呼吁，到李春青、曾庆元、王志耕等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合法依据”的争鸣，从陶东风、姚文放、杜卫等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理论”的检讨
与反思，到胡经之、赵宪章、李珺平等对“文艺学和文艺美学面临问题”的分析和诊断，学术界已从学理层面推进了“文论的体系建构与教材改造”，为2002年以及今后修订、改编乃至重写文艺理论教
材在学理和舆论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李珺平《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一文指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学界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学科建设的迅猛发展。但轰轰烈烈的学科建设下面隐藏着不容回避的问题，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关系。”他把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分为“引进”（苏联教材翻译）、“萌芽”（蔡仪、以群）、“转折”和“建设”四个阶段。并认为在现在流行的一些教
材中“左”的残余仍没有肃清；马、中、西三个体系在学理上的协调仍没有解决；文艺学如何应对其他学科的冲击？文艺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有无存在的充足理由？若有，在哪里？文艺学学科建
设和教材建设的基点、生长点如何确立？未来怎样发展？前景如何？这些都是当前文论建设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到了80年代，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出现了大批的著作，其中很多著作着重吸收了西方现当代的文艺学和美学理论，前苏联的模式基本上被打破了，但沿袭、套用现当代西方的观念、话语，又有了一些大
体接近的新的西方模式。基于我国现有文学理论课程内容、体系和方法问题过于专业化和理论性，忽视跨学科性和实际的操作性，为此童庆炳提出了“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的思
路。所谓“双向拓展”即从宏观的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方向拓展和从微观的具体文本方面的拓展，并形成了以文学理论为基础课，以“文艺美学”或“马列文论”为必修课,辅以“中国古代文论”、“西方
文论”、“文艺心理学”、“文艺学方法论”等选修课的文学理论课程新格局。教改扩大了文学理论课程的边界，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培养学生综合处理中国语言文学及其他文化问题的能力，而理论
批评的结合，不只理论重新焕发生命力，而且在提高学生的批评能力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网2003年5月19日）
近几年来，基于西方文学理论话语横行天下的局面，有识之士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在我看来，所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关键不在于仅仅复活几个古代文论术语，使它们在现
代文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具有普遍适用性，而是重新确认我国传统的哲学、美学的现代价值，确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从而寻回中国古代文论深潜的主根，使中国古代文论重新获得生命之源，焕
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只有这样，中西文论才能站在同一个高度上，平等地进行交流，共同建设文学基础理论的大厦。可见，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理想，正可以在强调中西对比意识、突出中国文
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悖论
文学中的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