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对于中国来说，是个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建成的载人飞船发射场，中国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号”由新研制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准确进入轨道。11月21日凌晨3时41分准确着陆在预定的回收场，圆满完成了试验任务。此举标志着中国在载人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正式进入了太空开发的新阶段。
1992年1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决策，实施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并定名为“921”工程，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主承担中国载人飞船的研制和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的建设。7年以后，“神舟一号”的成功上天，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这一高技术的国家，也预示着中国距离载人航天已经不远。
果然，令人心动的好消息频频传来。
2000年11月5日，新华社珠海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胡鸿福今天上午在此间举行的航展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再经过几次无人试验飞船以后，将力争下世纪初将中国宇航员送入太空。
2001年3月10日，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杉山佑之发自北京的消息说，9日获悉，中国首次载人宇宙飞船发射计划将在明年下半年进行，它将成为弘扬国威的一个重要举措。正在举行的全国人大审议中的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也将科学定位于发展经济和振兴国家的原动力上。看来，今后为了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中国将会全力以赴。……载人宇宙飞行计划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国家目标，即要发展航天技术，使其成为高技术产业的火车头。
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竖立着两座相距数千米的发射塔，一座是建于50年代的我国第一座火箭发射塔，一座是建于90年代末的载人航天发射塔。人们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国外的航天科技已经如此发达，美国人甚至已经拜访过月球，开始向外太空进军，我们为什么还要搞载人航天?
“神舟号”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说，航天科技体现大国的实力，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的科技、国防和经济领域里综合国力的体现，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发展载人航天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在其发展战略的规划中，都认为发展载人航天具有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作用。
中国宇航员登天开始进入倒计时
2001年1月10日凌晨，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10分钟后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同月16日19时22分，“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在太空飞行近七昼夜、环绕地球108圈后，骄傲地回来了，在内蒙古中部地区准确降落。
中国距离载人航天飞行又大大地进了一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负责人对《北京晚报》记者说，“神舟二号”在技术状态与设备系统方面已经比“神舟一号”进步不小，虽然还没有载人，但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基本一致。下一步，我国还将进行若干次无人飞船试验，随后中国宇航员将进入太空。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载人飞船系统总指挥袁家军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透露，“神舟二号”飞船是一艘正式的飞船，与去年的试验飞船不一样，更加逼近载人要求的状态。此次发射，从飞船运行的情况和飞船上的硬件、软件全系统工作的情况来看，是令人满意的。
航天专家告诉我们，这是载人航天应用系统第一次全系统执行在轨道上飞行的试验任务。也就是说，“神舟二号”是一艘正式的载人飞船，它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组成，与载人飞船一模一样，只是里面还没有坐进去宇航员而已。
从宇宙飞船的历史看，飞船设计在早期是两舱结构，随着技术发展以及飞船飞行任务的日趋复杂，两舱结构已经不能满足宇航员对活动空间的需求，也不能满足宇航员对特殊疾病的预测以及心肺功能、前庭功能对航天飞行的适应性，所以我国的“神舟号”飞船采取三舱结构，增加了一个轨道舱，这是宇航员在太空自由飞行时的生活舱和工作舱，在返回地面时将被分离掉。这样，座舱就可以适当地减少尺寸，以供宇航员在上升和返回时使用。返回舱里设置了三个可以斜躺的座椅，座椅下方设有仪表盘和控制手柄、光学瞄准镜等仪器。
“神舟二号”所担负的主要任务就是考核宇航员安全和生命保障系统到底怎样，此外，“神舟二号”在飞行期间，还进行了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空间天文和空间物理、微重力等领域的多方面的有效载荷实验。这艘飞船简直像个太空实验室，上边装有空间晶体生长炉、空间生物培养箱、宇宙天体高能辐射监测仪、大气密度探测器等试验设备60多件，这是我国首次在自己研制并发射的飞船上进行多学科、大规模和前沿性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
与此同时，宇航员培训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拥有众多合格的宇航人员。为了研究人在太空舱内的生活的反应，4名参加实验的宇航人员在狭小的模拟太空舱里一住就是30天。
在中国宇航员训练中心，模拟不同航天状况的训练正在按计划进行着。我国对宇航员的训练主要分三个阶段，基础训练、技能训练和综合训练。基础训练主要是训练宇航员的身体素质、生理医学训练以及航天基础知识的培训；技能训练包括各种航天任务的操作、飞船上的设备操作和空间试验操作等；综合训练主要是针对飞行任务的大型综合训练与演练。
据2001年1月15日的《北京晚报》报道：中国宇航员登天开始进入倒计时，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中国的宇航员是从上千名现役歼击机飞行员中，经过层层选拔、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一些诸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飞行技术等基本条件，更主要的是通过临床医学、生理技能和心理功能的检测，判断候选人对特殊环境的适应能力。
现在中国的宇宙飞船已经接连上天并成功返回，满头白发的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说，我始终记得一个画面，当俄国载人飞船的总设计师送女宇航员走进飞船时，说没有把握我不会送你飞天，我想我也能安心地对我们的宇航员讲这句话。
至于中国宇航员何时乘飞船进入太空，中国载人飞船系统总指挥袁家军说，目前还很难说，抢时间当然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保证安全，让宇航员平平安安地回来。“行百里者半九十”，还需要把工作做得扎扎实实。
“神舟一号”、“神舟二号”试验飞船相继成功了，但人们在高兴之余不禁要问，苏联的人造卫星和宇航员上天，中间只有不到4年的间隔，而我们的人造卫星在1970年就上了天，距离载人工程也就一两步之遥了，为什么我们的载人工程到1992年才提出来?如果按照“神舟一号”试验飞船1999年上天的时间，与成功发射卫星间隔了29年。而这时，我们的宇航员还没有上天，宇航员上天恐怕要30年以后了。这中间有着怎样的鲜为人知的曲折呢?
“九·一三”事件发生，宇航员筹备工作戛然中止
人们都记得1970年的时候，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就飞上了天。而这时，中国航天的计划也已经起步，只是中国航天这最初的跋涉至今没有披露。
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国防部五院和空军共同起草的上马宇航工业的报告上批示同意。1971年5月13日，空军接到紧急电报命令，要其成立宇航筹备组。训练宇航员的工作被紧急提到议事日程上，决定由空军负责成立宇航员筹备的班子。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说，领导班子先配备好，包括宇航员、警卫部队和保障人员在内，成立一个500人的宇航单位。预计经过半年的准备，在1971年11月把选拔上来的宇航员集中起来进行训练。国家计划到1973年底发射“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因此，宇航员有两年的时间进行训练，足够了。
但好事多磨，没几个月，因“九·一三”事件拦腰一棒，从此就沉寂下去了，直到90年代，宇航员的事情才被重新提起。30年了，当事人有一些已经故去，还活着的也大都年老体衰，很多具体事情回忆不起来了。为了抢救这一段历史，我们只能从这些前后矛盾的只言片语中，梳理出中国宇航之路漫长而又艰难的真相。
上马宇航工业，意味着要集中培训宇航员。要集中培训宇航员，就要建基地，这是一个大动作，说明我们党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当前的问题是由哪个部门负责训练。高层部门认真讨论了这些问题，认为宇航员的训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还是要交给空军，空军有训练飞行员的经验。由空军成立一个机构，专门负责宇航员的训练工作。当时，我们中国的宇航员已经保质保量地选拔出来了，1971年1～2月登记名册后各回原单位，一边飞行一边等候通知。
事情紧急，空军各单位抽调的干部要求在5月14日也就是接到紧急电报的第二天，一定要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报到。不管手头有什么工作，一律放下，5月15日召开宇航会议。
宇航筹备组一共七个人，都是从空军各单位选调来的优秀干部，由二十四师师长薛伦负责。还有负责政治工作的空三十四师副师长李征军，负责宇航员训练的飞行员出身的十三航校副校长刘树志，以及三名工作人员——空军四十二师飞行团参谋长徐培根，二十四师飞行中队长李瑞祥，空三军训练参谋邹永利，加上负责宇航员健康情况的空军第四研究所主任郭儒茂。
关于成立宇航筹备组的这个会议由空军参谋长梁璞主持，梁璞说，毛主席已经批了，要准备搞宇航员训练工作，现在先成立个宇航员训练的机构。接着政治部任副主任说，关于你们的调动，总政李德生主任也批了，你们先工作，以后再下命令。因为成立的这个宇航员机构是一个临时机构，名称一直悬而未定，加上这个办公室很快解散，人员的任命就始终没下。当事人回忆大概是1971年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也有的说是1972年初，“714”办公室就解散了。其实没有，“九·一三”事件后宇航筹备组的领导都进了学习班，宇航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就由徐培根负责守摊。因为那几个领导的问题还没查清，也不能让宇航筹备小组解散。但实际上已经人去楼空了，维持了一年左右，到1972年5月17日，进学习班的几位领导陆续分配了工作，空军干部部才正式解散了筹备组，让留守的几个人返回原单位。
在成立宇航筹备组的这个会上，政治部任副主任宣布了分工。飞行员出身的师长一级的干部在空军为数不少，为什么单单挑出航空兵二十四师师长薛伦呢?薛伦是航空兵师优秀的指挥员，他从1951年就开始飞行，技术过硬，在他任十一航校校长时曾解决了歼击机飞行中高难的技术动作“螺旋改出”问题。50年代末空军曾进行过螺旋训练，但已间断了15年，加上部队装备飞机变了，飞行员对所使用飞机的螺旋状态特性不十分清楚，以致因飞行员操纵错误，意外进入螺旋却不能改出的事故增多。这种事故一发生，往往就是一等，机毁人亡，这使螺旋问题成了飞行技术上的一个难题。薛伦和空司训练部副部长于振武、理论训练处副处长彭功阁等组织了螺旋性能试飞，摸索出有效的改出螺旋的新方法，大大减少了严重事故的发生，空军给他们各记了二等功一次。
当时关于宇航员的这个机构叫什么名称还没有最后明确，或者叫宇航局，或者叫宇航部，或者叫宇航基地。国防科委的同志说那时准备成立宇航部，由薛伦当部长。空军的同志有的说是成立宇航基地，有的说是成立宇航局。
由薛伦牵头的宇航筹备组的领导班子就这样匆匆配备好了，代号“714”办公室。训练宇航员的事情是急茬，不能拖，但又是个慢活，三两天训练个汽车司机都不大可能，更何况宇航员，起码得有三两年的提前量。万一人家宇宙飞船准备好了，也要上天了，你这宇航员没训练出来，这不就抓瞎了吗?
事情确实太突然太仓促，开会前从空军各部队调来的七位同志还根本不知情，组织上一宣布，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都没有心理准备。不过谁也没说二话，立即上了阵。
办公地点暂时设在空军学院。当时除了个别人还没到位，薛伦和李征军等都到空军学院办公了。时值“文革”，空军学院跟全国所有的大专院校一样，都没有招生，教师和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下放到外地的“五七”干校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去了，空军学院里只有空政文工团、翻译队办的短训班以及空军二三十个临时的小单位，所以很有些地方。宇航筹备组神不知鬼不觉地占用了49楼第二个门洞里的所有房子，空军给了一辆小车，又给接通了一部电话，办公室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成立了。行政上归空军司令部领导，上边告诉他们严格保密，连宇航这几个字都不许提起。
薛伦说，宇航员集中训练，可不是一件小事情，要吃，要住，还要飞。筹备的时间只有半年左右，太短。我们一方面要给宇航员找饭堂和住处，要保证他们的飞行训练及理论学习，还要到高校给宇航员物色教员。另一方面，要与国防科委某研究所协调宇航员的生命保障系统。
6月底或7月初薛伦带着徐培根到西昌参观了一次，还跑到其他地方选址。一边选址一边学习，自己也要学习，完全是门外汉，对宇航一窍不通，既要学习宇航的基本常识，还要学习英语。前后忙了五个多月，干的事情挺多，也很有成效，工作渐渐有了眉目，11月接收宇航员完全不成问题。本来，9月14日这一天，李征军和徐培根准备搭专机师的便机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去联系业务。
谁也没想到“九·一三”事件会突然发生，空军顿时成了重灾区，有关宇航员的工作戛然中止。中止就中止吧，却没想到筹备宇航员基地的几个人都成了网中的鱼，谁也没逃掉。说起来都是笑话，因为保密，宇航筹备组就按毛泽东批示的时间起了个代号，叫“714”办公室。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也就不知道。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谁也没想到这个代号首先惹了大祸。“九·一三”事件发生后，“714”办公室的薛伦、李征军、郭儒茂等都被弄进了学习班，审查了半年到一年不等。在那种极“左”的情况下，怀疑他们与“九·一三”事件有关系，与林立果有关系。如果没关系，为什么叫“714”办公室?“714”，听起来不就是“起义事”吗?薛伦说，也不考虑考虑，七个人，几间办公室，一部电话，还能搞政变?不是天大的荒唐吗?但专案组硬说“714”办公室是林彪起义司令部，要叛变，这还了得，“714”办公室的几位为筹备宇航基地忙昏了头的领导立马成了重点的嫌疑人物。
谢天谢地，在这个株连成风的年代里，没查出他们中与“九·一三”事件有丝毫的牵连，连专案组的人都感到是牵强附会莫须有了。筹备宇航基地的工作是毛主席批示的，又是按照老人家批示的时间作为办公室的代号。而且在上马宇航工业的报告上，有毛泽东批示，也有周恩来的批示，却没有林彪的批示，和“九·一三”事件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怎么扯得上呢?一点边都不沾。于是，这几个筹备宇航基地的先驱者终于陆续出了学习班，重新分配了工作。
但是筹备宇航员训练工作的这件事还是被戴上“大科研主义”的帽子，再没人敢提起。30年后薛伦说，宇航员这件事，如果坚持搞下去，有个五六年、七八年宇航员就上天了。其实那时我们花钱很少，想改装个三叉戟进行训练，也舍不得，用图—124改成个失重飞机。那时飞行员也没有飞行津贴，就是伙食高一点，也高不到哪里去。“714”办公室的同志也说，宇航员选都选了，也能上去，我们有这个实力。很遗憾，放弃了。
从1000多名歼击机飞行员中选拔出19名宇航员
选拔宇航员的工作，在1971年5月成立“714”办公室前就已经结束了。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后，时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钱学森提出，中国应该搞载人航天，并将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其实，早在1969年，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前，选拔宇航员的事情已经开始酝酿。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尤其是毛主席批复后，国防科委和空军几个有关的部门都动起来了。到1971年初成功选拔了一批宇航员。
1970年，我们到底选拔了多少名宇航员，当事人的说法不一，当时参加宇航员体检小组的彭功阁说，是10个。彭功阁时任空军训练部理论训练处副处长，离休前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而也参加了体检小组的人有的说是19个，有的说是20个。彭功阁说的10个，也不错，也许20人中有备份?因为一式两份的总结现在找不到了，所以到底选拔了多少名，目前还是个谜。不过，按照一般规律，是应该选一个整数，应该是20名吧。但是，好几位当事人都说是19名，我们也只好认为是19名了。其实，还可以选拔更多，只是暂时还用不了，就优中选优，刷下去一些。
在宇航员选拔小组担任秘书工作的十二航校的航医李志刚后来出任空军后勤部副部长，他就是那次调到空军来的。李志刚回忆，1970年10月5日接到卫生部的命令，让他立即到空军卫生部报到。当时他正在外场保障飞行，第二天就匆匆赶到北京。李志刚到北京时，宇航员选拔小组的班子已经配备好，大概是9月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对外称体检组。
空军政委王辉球等接见了宇航员选拔小组的成员，副司令员邝任农、参谋长梁璞等负责，空司科研部部长魏坚具体操作，由空军科研部、保卫部、卫生部以及空军某研究所和国防科委某研究所的航天医学和临床医学专家以及有关人员组成了宇航员选拔小组，要求非常机密，不能走漏一点风声。由后来参加“714”办公室的空军某研究所主任郭儒茂任体检组组长，由他负责把身体关。空军保卫部的保卫处长沈洋负责政治审查，飞行员出身的空军训练部理论训练处副处长彭功阁负责把技术关。国防科委也派了专家参加，以后担任五一四医院院长的黄治平那时在某研究所工作，他一直搞宇航方面的研究，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也参加了宇航员选拔小组。此外还从空军各单位借调来十几名航医，这个临时的宇航员选拔小组就锣齐鼓也齐了。
几十年后彭功阁回忆说，选拔宇航员只能由空军组织，这样一个大动作，哪一个军区空军也组织不了，这是个全局性的事情。我们那次走访了四个大军区空军，主要是在老部队中的歼击机飞行员中选拔，航校基本没去，只有个别离北京比较近又是高机种的航校挑了个把人，余桂林就是航校飞行教员出身。
宇航员选拔小组采取漫天撒网的方针，空军相当重视，从专机师调了一架专机，拉着他们全国跑，北空、广空、南空、沈空，全跑遍了。一天换一个单位，连夜看飞行员档案，进行政治审查和飞行鉴定，白天进行一般体检，确定预选名单。最后定下80多名的复查名单，分三批集中到北京空军总院，进一步进行有关宇航方面的特殊体检，再最后确定。
郭儒茂时任空军第四研究所主任，正值“文革”，他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狗棚(大概是因为比牛棚矮一些吧)。因为没查出问题，恩准回家了，但还是闲着，没工作。正好选拔宇航员的工作需要专家牵头，空军就点了他的将。郭儒茂是1939年参军的老同志了，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大校军衔。他一参军就搞医务工作，空军成立时调到空军，参加过最初的选拔飞行员的工作。他说，那时选飞我们也是头一次，没有经验，一切摸索着来。这次选拔宇航员，虽然也还是头一回，但我们有苏联和美国的选拔宇航员的经验和我们自己选拔飞行员的经验可以借鉴。
宇航员选拔小组翻阅了大量的苏美关于宇航员选拔的资料，发现苏联和美国走的是不同的道路。1957年苏联第一批20名宇航员是从3000名飞行员中选拔出来的，像加加林、季托夫等都是飞歼击机的优秀飞行员。美国第一批宇航员选拔比较乱，除了飞行员外，像气球驾驶员、潜艇成员、潜水员、赛车驾驶员、登山运动员以及探险家都可以报名。实际上，第一个送宇航员上天的苏联早就分析比较了各种职业，发现在空军歼击机飞行员中选拔宇航员是一条捷径。1959年苏联在选拔第二批宇航员时仍像第一次那样严格，还是从3000名飞行员中选拔出了21名，与第一次差不多，只不过多了3名女性。
经过实践，美国发现还是苏联的办法好。于是，1959年初美国也开始从空军飞行员中选拔宇航员。美国比苏联更进了一步，当时的美国总统决定从空军试飞员中选拔宇航员。空军试飞员更优秀，他们除了具备歼击机飞行员的素质外，在空中更有应付意外情况的能力，以及判断准确，胆大心细，决策迅速，动作灵活的优点。美国宇航员的挑选标准是，毕业于试飞学校，还要有工程学和其他学科的学位。年龄在40岁以下，身体健康，身高不超过1.8米，至少有1500小时的飞行经验，是合格的高性能喷气式飞机的驾驶员。这一次，美国从500名试飞员中挑出了7名宇航员。因为美国的宇航员需求量太大，到再次选拔宇航员时又宽松多了，不再局限于试飞员和飞行员，扩大到航空俱乐部的成员、飞行大专院校的学员等。年龄、民族也不再限制，还挑选了在宇宙飞行中能够进行技术操作、检修并能走出舱外活动的任务专家和随航工程师。再往后还挑选了非职业性宇航员，如载荷专家、军事专家以及航天旅游者。1978年美国第八批的35名宇航员是从8000名申请者中选拔出来的，淘汰率甚至比苏联还高。美国在总结前八批宇航员选拔的经验基础上，制定了美国宇航员身体素质的选拔条件标准。苏联也在总结历次选拔和飞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检查项目、内容和标准。
如此说来，苏美宇航员的选拔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61年到1981年，这20年宇航员的选拔标准是严格到甚至苛刻的地步，加速度、耐力等各项标准都定得很高，高到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地步。后来随着上天的宇航员多了，标准才逐渐降低，比较大众化了。
载人航天是一门综合程度极高的尖端科技，是众多学科共同奋斗的结果，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10年间动员了35万人，包括飞行员、地面支援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工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才，分布在试验室、发射场、工厂等单位。在苏联，受过宇航员训练的大学生超过了10万，美国据说也有3万左右，宇航员之外的人力资源就不言而喻了。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在航天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后，也在为载人航天进行积极的准备。
载人宇宙飞行对宇航员的要求非同一般。我们国家选拔宇航员，虽然有外国的选拔条件作参照，但毕竟还要符合中国的国情，苏联人有苏联人的身体情况，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身体情况，不能照搬，所以一切还要摸索。比如，宇航员的个头多高算标准，是要高个子好还是矮个子好?体型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体型最适合当宇航员?体重多少算个标准?别以为这是些小问题，在宇宙飞船上，吃喝拉撒睡甚至是比工作还重要的事情。不定下标准，一切无从谈起。为了解决宇航员的标准问题，国防科委某研究所专门抽出三个人到飞行部队摸底，研究宇航员的身体什么情况合格，什么情况不合格，一条一条定了上百条，初步确定了中国宇航员的选拔标准。最初的宇航员临床医学检查主要借用航空飞行员的检查内容和标准，惟一的差别是略高一点，同时增加了航天适应性选拔。随着科学的进步，按我们中国人的实际情况，逐步修改标准，前后修改了六次，才基本定型，但还不能说最后定型。
70年代初中国宇航员的选拔标准规定宇航员必须有飞行经验，这就把宇航员的选拔局限在现役飞行员中。因此宇航员选拔小组要对预选对象进行飞行技术、心理、生理及一般医学标准的检测和选拔，从中查找男性合格者。选拔程序是先普查飞行员档案，着重看政治条件。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政治标准是放在首位的，宇航员首要一条是政治标准，政治不合格，一切都谈不上。好在飞行员经过严格的和不断的政审，一般都具有优良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家庭背景。政治条件之后是一般条件，年龄身高体重学历和一般健康状态等。要有高等教育的文化程度，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还要有非凡的工作能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遇事冷静果断……接着看飞行能力，也就是工作条件，看飞了多少小时，是不是全天候。在同等条件下，首选歼击机飞行员。因为在所有飞行员中，歼击机飞行员要求的条件最高。歼击机的优秀飞行员都有良好的学习和记忆能力，能够迅速牢记各种数字、符号和图像。飞行员尤其是歼击机飞行员身体是过了关的，比如身体表面不允许有任何畸形或异常，无潜在的慢性疾病，本人或直系亲属中没有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和恐高症及恐惧飞行的病史，没有任何严重的药物、烟、酒嗜好等等。
因为选拔宇航员非常绝密，另外也不能影响飞行员的正常训练，一般公开说就是体检。好在飞行员每年都要进行名目繁多的体检，谁也不会在意，不存在因淘汰不淘汰而产生的各种思想问题。宇航员选拔小组把初选出来的合格者，集中到北京进行复选。宇航员选拔恐怕是身体要求最高的一项体格检查了，根据公开的资料，像苏联和美国都是从几千名飞行员中选出几十名宇航员一样，中国也是从1000多名飞行员中选拔出19名宇航员。
钱锺书先生的最后一书
中国宇航员准备出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