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产与教育制度，二者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相对于“科举与唐代文学”或“书院与宋明理学”来，现代大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谈论“大学”与“文学”之间良好的互动，一般关注的是大学教育对于文学生产、风格流变、潮流兴替的影响（比如文学史课程如何建立批评标准、美育何以成为可能、文学社团之于校园文化、“学生腔”与“新思潮”的关系，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不同文类的升降起伏等）①，本文则转而探讨作为文学想像的“大学校园生活”，如何投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甚至制约着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大学历史与大学叙事
作为知识生产、人才培育、思想交流的重要园地，学校本该成为文学家瞩目的中心。可实际上，古往今来，成功的“学堂（大学）叙事”，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很难进入文学史视野。传统中国戏曲小说中，饱受颠簸之苦的读书人，最终不是高中状元，就是进士及第，此乃主人公命运转折的关键，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至于此前的“十年寒窗”，则往往只在表现穷困的生活境遇上用力。或许是鲁迅的影响太大了，一说传统教育，很多人马上联想到的，是“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可实际上，两千年间，不说大儒讲学，即便塾师启蒙，也都是异彩纷呈的。很难想像，单靠迂腐的陈最良们（汤显祖《牡丹亭》），能支撑起传统中国的“师道尊严”。
关于私塾、书院以及科考，今人所有的、大都是负面的记忆，比如春香闹学（《牡丹亭》），宝玉背书（《红楼梦》），马二先生操选政（《儒林外史》）等。好不容易有了祝英台女扮男装入学读书的优美故事，可无论是最初的民间传说，还是日后改编成戏曲、电影，都把着重点放在“十八相送”或“化蝶”上。换句话说，即便谈及学堂，也都不把“学业”放在眼里。要不“功名”，要不“爱情”，正所谓“功夫在诗外”也。这就难怪，日后史家之描述千年书院，可供引述的，只有坚硬的学规、章程及若干“书院记”，而无鲜活的文学想像。
谈及“以诗证史”，历来颇多争议。可随着“叙事史学”（narrative history）的重新崛起，对史料的选择，以及对修辞功能的理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P459—491）所谓“历史”与“文学”，并非过去想像的那样泾渭分明。撰写古代中国教育史，若有绚丽多姿的书院生活场面可供调遣，枯燥的历史叙述自然顿时生色。可惜的是，传统文学中的“学堂叙事”，没有给史家留下多少用武之地。晚清以降，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文学”成为一门值得专门经营的学问[2]（P103—112），“吟诗”不再仅仅局限于涵养性情②；再加上学生集体住宿，校园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大学文化”于是变得丰富多彩。一方面是大学教育调动了各种文学想像，直接促成了新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是，校园生活逐渐成为小说家的描写对象。如此一来，构建现代中国的“大学史”，引入五彩缤纷的“大学叙事”，不只可能，而且必须。
借校庆纪念活动，讲述大学历史，描述校园生活，既展示自家风貌，也吸引社会目光。最早且最能体现这一良苦用心的，当属《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7）。日后，此举为各大学所普遍采纳。不见得都像北大那样，从上世纪30年代起便设立编纂校史的专门机构，但大学校长们普遍关心“大学史”的撰写，因其中蕴涵着的价值尺度，不仅指向“过去”，更指向“未来”。
与校方组织的“校史编纂”不同，文学家的“大学叙事”，带有更多个人色彩，尽可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可惜的是，很长时间里，作家们并没把“大学”放在眼里——以及笔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许多热爱新文学的大学生，若冰心、庐隐、王统照、许地山等，其撰写的短篇小说，即便涉及大学校园，也只是十分模糊的背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让作家们辗转反侧的是爱恨、情仇、生死、美丑、宇宙、人生等哲学命题，再不就是青春的骚动、怀乡的忧郁以及济世的热情。对于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们来说，区区校园风景，根本不入高人法眼。满天繁星般的校园文学（报刊以及作品），大都只是上阵前的练笔；一旦正式登上文坛，很少再回过头来仔细检点、品味那曾经沉湎的校园生活。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小说，涉及大学生活的，数量很少，且艺术水平不高。老舍的《赵子曰》（1927）以及沈从文的《八骏图》（1935），总算正面描写大学生以及大学教授的日常生活，可惜都是漫画化的。北京钟鼓楼后头天台公寓的大学生，莫名其妙地闹起了学潮，将校长捆起来殴打，如此“革命”，实在不敢恭维。八位到青岛讲学的大学教授，住在海边的小洋楼里，人人都“有病”，就连自命清高，可以给另外七位当心理医生的达士先生，最后也跟着“发疯”了。老舍和沈从文都是大小说家，之所以写不好大学生活③，不是技巧，而是心态。老舍日后忏悔，说自己写《赵子曰》时，已远离学生生活，因而不能理解新一代年轻人的追求，只是隔岸观火，热讽冷嘲。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这两位著名小说家都是自学成才，然后走上大学讲台的，对于大学的校园文化以及大学师生的心理及趣味，把握不太准确，笔下自然缺乏神采。
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仍然十分弱小；大学校园里的日常生活，更非公众流连忘返的“风景”。整理一下相关数据，很容易理解，当初的大学生，是如何的“曲高和寡”。1917年，全国共有大学生（含师范、农业、工业、商业、医学、法政等专门学校学生，下同）19017人；1923年，增加到34880人；抗战前夕的1936年，是41922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终于突破十万大关，达到了129326人。⑤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竟然只有区区数万大学生！这你就明白，为何标榜“平民文学”的新文学家，不太愿意将笔触对准优雅的大学校园。
可大学生活毕竟是重要的人生经验，并非只是读书考试拿文凭，更是一种成长的记忆以及精神的历练。校园里的同学情谊、爱情纠葛、政治风波、经济窘迫等，同样凸显了人性的优点与弱点。再往远处看，日渐增加的大学生，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终将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关键是找到恰当的视角以及表现方式，“大学叙事”——而不是“青春想像”——方才有可能进入文学史视野。
二、三闾大学与西南联大
现代中国大学的日渐成熟，使得校园成为重要的生活场景；而战争中的流转迁徙，更是加深人们对于大学的记忆。于是，两部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得以在抗战的烽火中酝酿成型。一是充满讥讽智慧的《围城》，一是洋溢着青春激情的《未央歌》，二者分别代表“大学叙事”的两个侧面——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钱钟书（1910—1998）笔下的三闾大学，固然是虚构；鹿桥描述的西南联大，又何尝真的是写实？无论是虚中有实，还是实中有虚，小说家所描述的三闾大学和西南联大，已经成为我们关于现代中国大学的最为鲜活的记忆。
钱钟书撰写的长篇小说《围城》，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连载于上海的《文艺复兴》，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刊行单行本。此书刚问世时，并不怎么被看好，一直到80年代，随着学界对于“现代文学”的重新认识以及各种外文译本的出版，方才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视。此前，只有美国学者夏志清（C.T.Hsia）在《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YaleUniversity Press，1961）、耿德华（Edward Gunn ）在《不受欢迎的缪斯》（Unwelcome Mus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中，曾给此书以很高评价。而1990年，电视连续剧《围城》开播，更是使得钱钟书的大名走出学院，变得家喻户晓。
美国学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 ）曾依据罗兰。巴塞斯的《叙事结构分析导论》，将《围城》分为五个功能序列，即讲述方鸿渐回国并定居上海（前三章半）、旅行的准备及展开（4—5章）、三闾大学一年（6—7章），经香港回上海（8章），困守上海及婚姻破裂（9章）。胡由此推论：《围城》结构上具有对称美，第三个功能序列是过渡，一、二和四、五互相呼应，形成鲜明的对照。[3]（第六章）假如欣赏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等女性的感情纠葛，将此书作为“结婚狂想曲”阅读⑥，这种叙事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将《围城》作为一种“大学叙事”，则4—8章都是方鸿渐眼中的“三闾大学教授生活素描”——包括“在路上”，也包括“校园中”。至于一头一尾的上海婚姻故事，固然也十分吸引人，但并非钱钟书的“独得之秘”。相对于反浪漫的爱情传奇，学者型的讽刺小说，或许更是此书的魅力所在。
以男女恋爱为主线，将“围城”作为人生困境的象征，加上诸多妙喻让人拍案叫绝⑦，研究者于是纷纷探寻《围城》与英法现代小说的联系。其实，学富五车的小说家，平日里读书驳杂，不管小说、散文还是学术著作，都是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一定要坐实哪些作品影响了《围城》的写作，其实很难。还是杨绛聪明，借讲述钱钟书如何抛弃西南联大的教职，跑到湘西的国立师范学院教书⑧，提醒我们注意，《围城》的写作另有渊源。
在《围城》初版自序中，作者的表述，近乎此地无银三百两：“人物当然是虚构的，有历史癖的人不用费心考订。”现在好了，最权威的读者——夫人杨绛⑨出面来为《围城》做注释。杨书出版时，钱先生仍健在，未见其对如此“索隐”表示过任何异议。可见，《围城》得以成书，确实与作者从西南联大教授转任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这一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当然，杨先生的“索隐”很有分寸，只承认：“锺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4]（P6—7）杨先生并没指明谁是那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李梅亭，谁又是那外形木讷、内心龌龊的假洋博士韩学愈；也没说那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实则酒色之徒的伪君子高松年，或者那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顾尔谦，到底影射的是什么人。小说酝酿于湘西，写作于上海，据说是受妻子杨绛编写话剧大获成功的刺激。不同于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或黑幕小说，《围城》里的三闾大学，并不直接指向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我们不能因钱钟书的父亲、国文系主任钱基博撰有《韩愈志》，就将其与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那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韩学愈挂上钩。曾有西南联大的老学生暗自庆幸：在《围城》中找不到联大人物的影子；但也有学者反驳，钱钟书任教联大时很不愉快，焉知其不将联大的一些人和事化入关于“国师”的描述？[5]
其实，不只国立师院、西南联大，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任教光华大学以及留学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研究院的经历，这些“第一手经验”，都对其塑造“三闾大学”形象大有帮助。1933年钱钟书大学毕业，在《国立清华大学年刊》的《后记》中，写下这么一句话：“真正描写中国大学生活的小说至今还没有出现”（A novel of Chinese college life at first-hand knowledge still remainto be written ）[6].或许，从那个时候起，凭借第一手知识与趣味，撰写一部“真正描写中国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就已经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种子。
《围城》不是自传，连自传体小说都称不上；过分认真的“索隐”，容易误入歧途。我想强调的是，三闾大学里集合着政治、人事、职业、情场等诸多矛盾的明争暗斗，以及令人头晕目眩的各种谣诼诽谤，只是作家对于大学生态的一种理解与表述。愤激之情有之，影射则未必——不管是国立师院，还是西南联大。
有个纠缠多年的公案，很能说明钱钟书的个性与趣味。传说钱离开西南联大时，曾公开称：“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叶、吴、陈三位，都是当年清华或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顶梁柱，也是钱的“恩师”。这则逸事很伤人，但口气很像，故广为传诵，以致杨绛必须在钱先生临终前专门写文章辟谣。[7]才高八斗的钱钟书，目空一切，喜欢随意臧否人物，大笔一挥，横扫身边诸多“真学究”与“假名士”，虽然口气刻薄了点，但“大学”不太光彩的另一面，却因此而得以“永垂青史”。
1938—1939学年，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开设的课程，除全校性的“大一英文”和“大二英文”，还有英文系的选修课“文艺复兴时代文学”和“现代小说”。[8]（P129—235）而当年听钱先生讲王尔德的外文系学生吴讷孙（1919—2002）⑩，日后以“鹿桥”为笔名，撰写了长篇小说《未央歌》，则与师长的大作遥相呼应。
《未央歌》初稿完成于1945年初夏，作者时年26岁，大学毕业不到两年，仍沉醉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校园生活中：“我一心恋爱我们学校的情意无法排解，我便把故事建在那里。我要在这里诚敬地向我们的师长，同学，及那边一切的人致意。”（《谢辞》）这种写作姿态，注定了其笔下的西南联大，与三闾大学有天壤之别。
高唱着“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的校歌，走过八年抗战的西南联大师生，对那段历史普遍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但落笔为文，难得有像《未央歌》那样充满激情与想像力的。以抗战中僻居昆明的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借助四个“我”的成长历程（11），表现战争环境下仍然——或者说更加——多姿多彩的大学校园生活，对于作家鹿桥来说，目的是酝酿一种“氛围”，呈现一种“情调”。作者再三强调，《未央歌》不是爱情传奇，着力渲染的是同学间“友情之可爱”（12）；不以情节取胜，而是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就像小说第八章所说的那样：“学生们有意无意地在课室里，在游戏里，在团体生活里，在独自深思里慢慢长大。慢慢被造就起来。一棵小树苗总要在苗圃里先养一个时期的。树苗们要经过风霜。这风霜正如雨雪一样重要。他们终久成为可以令人歇荫，令人放心的大木。”
《未央歌》里，除童孝贤、余孟勤、伍宝笙、蔺燕梅这四大“主角”，还写了一群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这些人，或许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全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13）。这与《围城》作者之“横扫千军如卷席”，恰成鲜明的比照。最让漫步大学校园的读者倾心不已的，除了童孝贤、伍宝笙等人的命运，还有洋溢在书中的那种乐观向上、充满爱心与幻想的“少年情怀”。后者，无疑是大学生活中最让人留恋的。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以生花妙笔，刻意营造一种远离现实的、理想化了的、带有牧歌情调的校园生活，以供后人驰骋想像，不无好处。
跟《围城》的随写随刊不同，《未央歌》完成十几年后，才分别于1959年和1967年在香港、台北两地刊行。（14）对于60—80年代生活在台湾的大学生来说，此书深刻影响他们对于大学生活的体验与想像。以下这段描述，虽出自作者本人之口，却得到很多过来人的证实：“多少年来，台湾的同学爱用书中的人名给同学起外号。女生被推为伍宝笙的认为是无上光荣，并要从此更加努力，以副众望。男生被称为小童，立刻一方面得了同学爱护，一方面也被人好意地逗趣，说他不洗脸，穿破鞋，经常不穿袜子，种种无伤大雅的事。”[9]（P275）不仅仅是人物命运，更令人牵挂的，是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对于日后无数在繁重的课业中痛苦挣扎的大学生来说，早已消逝在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校园，无疑是“神仙境界”。
很可惜，《未央歌》至今未在大陆印行（据说是因为作者拒绝发行简体字本）。这样一来，大陆读者对于西南联大校园生活的想像，主要得通过另外两个联大学生的著作来实现。中文系学生汪曾祺（1920—1997）的《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等散文（15），以及联大附中学生冯宗璞（1928—）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都是在追忆、凭吊那座充满神奇色彩的“大学”。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大概都会认同宗璞的这段话：“西南联大师生们于逆境中弦歌不辍，父兄辈坚韧不拔的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精神给我印象很深。”[10]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有俗不可耐的大学教授，也有天真无邪的大学生；作为作家，你可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可以浪漫情怀诗意人生。各有各的真实性，也各有各的读者群。谈论小说笔法，到底是喜欢鹿桥营造的充满诗意的西南联大，还是钱钟书笔下藏污纳垢的三闾大学，当视个人阅历、心境及趣味而定。至于“大学想像”，则“理想型”与“漫画型”，各有其存在价值。
三、两个北大的纠葛
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具神奇色彩的大学，莫过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老北大，以及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不仅仅“传道授业解惑”，大学校园里，同样涌动着文化的激流以及政治的漩涡。信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北大师生，曾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基于这一特殊身份，关于北大的想像与叙述，便不可避免地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起伏。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当属“余永泽”的沉浮。
作家杨沫（1914—1995）撰写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1958年初版，一年半时间就售出130万册，同时被搬上了银幕，成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之一。1960年，日译本出版，五年中印行20万部。据史家称，此书至今总共发行了500万册，且有15种外文译本。[11]（P118）[12]（P177）如此“红色畅销书”，当初问世时（16），也曾遭到极左人士的非难，幸亏有老一辈文学批评家的保驾护航（17），方才得以在激烈的争辩中过关。争论的焦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的道路”是否可取，为什么不用更多笔墨来描写那些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受《文艺报》、《中国青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讨论文章的刺激，作家匆忙修改，尽量拔高林的阶级觉悟，“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更有作为些”[13].于是，主人公林道静从早年的热爱文学，与北大学生谈恋爱，一转而为职业革命者，秘密潜入北大校园，发动大规模学生游行。
《青春之歌》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北平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热情天真的少女林道静，如何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成为职业革命者。在林的成长道路上，左边是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人，右边则是北大国文系高才生余永泽。当初让林道静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诗人加骑士”余永泽，逐渐显露其追随胡适，热衷于“故纸堆”，求名逐利的“庸俗相”。于是，林与之决裂。作家杨沫天分不高，才华有限（18），对余永泽的描写失之简单化，但林、余二人的感情纠葛，仍然是全书最吸引人的地方。
有趣的是，当年饱受指责的“余永泽”，其原型三十年后竟然“翻身得解放”，而且以“负暄三话”征服广大读者。这一戏剧性场面的形成，主要不系于个人努力，其中隐含着“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之间的对立与逆转。
就像杨沫的儿子、作家老鬼所说的：“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13]（P117）80年代后期，已经退休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老编辑张中行（1909—），开始凭自己的兴趣，写一些关于陈年往事的回忆文章，没想到竟一炮打响，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史家称：“张中行借古语‘负暄’（一边晒太阳一边闲聊）做自己的书名，大体能概括他追求的写作风格：以‘诗’与‘史’的笔法，传达一种闲散而又温暖的情趣。……他的这些随笔，在一个时期声名大噪，甚至有将其比喻为‘现代的《世说新语》’的。”[11]（P378—379）
1936年毕业于北大国文系的张中行，曾教过中学、大学，解放后主要从事编辑工作，读书博杂，兴趣广泛，虽偶有著述，却不曾引起文坛或学界的关注。直到《负暄琐话》（1986）、《负暄续话》（1990）、《负暄三话》（1994）的陆续问世，方才“暴得大名”。再加上《青春之歌》的“负面宣传”，反而激起读者极大的好奇心。于是，90年代中国，张文竟一纸风行，得到很多文人学者的大力揄扬：“本书文体是散文，但其体裁之深处却隐着浓郁的诗。”[14]说张“文”而近“诗”，那是因为作者抱定主意，其追忆往事，只写好的，不写坏的，以便“创造艺术的‘境’，以人力补天然”。（19）
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的变化
上海租界地与晚清小说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