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求同和弹性求异的反复较量贯穿在革命文论引进的全部历史过程中。
在50 年代初期, 在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里, 简单求同的倾向大量地以贴标签的形式出现, 在抗美援朝强调爱国主义的时期, 屈原的诗就被何其芳、郭沫若认定为“爱国主义”。到了要求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世界观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的时候, 李后主的词就被授予了“人民性”的桂冠⑥。最为突出的是一位苏联理论家在《共产党人》杂志上, 根据列宁哲学史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的公式, 推演出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的理论。而茅盾竟然据此写出了《夜读偶记》, 说中国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 形式主义) 的斗争史⑦。受到这个公式的影响, 北京大学中文系55 级的“红色中国文学史”, 除了宫体诗要加以否决以外, 连陶渊明、王维都很难得到肯定的评价了。事实上, 在北京师大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 王维和陶渊明已经被否定了。
简单求同的反复性, 并没有动摇经典文本的权威, 相反迫使革命文论不得不作出话语上妥协性的派生, 在60 年代那么严酷的政治形势下, 竟然从古代山水诗的解读里引伸出来超越阶级的“共同美”。
在经典文本中, 凝聚着千百年来广大人民艺术欣赏的历史经验积淀, 其评价的稳定性和无可辩驳性, 是任何理论权威难以逾越的, 一旦发生矛盾, 需要调整的肯定不是经典文本, 而是引进的理论话语, 正是在这里, 埋伏着理论范畴、话语派生的契机。其意义是大大高于纯粹理论的辩论的。60 年代初有过对于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大规模批判, 但其重要性却不如对于林黛玉和薜宝钗的对立( 是俞平伯说的遥遥相对, 息息相通, 还是吴组缃说的品德的对立?) 性质的阐释。
任何外来文论的引进, 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而不是停滞不前, 走向僵化, 接受中国经典文本的解读的考验, 是起码的条件。
正是因为这样, 五六十年代, 才产生了那么大规模的经典文本解读的热潮。
理性反映论、革命工具论和阶级论, 在理论上得到论证是容易的, 但是, 一碰到中国文学经典, 就大都疑难重重。《三国演义》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它所颂扬的人物却是一伙军阀; 《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史诗”, 但是起义英雄不但投降了, 而且去征讨另一支农民起义军; 《长恨歌》强调的永恒的爱情可能在封建帝王和他的小妾之间产生吗? 这首长诗的“主题”, 就成了全国唐诗研究者的歌德巴赫猜想。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红楼梦》被说成“阶级斗争史”, 但是《红楼梦》中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阶级斗争, 恐怕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如果前期的孙悟空是造反英雄, 那么后来随唐僧取经, 降妖伏魔, 算不算是投降背叛? 如果是, 为什么又经历几百年的考验, 还受到人民大众喜爱? 单纯从反映现实来说, 杜甫比之李白要深刻, 为什么毛泽东又特别欣赏李白, 对杜甫不太感兴趣? 在浩劫期间, 郭沫若用地主的剥削生活为由去声讨杜甫, 留下的不是学术, 而是笑话。
有限的文论话语在无限丰富的文学宝库里, 真是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除了从中派生出一些从属性的话语来, 还有什么办法解决理论的危机?
正是因为这样, 五六十年代经典文本解读, 以其对象的系统性和评价的反复性为特点。在解读过程中, 古典和现代文学史一部一部地出现, 又一部一部地重写, 刘大杰对那部很得青年欢迎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改写了两次( 第二次没有改完), 林庚也改写了他的《中国文学史》, 也是半途而废。郭绍虞、罗根泽改写了他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质量并不见得有所提高。陆侃如、王季思、游国恩、谭丕谟、容庚、詹安泰都参加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和改写。王瑶、张毕来、唐癛的著作为一代人解读经典文本的困惑和痛苦留下了历史的记录。
革命文论本来并不丰富的话语由于样板戏和“三突出”的理论的出现而更贫困更封闭, 结果, 其权威性和合理性, 已经不能用自身的逻辑力量, 而靠行政强制来维持。依靠权力制造一批宏大的概念, 如人民大众、时代精神、历史规律等等, 其障蔽性的特点是, 单向的武断, 取消派生求异倾向的合法地位, 反而导致文论的危机的加深。
但是, 行政的强制性一旦解除, 脆弱的范畴和话语的堤防就不能不崩溃, 求异的话语思潮就不可阻挡了。
中国清真寺文化浅论
妈祖文化与客家文化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