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思潮，与同一时期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思潮相适应，也发生过剧烈的斗争和巨大的变动。这种斗争的主流，按其社会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文学思想对于封建文学思想的斗争。这种变动的过程，是封建主义文学的没落与资产阶级文学的兴起的过程。这种变动，按其时代意义来说，是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又经受了欧风美雨的袭击之后，中国文学如何借鉴外国文学以谋求新的发展，以求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问题。虽然这两项任务只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才能完成，但这个时期毕竟已经展开了这种斗争。
一、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已经险象环生，岌岌可危，文学界也生机殆尽，奄奄一息。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人警醒起来，但由于那个时期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也不可能出现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思潮。地主阶级的开明派，如林则徐主张既反对鸦片贸易、反对侵略，又不一概反对中外通商，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他们不可能想到对中国进行资本主义毋造，也不曾想到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太平天国的兴亡说明这冬时期还只能爆发旧式农民革命，而这样的农民革命也不可能根本挽救中国。当时虽然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但文坛的论争也还是骈散之争，文笔之辩，唐宋之争，其结果也还是桐城派古文转而为湘乡派古文，宋诗派的勃兴，以及传奇、杂剧与小说的萧条。前人讲述这一时期的政治与文学虽然也每每以道、咸为界，但却各有自己的特定含义。如陈衍所说“前清诗学，道咸以来一大关捩”，[1]以及王逸塘所说“有清一代诗体，自道咸而一大变”，[2]都是指宋诗运动的兴起。
正因为鸦片战争时期还没有产生新的社会思潮，所以龚自珍虽在1841年去世，他仍然可以作为那个时期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龚自珍自称其学是“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不但研究经学、史学与文学，而且研究边疆地理与政事，视野确乎比较广阔。他关心现实，揭露黑暗，呼吁变法，的确难能可贵。但他的政治思想终究没有超出自然经济与封建君主制度的范围。他主张在新疆设置行省，却又主张以嘉峪关为界，严格控制东西的物资交流：“除稻米、盐茶、大黄、布绸外，一切中国奇淫之物，不许出关，以厚其俗；除皮货、西瓜外，不许入关，以丰其聚”。[3]当时，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要阻止世界性的物资流通已经不大可能，所谓中国的“奇淫之物”也早已相形见绌，他还要以自然经济的观点呆阻止国内市场的流通。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当年冬，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今之中国，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于今数年，欲使民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
仆踞家长、子孙棰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愿执事且无图英吉利”。[4]鸦片烟不能禁止，其原因外存英国，内在皇帝与王公大臣，龚自珍却只怪君威不重，民不驯服，可见其封建君主制思想的严重。龚自珍的诗歌与散文都能自铸伟词，自成高格，开一代风气。但是，他又有很陈腐的文学思想。他的一本歌功颂德的诗集《升平分类读史雅集》今已不传，但其幸存的自序却暴露了封建正统的文学观念。他说，当时的穷乡僻壤有一些自外于天地父母之民，悍顽煽乱，因而“宜有文臣，附先知觉后知之义，作为歌诗，而使相与弦歌其间。”这样做，“犯上作乱之民，必有自搏颡泣者，必有投械而起者，仰祝圣清千万岁，俯祝云初之游其世者”，[5]竟把诗歌作为遏制人民造反，维护封建君权的工具。
魏源，同样是一位视野开阔而又关心民瘼的思想家和作家，但他的文学思想也很陈旧。本来，我国文学在古代与经史相混，至南北朝始自觉为文，于是乎方有《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出现，而魏源却以此为诗教的衰落。[6]他还这样论述文艺的教化作用。他说：“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四时也，在所以煦之；煦之道莫尚乎崇诗书，兴文学。”[7]又说：“盖诗乐之作，所以宣上德而达下情，导其郁懑，作其忠孝，恒与政治相表里，故播之乡党邦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8]他讲到了“达下情”，但其着眼点仍然在于上。
自从孔子论诗讲“兴观群怨”，汉儒论诗讲美刺，讲“上以化下，下以刺上”之后，关于诗歌的美与刺，上化下达之说已成为论诗的通则。与龚魏并世的张应昌还编过一部《国朝诗铎》，主张以诗“上德宣忠孝，下情通讽刺，闻者足警戒，言者无罪戾。……以充铭座词，以为采风备。”[9]比之张应昌，龚与魏甚至处略有逊色。
张际亮对乾嘉以来诗坛的批评是相当激烈的。他说过：“盖自乾隆、嘉庆以来，类多以诗干贵显。轻薄比之于器，则供人之坑好者也；比之于声，则荡人之心魄者也；此谓之失是非，导谄谀，奖贪淫，丧礼仪，久之而害于人心风俗。”[10]又说：“大抵自文化政策有严重的封建与宗教气味，而没有近代民主与科学气息。另外，还应当指出，人们常常提到的《戒浮文巧言谕》所指的“文”，其本意仅指公文、报告之类，并非指文学作品。况且，官批评了一些具有封建色彩的套话，却又规定了一些类似的套话。洪仁歼的《资政新编》的确具有一些资本主义的色彩，如称赞西方的科学技术，建议发展工业、设立新闻机构等，但它并未付诸实施；而且，洪仁乃枷牒罄匆泊笥斜浠�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形成与变法时期
从太平天国失败以迄戊戌变法运动的30多年，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日益严重，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技术与意识形态乘间而至。国家的危机日益加深，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也日渐发展。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形成与发展，反映资产阶级意志的新学也随之形成与发展，新的文学思潮与文学作品破土而出了。
资产阶级改良派及其意识形态有一个发展过程。一般说来，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多主张维护固有的纲常名教，而又采取西方富国强兵之术，即以中国的精神文明驾驭西方的物质文明。例如，冯桂芬看到了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18]却又主张“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9]薛福成主张“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20]这时，改良主义还在萌芽阶段，他们看不到西方物质技术之外的文学，也没有涉及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梁启超所说的“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全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至言，[21]即指这个时期的思想界而言。
此后，改良派逐渐走上政治舞台，维新变法的理论逐渐成熟。他们总结了洋务派失败的经验教训，不仅意识到了中西物质技术的差别，而且意识到了中西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优劣，于是在批判旧教育、旧学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的文学展开了批判。
康有为在1895年《上清帝第四书》中写道：“大地忽通，强敌环逼，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用不足；官求苟谨，而畏言兴作；故苟且粉饰，而事不能兴。”[22]这是对旧教育的批判，也是对旧诗文的批判。
日后的文坛领袖，文学改良运动的倡导者梁启超此时却把传统诗文当成了丧志之物。1897年，他在《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中告诫学生：“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透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丽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23]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又说：“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其为男子，苟无他所学，而专欲以此鸣者，则亦可指为浮浪之子，靡论妇人也。”[24]他认为不能废弃的说理论事之文，当是指应用文字，他所鄙视的“不能谓之学”的“溺志之物”则正是指的文学艺术作品。
谭嗣同认为当时是“中外虎争”的时代，因而也是“文无所用”的时代，[25]戏剧竞与赌博一样，只能荒废学业，消磨光阴。[26]甲午年底，他把包括优秀诗歌在内的全部著作统统称为旧学，表示鄙弃，甚至要抛弃全部“旧学之诗”。当友人劝告之后，虽然存而不弃，但仍然以激愤的语调写道：“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三十年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施于今，无一当焉。愤而发箧，毕弃之。刘君淞夫独哀其不自聊，劝令少留，且捃拾残章为补遗，姑从之云耳。”[27]
严复的《原强》和《救亡决论》从救亡图存的根本大计出发，从中西对比的角度，论证了否定文学的道理。他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它们“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中国之所以贫穷衰弱是因为“其学最尚词章”，词章之道，虽能极海市蜃楼、恍惚迷离之能事，却无补于救贫救弱。所以，不管是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还是桐城派的散文，也不管是唐诗派还是宋诗派，通通是无用之物，应当束之高阁，等到国家富强、物阜民康之时，方可以用来怡情遣兴。[28]
何启、胡礼垣也说过：“今者四方告病，盗贼蜂起，失地失权，一月数见，内外交逼，无过此时，而犹谆谆然讲文体之盛衰，论笔阵之强弱，其去时务二字亦云远矣。”[29]
王韬曾经概述过当时重自然科学，重实业，轻视文学的情况。他说：“其谈富国之效者，则日开矿也，铸币也，因土之宜，尽地之利，一若裕民而足国，非此不可。至于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学词章无不悉废。”[30]不难看出，当时的王韬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个别人的好恶，而是一种社会思潮。
这的确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与阶级特征的社会思潮。它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谋求变法救国与崇尚西学的时期兴起的。它崇尚西学而又否定中国文学，这一点既与洋务派不同，又比早期的改良派有所发展，同戊戌变法之后的社会思潮也迥然有别。它否定的是“一切文学词章”，超出了旧文坛的派别之争，这一点和当日的封建文坛又大不相同。对于旧文学的否定意味着对新文学的追求，当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曾进行过文学改革的尝试。
诗歌的改革首推黄遵宪。他的《人境庐诗草•自序》提出要在“诗境”、“取材”、“述事”和“炼格”四方面有所革新。他主张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而自铸新体。即不仅博采历代诸家诸派诗歌之长，而且采取散文伸缩离合之法；不仅采取经史子集、官书会典中的语汇，而且要吸取方言俗谚，新词新典，从而创造出一种“不为古人所束缚”的“为我之诗”。这种理论体现了他力求摆脱一家一派的窠臼，别创诗界的求新精神。他的诗歌创作取材丰富，意境开阔。他写中国，也“吟到中华以外天”。他批判封建主义的文化教育，也写到了资本主义的形形色色。他突出地表现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也赞扬某些资本主义的文明。他富有民族自信心，却又反对闭关自守，盲目自大。
其次是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的“新学之诗”。他们不顾诗歌艺术的特点，以孔、佛、耶三教学说入诗，以至根本无从索解。作为诗歌艺术的改革他们是失败的，但仍然足以证明他们的探索精神。
在小说方面，这时也透露了一点新的信息。梁启超说过：“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31]《国闻报》发表《本报附印说部缘起》说：“夫说部之兴，其人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始，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集，附纸分送。”[32]虽然其事不成，但它说明一种新的观念已经萌芽。
这个时期虽然还没有提出散文改革的口号，但它作为介绍西学，宣传变法的直接应用工具，事实上不能不有所改革。维新派的文章一般都能从中外对比的宏观世界上提出问题，又往往引用外国人士的言论和科学道理来说明问题，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学思想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当时，资产阶级的两派经过激烈的论战，从而正式形成了革命派与改良派。这两派都从各自的政治观与文学观考察过文学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关系，因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学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学思想各有差异，但应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改革派为其主流与代表。这一派之中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崇拜西方文学，崇尚小说，倡导文学改革与提倡文学救国。
1898年12月25日，梁启超说，中国“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以往的诗人都可以称之为“鹦鹉名士”，不足为训。今后“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化布、玛赛郎然后可”，作诗必须具备新意境、新语句和古人之风格。即必须具备“繁富而玮异”的“欧洲之意境语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使用“日本语句”。同时，他还指出黄遵宪的某些诗虽有欧洲新意境，但新语句尚少。他预言已经出现“诗界革命”的征兆，“诗界革命”的时机已经渐趋成熟，诗界的哥伦布、玛赛郎出世之日已经为期不远了。[33]三天后，他又称赞日本人德富苏峰的著作《将来之日本》“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大有鼓吹平民主义之功，并预言“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34]1902年初，梁启超批评严复的译作《原富》“其文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人之书，一翻殆难索解”。他呼吁道：“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35]这表明，他王张以欧美和日本为师，改造中国文学，以文学传播资本主义文明，开通民智。
自从“百日维新”之后，梁启超就反复论述了改造国民精神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的世界竞争是国民的竞争，国民的精神状态与力量大小决定国家的盛衰，改造国民精神已成为当务之急。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和《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他的这种思想形成了体系。《新民说》宣称，不是社会制度决定着政治的清浊，而是国民文明程度的高低决定着政治的清浊。如果国民的文明程度低下，纵有圣君贤相，其政治也只能清明于一时，人亡则政熄；反之，如果国民的文明程度高，即使暴君污吏能够得逞于一时，国民也自能设法补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英美各国之民，常不待贤君臣而足以致治”，而中国变法数十年之所以不见成效，其原因就在于对“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所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36]怎样造就这样的国民?文学对于造就新民有着怎样的作用呢？《新民说》并没有答案。
同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对于小说改良政治、造就新民的作用作了肯定的回答：“欲改良群治，盛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37]梁启超所说的小说包括戏剧，所以他说的“小说界革命”也包括“戏剧革命”。
从《夏威夷游记》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三年之间梁启超依次提出了诗歌、散文、小说与戏剧的改革口号。并且指出了文学改革的方向，以及与政治、民众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标志着梁启超改良主义文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完成。
晚清《申报》的主笔与社评
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