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年代初期以来, 引进西方文论的潮流, 可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规模最为宏大, 成就最为壮观, 对我国文论建设的促进最为巨大的一次。它结束了我国的文学理论自我封闭、自我窒息、自我麻醉的危机状态, 推动我国文论的高速发展, 在现代化尚未实现的中国创造了与西方后现代思潮“超前”接轨的文化奇观。
但是, 西方文论如此高速的引进, 也带来了苦涩的困惑。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善的理论, 任何一种权威的理论话语都有其澄明的一面, 又有其障蔽的一面。我们的任务就是消除障蔽。
问题在于如何消除这种障蔽。中国古典文论向现代转化的命题的提出, 提供了一条途径。但是, 古典文论的“转化”, 对于西方文论来说, 就意味着不是求同, 而是求异; “现代转化”, 对于古典文论来说, 也不是简单求同, 而是求异。但是, 作纯粹理论的回答, 是无力的, 因为每一个范畴的派生, 都意味着文化历史语境和思维模式的反复搏斗。本文试图通过中国现代文论引进的两个阶段的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
( 一) 话语的硬性封闭和弹性派生
30 年代的文论家引进革命文学理论, 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 但是, 革命文论话语中, 充满了哲学的普遍规律, 作为普遍的大前提, 并不能演绎出文学的特殊规律来。“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之所以遭到否定, 就是因为, 它窒息了文学形象的特殊性①。早期的革命文学理论家不是正视矛盾, 而是以理论的话语权威, 来消解这种矛盾。共同的倾向是, 但求其同, 拒绝或者藐视明显与之相异的文学现象, 即使感觉到了障蔽的存在, 也不惜歪曲, 将其纳入现成的有限话语之中。钱杏眓的《死去了的阿Q 时代》, 强行求同, 硬性歪曲, 可以说是这种倾向的代表。求同的最幼稚的形态, 就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照搬, 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看得简单了, 以为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就连鲁迅也一度以为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就解决了文学史家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
其后果是理论本身的生命遭到了极大的威胁。
这就不能不逼出来另一种倾向, 那就是从革命文论的话语进行着重点的转移和话语的派生, 以求得理论和文学的矛盾的缓解, 激活革命文论的生命活力。但是哪怕是微小的调整, 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今天我们即使反复阅读胡风与周扬当年关于典型的争论, 往往很难抓住要领, 就是因为, 他们二人在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上, 并没有根本的冲突, 胡风也并不想突破这一对经典理论的框框。只是周扬把重点放在社会的、阶级的共性上, 胡风把重点放在个体的个性上。周扬说, 典型就是阶级的群体性和个性的结合, 根本感觉不到二者之间有什么矛盾; 而把个体看得更重要的胡风却强烈地感到, 不存在任何抽象的阶级和群体, 他强调共性只能是单个个体的共通性。在这个意义上, 他说, 社会的群体的共性与个性不能相容。我们可能要为他们纠缠字面, 意气用事感到困惑。其实, 困惑的不仅是我们, 首先是胡风, 他只能以有限的话语说话, 离开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他就没有话可说, 但是就在他没有话可说的地方, 也就是所谓被障蔽了的地方, 他感到了最重要的东西: 普遍的阶级性、群体性, 是抽象的, 无条件地肯定阶级的群体性, 正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 但是他又不能公然放弃群体性和阶级性的话语, 因而免不了吞吞吐吐, 在用文字魔术的掩盖之下, 把中心向个体和个性倾钭②。范畴和话语的封闭还是开放, 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 原因在于一方认为: 理论本身的权威就是生命力源泉。
从40 年代到50 年代, 抽象照搬、硬性歪曲的求同倾向有所缓和, 从学术理论上来说, 是比较软化了③。但是总的来说, 仍然处于求同阶段, 每逢遇到理论话语与文学实践发生矛盾的时候, 不是以文学特殊规律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话语, 而是以哲学话语的普遍性掩饰文学的特殊性, 以社会功利性抹煞文学的审美价值。
但是, 文学的审美本性与政治工具论的矛盾, 是不可回避的。这就不能不动摇了单纯求同的思维定势。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倾向: 更加自觉地在革命文论体系中寻觅最有弹性的局部, 在主流话语上求同的同时, 适当地在派生话语上求异, 提出一些超越主流话语的派生性话语: “主观战斗精神”、“主观拥抱客观”、“中间人物”等等, 前赴后继。革命文论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在原有话语内部作侧重点的调节。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胡风, 在他看来, 最富有弹性的局部, 首先就是创作方法可以超越世界观的局限, 作家不一定要通过思想改造, 只要通过主观拥抱客观, 写真实, 也可以走向革命。在反映客观生活的前提下, 他强调作家的主体性的表现, 他甚至认为, 当阿Q 拿着笔在画圆圈的时候, “这个跪在地上画圆圈的阿Q, 同时也正是作家鲁迅自己”④。开明的革命文论家所追求的不过是加强革命文论的弹性; 对于可以同化的东西尽可能地弹性地开放, 减少排它性。对于难以用现成话语同化的现象, 就要派生出一些从属性的话语来, 强化其开放性。
核心话语求同, 派生话语求异, 是我国革命文论家寻求理论发展的一大发明。
虽然胡风后来在50 年代中期遭到整肃, 但是, 矛盾仍然不可回避, 舍不得牺牲艺术的审美特性的理论家, 总要找寻新的弹性突破口, 提出派生话语。一直批判胡风的何其芳, 在胡风失去自由以后, 回避了敏感区, 为了将阶级性这样一个基本话语从弹性转向开放, 提出了新的派生话语。1956 年9 月, 他在《论阿Q 》中, 提出如果把阿Q 仅仅当作落后农民的典型就低估了它的重大意义, 阿Q 精神的共性并不是一个阶级的现象, 而是在不同阶级身上都可以出现的。阿Q 是有阶级性的, 但是阿Q 精神却是超越阶级的。这就是著名的“典型共名”说。直到60 年代初期, 不顾越来越激烈的对于所谓人性论的批判和声讨, 他一直坚持认为, 标志着最高成就的文学典型, 如唐·吉诃德、哈姆雷特、贾宝玉、诸葛亮、孙悟空之所以不朽, 就是因为他们超越了阶级性, 成了人类某种精神的一种“共名”⑤。不管何其芳当年的这种说法有多少缺陷, 我们不能不看到, 他的派生话语, 在求同的框架里, 强化了求异的成分, 正是这种求异的成分, 推动着革命文论的发展。
尽管特殊的政治风波一再压制派生话语弹性求异, 但却不能最终窒息以派生话语寻求弹性突破的倾向, 每当适当的外部条件成熟, 弹性求异的倾向总是不断转移方向, 寻求新的突破。而这就留下了理论曲折发展、提高层次的轨迹。虽然政治形势一旦严酷, 探索遭到整肃, 只不过意味着, 弹性的部分遭到封闭, 变成了理论的禁区。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发展的终结, 而只意味着主流话语生命的“休克”, 不得不借助体制性的力量的特别保护。
尽管形势严酷, 但有一个领域是例外, 活跃着产生派生话语的温床, 那就是经典文本解读的领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为复杂现象寻求新的解释的努力, 求异的倾向, 话语派生的追求, 总是曲曲折折地运行。在这个领域里安全系数较大, 解读的可能性也比较多。封闭性的文论在经典文本面前, 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 如果它不能否决经典文本的艺术价值, 经典文本就以其不可辩驳的权威性否决革命文论的可信性。正是因为这样, 在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封闭话语的较量中, 后者总是不得不作出妥协和让步。
中国清真寺文化浅论
妈祖文化与客家文化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