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有名的“好人”，但批评起学术来却更象个“恶人”。梁漱溟《东西文化大纲》中说：“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要求物质享乐的。”胡氏反驳道：“梁先生难道不睁眼看看古往今来的多妻制度，娼妓制度，整千整万的提倡醉酒的诗，整千整万的恭维婊子的诗。《金评梅》与《品花宝鉴》，壮阳酒与春宫秘戏图：这种东西，是不是代表一个知足安分、寡欲摄生的文化？只看见了陶潜、白居易，而不见无数的西门庆与奚十一？只看见了陶潜、白居易诗里的乐天安命，而看不见他们诗里提倡酒为圣物而醉为乐境，正是一种‘要求物质享乐’的表示。”（《胡适文存》卷二）
鲁迅一生最重批评，认为救治学术的颓运，“必须要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那就“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急（《鲁迅全集》第5卷）。他本人即是这主张的实践者：郑振铎依据宋版元椠、孤本秘籍写了一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但他并不以交情为碍，给了郑著一个十分准确的批评：“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同上第12卷）
以上批评，放在今日，恐怕只能是“吟罢低眉无写处”。由于功利的拉动、市场的刺激、监督的缺位，各种学术产品正在风起云涌，阿虎阿龙，阿毛阿狗，混杂莫辨，值此之际，我们所需要的，还是鲁迅70年前所希望的——“坚实的、明白的、真正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那么,我们要什么样的批评家？我想,应该：一是无成见、不整人。先怀成见，党同伐异，假批评之名以行整人之实者，不胜枚举，历次“文字狱”的学术打手几乎都是这路货色——这是必须唾弃的。二是有卓识、不怕鬼。“奖励好的”易，“指出坏的”则难矣，那就只好“敢”字当头，正如绍兴目连戏里的活无常：“那怕你，皇亲国戚；那怕你，铜墙铁壁”——这是必须学习的。二是戒空谈、不打浑。教训是唐朝的“三教辩论”：地点设在皇殿，形式不谓不重，岂料儒、释、道三方却只以琐碎问题来瞎应付、走过场，不为问难，反为谐谑，最后竟“辩”成了“三教同源”：原来咱们是哥们！于是乎散伙——这是必须汲取的。保证了这三条，庶几才会为宽松的学术环境，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批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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