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当下台湾的政治认同冲突，迎面向我们的感觉经验冲击而来的，正是某种粗暴的集体情感形式。透过媒体的再现与影响，我们看到在民众普遍对于政治感到焦虑莫名的当下台湾，在个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现实，被行动的激情所驱迫，甚而失控流泪、大笑、愤怒、焦虑或者转而静默承受之时，那为众人所期待的政治空间，是否因此而向我们敞开？
台湾政党恶斗的夸张场景，浮泛的政治论述、报导，到电视政治性谈话节目中深具煽动性的言论所共同展演出的戏剧性景观，其仪式般的感染性，皆不断进行着召唤民众对政党、国家、族群意识 进行在行动与情感双方面的认同工作，以堆栈形塑政党私自欲求的权力资源。这种反复在台湾民主过程中召唤民众激情的情境，正是Rancere所说的，“感觉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的场域。它激发集体参与的激情，甚至是内化到一般民众生活的情感之中，透过感觉分配与外在化的社会形式反复情感召唤，两者间的交互循环，不断进行各种检查、夸大与界划的动作。它不仅仅造成实际政治运作中认同与排除的问题，也造成民众实质的情绪与情感上的伤害与压抑；并且，更根本地，它重新规划了我们对政治事务到日常事务之间，各种感觉与理解的范畴，意欲将我们的感知，固着于某种僵硬、沉重的感知经验形式上。感觉分配的形式僵化，导致政治性空间的可能性，逐步僵固成为由一群占有权力位置与论述权威的国家机构、政客、媒体，甚至于专家学者论述形式所掌控操弄的封闭政治(politics)。这种感觉的僵固形式，向我们揭露既有政治意识内部激情的基础；这个无可抑制的情绪基础，正是一个共同体的问题。
而媒体，作为一种有力的中介物，在每日毫无厌烦的社会政治新闻报导，以及政治谈论性节目滔滔不绝的横飞口沫之中，发挥着影响力。倾向同质化的政治意识与论述，透过媒体中介，进入民众的认知与情绪中，召唤再捕捉，将你我融入一个不可见的，由同一认同所形构的共同体场域之中；因而媒体在政治性的窄化或是划界以自我封闭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样的，作为有限政治感觉分配与外在化、具体化的有效中介(或是转达物mediation)，媒体，在政治操作的召唤过程中，亦赋予不同一、差异的个人感觉在政治场域中现身展演的机会与能力。充斥在那些节目中的煽动性话语，在观众生活实践中所引发的行动，使作为符号与意识形态消费的媒体节目，成为互涉的中介，而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传播 ─它制造其响应者，但是这些响应者拥有自己的声音。因此首先我想讨论，这种在共同体的感觉分配过程其可能的内部复杂性、矛盾构筑以及断裂，如何在此媒体的中介过程中展演变化。
我试图以普遍的中介的媒体形式，即政治论谈节目和「全民大闷锅节目」为研究对象。从台湾政论性节目激化政治认同的沉重激情的过程，以及与其对应而生的娱乐拟仿剧节目：全民大闷锅节目，所企图引发的笑的情绪，自两者之间的对照关系，寻找矛盾构筑的暴露。并且，我希望能够进一步讨论这种暴露，在开启政治性空间的层次而言，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感觉分配形式如何能够不被固定？同时，这些无可避免的情感欲求因素，在感觉分配的形式中介过程之中，本身是否可能产生变化与主体的能动性？或者这些情感欲求在政治过程中，其意义为何？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必要的情感需求？
一、政治的美学体制(aesthetic regime of politics)与感觉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首先，我的讨论将先从Ranciere论述中的美学概念出发。
从当代的艺术运动与文学史发展，尤其是前卫艺术的政治性宣言，与其在艺术与生活之间所试图进行的政治性突围过程中，Ranciere离析了“艺术(art)”之所以能作为艺术，与美学(aesthetic)之间的差异，以及两者之间紧密交织的关系。对Ranciere而言，艺术依赖于再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representation)，同时也就是一个诗学(poetic)的体制。在此场域之中，再现的(representative)、或是仿真(mimesis 与imitation)扮演着关键作用，统筹所有做、作、看(或听)的感知行动与判断方式。仿真，既是诗学体制的外表，也是诗学与现实之间的阻隔；艺术(arts)便是藉由这种阻隔定义出其特殊的范畴，而非仅是相似与模拟(resemblance)的综合。总而言之，此再现与诗学，如同做与作方式的配置里的皱折( fold)1，她所体现的各种(艺术)形式过程与类型的分别与阶层，是一个称为可见性的体制(a regime of visibility)，相关于一切可见、可感的做与作的形式，包含了各种已完成的作品或是生产，他们一同展现成为一个共同体层级化的视野。
而美学，不同于诗学的体制，它以存有的可感样态(sensible mode of being)为基础，将自己与艺术生产分离开来；它既不是什么感觉的理论，也非艺术爱好者的品味和愉悦，而是关于一种艺术客体的特殊存有样态(the mode of being of the objects of art)。
….在这个美学体制里，艺术现象以感觉的体制(regime of the sensible)为皈依。然而，此感觉的体制却总是与其原初的联系相解离，并为一种异质的力量所填充。这个异于自身的思想形式之力量：是以未产出者来辨识自身者、将知识转换为非知、理性/真理(logos)相等于感性/情感(pathos)、或是非意图的意图…等等。这个感觉的体制的概念总已是远离自身的，分歧的，那思想形式的场所(locus)亦然；而这正是从一开始即形塑了思想形式之美学模式的艺术一致性的核心。2
Ranciere认为现代文学与艺术运动揭露了上述这个美学状态，并且此艺术的美学体制进一步破坏了艺术在艺术法则与社会法则之间的阻隔，将艺术自再现与可见性的法则，以及仿真的界碑中解放出来；它同时建立了艺术的自治性，以及艺术形式与生活用以形塑自身的那些形式的同一性。Ranciere指出：此美学状态(aesthetic state)是一纯粹的悬置程序，是形式经验它自身的时刻，并且是一个建构与教育特定人性式样的时刻。
此美学体制的登场，其实与现代性(modernity)有着破碎暧昧的关系。她关联着现在如何让过去重新登场(restage)；它决定并诠释什么使艺术之为艺术，包括何者是现代艺术亦或不是，其内涵如何，以及艺术造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个不仅仅是艺术的，并且同时涉及了现代生活的美学状态，提供了我们某种共有生活(communal life)的律动，以及在时间与空间上共享的生活形式。它向我们提出一个等同于艺术终点3的，“对于共同体生活的认同”。
Ranciere进一步说明，在政治(politics)的核心里，本就存在着这种美学，而且此种政治与美学的关系，并非班雅明(Benjamin)所说的 “政治的美学化过程(aestheticization of politics)”。Ranciere所指的这种美学，并不是那种由热切追求艺术的意志所指挥、视人民为艺术作品的政治意识，而是更接近：一个属于先验形式的系统，它自我决定以何种形式向感觉经验呈现自身4；因而它得以进行着空间与时间、可见与不可见、言说与噪音之间的界划工作。美学体制在此几乎就是政治(politics)，规划可感与不可感、可说与不可说的关系、谁具有这些能力、以及空间的所有权与时间的可能性。它不仅是设置、安排了“一个场所”(place：总是熟悉的、亲密的、有限的。)”，同时是一种Ranciere称之为感觉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的过程，一个感知的自我证成系统，一个共同体(community)。此共同体(笔者按：由共同感觉所构成之身体)，总是即刻呈现出在其内部的普遍规则、个别位置与部分(parts)的界划，藉此建立起普遍同一且同时的感知分享与排除。这些位置与部分的分配，立基于那些普遍的空间、时间、活动形式样态的基础，亦引领着自身的参与方式(participation)，与每个做为其一份子的参与者。
这个政治的美学体制，如同一个光明的、父性的神(，无庸置疑，是绝美的)；以照明的力量规范一个不可见的秩序世界，以及一个共同体，召唤我们成为它(可以称得上是，不断出生与窒息)的孩子；崇拜它取悦它，甚至可以奉献我们的生命；但是它亦同时是一位母性的神，赋予我们可以生而为人的恩赐，让我们恣意地感知与生产创造玩耍各种形式，印证它的丰饶与包容的力量。即便，它本身只对感觉经验现身，仍是我们共同的信仰或是想象，所召唤与投射出的“神”。
二、神的祭典：美学化的政治与政治的戏剧场景
在一般状态下，可见的实践形式常常皆已为某美学体制所附身，同时成为我们感觉经验的召唤者以及对象。特别要注意的是，可见的形式在Ranciere这里并不是只就一般艺术的实践而言，而是指所有作与做的方式与产物。而在这样召唤特定感觉释放后，感觉经验再返回召唤者的过程里，我们对形式本身的感知便成就一种认识的教育，不但使形式本身那些未能向我们的感知展现的不可感知者，长久地被封闭在形式内部或者我们之外，我们被此特定感知经验召唤─复返的强化过程，亦逐渐驯化与规范我们对世界感知与探索的某种原始模式。这个于不可见处运作的美学体制，总是要透过各式作与做的形式，以及我们的感觉经验或是情绪来同化我们。
而长期以来，台湾政治斗争模式、论述构成，在解严、媒体的解禁之后，在愈益浮泛的媒体报导，与电视政治谈话节目中，逐渐激化为深具煽动性的言论、画面，以及发生在不同分类范畴的争斗场景。他们所共同展演出的戏剧性景观、重复的仪式场景，皆不断进行着召唤民众参与政党、国家、族群等共同体认同，以生产政党、媒体或是社会体制所私自欲求的权力资源。这些外在化了的认同与激情，透过特定语言模式、书写论述、符号展演，以各种可见的社会形式出现。他们召唤与建构了一种共同的感觉，这个共感又再转以不同的形式实践出现；这反复在台湾民主过程中，召唤民众激情的情境，正是Ranciere所说的：政治的美学体制，而且是美学化的政治现象，在每日不断建构“感觉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的场域。感觉分配外在化自身为可感的形式呈现，总是指向一个特定的认同模式，并以外在化的形式再反复向感觉召唤个体以形式的实践再强化感觉分配的机制。感觉分配与形式两者间的交互作用，持续共同体的实践。讽刺的是，从特定共同体视野外来看此热烈的景观形式，它呈现的总是一种扭曲的美，一种骇人的神圣感。(或许是因为那神圣的脸孔因强烈召唤而越来越逼近？！) 透过感觉经验呈现自身的，原来是一张具有恐怖之美的脸孔。但对于沉陷于特定共同体激情内的一份子而言，或许它仍是美得足以让人为其赴死。
在这个不断生成与安排自身的政治美学体制内，只有特定的事务可以特定的方式被感知、理解、可(被)见与可(被)说，以此维持我们对这位共同神只的无上崇敬；像在所有敬神的仪式场合里那样，(所以，请勿胡乱笑闹！)。此“崇敬”所造成的偏见，持续召唤更为纯粹与强烈的情绪：包括牺牲的骄傲、被护佑的喜悦与消灭敌对的热情，以及更为僵硬固着的理解与排斥。在台湾进行着如此白热化、鲜明、僵硬的感觉分配，和共同体的斗争剧码，幸而，或许因为仍然立基于更根深蒂固地、对平静社会生活的惯性，或是碍于法治规范的规训，当下的台湾社会，尚未，仅仅是尚未，发生过于血腥暴力的惨烈牺牲。但是，小至对劣质选举活动、具相同激情认同的团体暴力、不当教育体制、经济不景气、 新闻报导论述的自以为正义、热血的习以为常，或是习惯性采取特定的情绪模式，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暗自遵循不与不同政营的邻人讨论政治话题的社交合谐法则，或是，莫名地厌恶某个毫不熟悉的公众人物、对非己者的问题漠不关心…，大到对那些自圆其说的所谓正义、伦理与民主激情的认同、叫骂或漠然。在这些形式与情绪的仪式场景中，是否有什么被牺牲了？以致每个生活在台湾的人都感到怅然若失、无法忍受？
既然情绪表现为感觉经验的说明，通常便具有一种形式化的规范性(regularity)， 此规范性立足于一共同体的普遍性上，响应各种外部形式刺激以合宜的行动。 也就是说，除了透过言说、身体行动、展演、艺术创作、书写工作等等，人的情绪表达，甚至属于更初步的感觉分配过程，受到美学体制的管理(police)。这个过程就是一种美学政治的实践过程，许多时候，这些情绪与形式内容，已远远超越戏剧里洒狗血的幻想剧码所欲达成的激情效果，完全消灭了仿真(mimesis)的阻隔，成为难以面对的现实。于是乎，像所有古早的文明传统那样，我们确实地以盛大的戏剧表演仪式，膜拜共同我们的神。
三、奢侈的仪式与不敬者？
（一）政治性谈话节目与全民大闷锅
社会形式与文化形式，以及那些具有可见性的可感形式，都是作为共同体的呈现，也是共同体内分享者的生产。共同体的个人将对沟通和共有的情感，投注到形式的外在化实现中；这些形式，便是媒介。媒介既是Nancy说法中构筑在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媒介、社会形式，也是Ranciere的皱折、纠结(knot)或悬置，是不平坦连续的表面也是他者的空间所在。媒介既是做为社会文化，或共同体的形式，便具备制造对共同体进行想象与感觉的能力。
在现代台湾社会，电视媒体仍然是最普遍重要的一种媒介，她具备了包含多种艺术形式再做转达的能力。台湾的电视媒体发展在解严，媒体开放与有线电视普及历程中，明显的，逐渐吸纳了传统意义上最有力的剧场形式的政治空间；八十年代社会运动中惯用的戏剧动员手法，如今也已和电视媒体动员相融合， 形成一种有力的动员形式，因而，其传播能力的效应反而成为许多问题的所在。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他讨论近代社会对共同体的想象建构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当时报章媒体在共同时空感建立上的影响。而当下台湾媒体的影响，则是共同体建构在台湾的重要因素。我试图从一组对照式的电视谈话节目，来比较与展开做为媒介的形式，在共同体的情感分配与激情中，如何引发与影响我们的感觉经验。
（二）政论性谈话节目
若从共同体的过程，感觉形式的实践，与共同体自身的流变挣扎的角度，来看 台湾种种政治操作的感觉分配方式，最为明显可见的，就是在公共媒体上，政论性谈话节目形式展演，所进行的共同体之间的斗争 (，暂且不论在台湾，这种共同体的范畴，是否等同于单一国家认同)，与巩固自身的动作。政论性谈话节目，看似为一种严肃的政治场合，参与来宾多数为相关政治运作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政治名人。节目中所进行的议题讨论，绝大部分是围绕在最新的新闻报导焦点，以及情绪煽动性最强的公共议题或是政治议题上。所有的讨论 由主持人调配在一定的问题范畴中。讨论模式通常是在一个大议题下，进行多方展开的问题讨论；主持者主导所有的提问，由不同领域与不同政治立场的来宾响应问题，或是提出事先已经准备的议题相关资料文件，左证说明响应，并且开放观众电话call-in的机会，让一般观众也能公开地提出个人的政治看法与意见。在理想的状态下，这种政论节目的确可能提供收视观众，针对于一个社会政治议题，多方专门的政治性观点，以帮助与打开、扰动可能固着的个人政治偏见，而不是仅仅提供一个既定答案或是总结。同时，开放给观众或是参与者一个公开发声的政治空间，增加一般民众实质的公共政治参与机会，以及鞭?时事，以进行政治性的辩证工作。但是事实上，目前台湾的政论节目，并不是如此，甚至绝大多数时候是朝向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这些政论节目主要的特色在于：1.欲型塑整体同一偏执的认同态度与立场，2.特定固着，可以预期的言说模式与逻辑，以及3.吊诡的娱乐性或是政治性。
通常操控节目流程的，是主持者主导的问题，但如同当下台湾媒体记者的问题那样，绝大多数是偏颇、预设立场与不是提问的问题。因为所有可被言说与接受的响应，都已在那些提问中被解答了，或被预期的。这种几乎是自我肯定的问题，绝对不是任何真正的提问，它只是一种感知认同的再肯定、再确认，并且是以问号的收尾来建立问题的身份。几乎所有台湾政论节目都是为特定认同群体而开设的，它的诉求对象常限定于特定认同群体；但这件事实本身并非问题所在。通常，政论节目的主持人与来宾，看似客观多元，事实上却有同一的政治认同，或是态度认同。多数响应的言论，主要是基于情感与认同激情的响应，或是基于专业的公众媒体礼仪的形式响应。即使是最激烈的口水激战，背后仍然是相似手足之情的大力相挺。突然现身的异己call-in观众，总是徒然，总被节目中所有人当作不曾出现。节目中发言者的激动言论，则无非是在积极召唤收视者对同一认同的情绪响应，试图在声音与影像无形的传播中，为共同体大合唱。甚至，当下的台湾政论节目已经演化为政治动员的序曲，配合着新闻报导，激化普遍民众的情绪；无论是认同或是愤怒，引发群众为共同体现身、发声于镜头前、舞台之上、于公开可见的媒体之内，似乎已是这类节目的职责所在。无论是利用公民理性或是传统伦理道德，或是更甚者，某些政论节目召唤“个体本身”成为共同体的实践形式。透过媒体的再现，我们见到的那些在街头上的激动身影，通常也不会再是平常在路上会遇到的，过着平凡生活的老先生，或是帮佣，而总是做为共同体表征的醒目尸体。
政论节目的所谓政治辩论，与其可预期的言说论述模式，无非旨在制造一种“感觉上”的判断程序，引发极简单的是非题式的判断情境，旨在提供一种经历理性的判断过程的幻觉。节目中那些奇怪的问句，难道不是在可见形式最表层的表层，最靠近的邻近，向不可能抵达的远方致意的一个微弱、亲昵、自以为了然的手势吗？而一个真正的提问却将会带来尖锐的危险，是容不下任何无力的手势的。节目的共同参与者(具同一认同的观众与节目来宾)必然的、一致同意的响应，愉悦、满足了所谓的判断者，对于自身仍然保有理性能力的妄想，并且替代不可见的共同体神只，给予她的每一份子庄严的肯定。(看，这是多么亵渎的一种僭越！) 或许，这些所谓判断者早已被剥除进行判断的权能了，因为，在共同体之内并没有所谓超然的判断，所有的沟通早已是分享的激情，并仅仅是激情，这沟通终于空无，因为缺乏任何异质与不一致者的现身，其分享几乎仅是分配后再重复自我吸收的过程。
或许极端地说，并没有纯粹的知识、历史事实、宪政法律或是逻辑理性，可以在共同体内部做出公正的判断；或者说，在这种仅有内部同质的状态下，以上那些也难以被感觉的分配、认同与接受为判断的依据。在我的感知中，也许，绝对的判断都只能发生在共同体的边缘或外部。在共同体内部并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判断，或是仅有难以判断，更遑论所谓正义在此的意义！尼采说的更为直接讽刺：正义仅仅是一个感觉5。此正义只属于共同体自身的决定，因为在同一之内不会有冲突，那些冲突都早在可感知之前被加以抹除，仅剩下必须自圆其说的形式(，像对不识相的call-in观众那样)。若面对的是来自另一个共同体的判断冲突，也就是当我们突然隐约地感觉到相异的认知时，在此，正义的判断则表现为：对共同体内部不安情感的安慰与消除，将思考与沟通外界未知的大门暴力地甩上，甩在所有试图透过收视政论节目，试图将孤单的自己连结出去的，每一个作为共同体一份子的人们的脸上。在感觉与形式如此僵化、暴力独断的中介上，每个人事实上都不再能够与他人有所联系，只能转以言说相同语言、急迫于一起行动、与众人一起前进以求慰藉，至于这些言说的指涉与行动的方向，是不被注意的。
同时，也再没有比政论节目中的主持人与来宾更为称职的演员、甚至是双簧演员了！所有的发言与提问、证明，仅仅是试图制造一个开放与提供判断意见的公共场域的假象，一出真实戏剧。它不仅是假象与虚构，还是呈现给一个高于政党认同群体的共同体，及其内部的每一份子的娱乐剧码，而非仅仅限于是政党认同间的斗争把戏。它总是试图收拢，愉悦观众的情绪，因为收看、参与其中的观众，并非皆具有政党的认同，或是可以单纯地以族群身分来做区分。尤其是对缺乏过去共同历史政治的深刻经验的年轻一代而言。事实上，喜爱收看政论节目的观众群，常常要在特意安排在同一时段播出的各台政论节目之间选择收视，因为它要进行忠诚认同的确认与划分。但事实上，有一些观众是跳跃式的收看。无论如何，政论节目整体呈现的特色，总是指向一个共同的僵固形式，但为何必须如此？倘若做为媒体中介的政论节目达成了任何的沟通，在这类僵硬的表述里达成的，也仅仅是孤单的一般民众，(特别是社交娱乐方式贫乏，社会能见度低的中老年男性)，面对着电视机进行政治激情的释放。我们没忘记，或是要需要再次提醒所谓政治死忠的虔诚者，政论节目不过是一个节目，一场秀，而非政治。
对共同的激情，呈现在政论节目的形式中，为我们演出激情横流的戏码。而其中共享的人们，都必须顺从那带来无与伦比合谐与快乐的游戏规则，一起跳着手拉着手的圆圈舞蹈，感染与包覆在崇高的愉悦当中，最终升天。如同米兰．昆德拉在<笑忘书>里说的那样，与大家一起跳着手拉着手的圆圈舞蹈；但是，
欢乐在不断地被重复之后，时间的存在与时间的无穷性也因而遗失了，最终将如同在“时间的荒漠”之中那般，令人窒息。然而，一旦被圆圈所拋出，便只能不断地坠落，再也回不去那个令人永远怀念的，圆圈的喜悦。
有些时候，对于某些人而言，政论节目甚至仅会起着最低限度的作用，带出某种阴惨的、出气式的、自我安慰式的痛苦与自怜的愉悦，这类感觉相似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LITOST：是在爱的认同之中，一个人突然洞悉了可怜的自我而产生的痛苦，然后是一种想要报复的欲望。
假设，试想一个赫然发现了政论节目或是其它固定单一的政治表现形式，并不代表任何属于“台湾”认同，却寻求共通的复杂个人，政论节目只会让他感觉到共有与爱的形式的共同体6的不断失落。这个个人有时便会走向这样的一种情感，litost，因为认为自己无法被爱、不值得被爱，或是无法信任共同体的爱。于是在不可避免的认同拉扯中，他或许会以可笑荒谬的方式报复共同体以及伤害自我，以试图测试这个认同的安全与爱，或是试图脱离、弃绝或被弃于共同体之外。我们是否可以想象这样的个人？一个矛盾地相信共同体与政治，而一直在试验彼与此的个人？这似乎是个可以再讨论的问题。
政论节目如此公开地给予的正面情绪肯定召唤、宣泄机会、对共同敌人的否定、扭曲与讽刺谩骂，所引发的肯定情绪，满足激情的响应，激励与取悦着同一共同群体中的每一份子。但是，为何它会形成某种社会作用呢？我们是面对何种失落，才会需要它的补充，以及许许多多其它形式的补充？(BBS政治板、政治抗争英雄、激烈抗争、以至于中文版南方四贱客、全民大闷锅节目等等)或许正是因为，政治参与感觉与实践形式的不充足，和共同体沟通感的匮乏。生活在台湾的人，在复杂冲突的国家认同、历史认同、政治认同之间，承受着共同体认同之间的苦难挣扎，是否如此会加剧对一个强有力统合的共同体的期待？甚至是否因而会奇怪地发展为，个体对所在的共同体进行情感的奢侈消耗，狂热于同在一起的爱的关系，而成为投注于僵化共同体的形式，且演变成为消灭共同体本身，以及各共同体之间的动态挣扎？企求一个僵化固定的斗争景观形式，以求经验感觉一个统一、纯粹的、完成的空无整体？或者是，藉由奢侈地消耗激情以献(现)身于祭台的热情，(由于没有肉体的死亡，所以能量更是源源不绝)，将个别的死亡染布共同体，以求共同体不可能之完成？但实际上，如此却是转向杀死或离开共同体本身，以僵固、贫乏的爱之形式，进行对连系着不同个人的共同体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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