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与西方只是在个性、共性、个别性、普遍性这些概念上打转转不同，中华古代文论在塑造典型人物上，提出了“传神写照”的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典型人物形象的根本特征,就是要形神兼备,让读者感到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同时又在它身上能够见出深刻的社会意义来。中国古代的“传神写照”说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典型论。
小说、剧本等基本上是写实型作品。一讲到中国古典小说，我们的眼前立刻就涌现出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宋江、林冲、李逵、鲁智深、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这些活灵活现的人物。文学作品中创造的人物形象不可胜数,但我们只把那些最成功的人物形象称为典型。一个小说家和剧作家是不是优秀，不是以他们写了多少作品为标志，而是以他们创造出多少典型人物为标志。曹雪芹只写出大半部《红楼梦》，但他却创造了十余个典型人物，他当之无愧是中国古典的小说大师。典型无疑是写实型文学的审美理想。
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吗？
在西方文论中，由于其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等原因，由于哲学上的崇实的倾向，由于文学摹仿论在长时间里占着统治的地位，文学典型论得到充分的发展。第一，典型理论提出得比较早；第二，典型论到了黑格尔和别林斯基那里已经基本成熟，提出了个性与共性、普遍性与个别性相统一的典型观。但是在黑格尔与别林斯基之后，典型问题仍然争论不休，中国与西方皆如此。歧见纷呈成为一种理论景观。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在理论上有重大缺陷。从哲学的角度看，不但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实际上世界上我们可感知到的一切事物（包括人与物），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例如，教师里面坐着的这些学生，每个都是独特的“这一个”，你不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一个与他或她完全一样毫发不差的学生，这是它的个性。但这一学生毕竟是学生，他或她几乎具有所有学生的普遍性质，这是它的共性。就是说任何人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都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这样一来，典型与非典型就见不出区别，都是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个别性与一般性的统一、偶然性与规律性的统一，只是在哲学层面说明了典型与非典型的共同特性，并没有从美学的艺术学的视角来揭示典型的特性。
那么，在写实型文学中，什么是典型人物呢？从哲学的观点看，典型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典型是个别的、独特的、生动的、陌生的；可另一方面，典型又是一般的、普遍的、本质的、熟识的，它是一个矛盾体，是一个有机统一的、充满生气的、活生生的人。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说：典型是熟识的陌生人。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典型是熟识的，因为典型不是天外来客，他往往就在我们身边,是普遍存在的，是天天接触的。以《红楼梦》中的凤姐来说，她世故、圆滑，会逢迎拍马，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你看他对贾母的态度，对丫鬟的态度，对王夫人的态度，对赵姨娘的态度等，这些表现，我们还见得少吗？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每一个单位，我们都可以看见王熙凤，我们对这类人是再熟识不过了。但典型又是陌生的，因为他又是独特的这一个，你不可能在找到第二个。还是以王熙凤来说吧，她只生活在荣国府里，是那个贵族之家的总管家，她有她独特的出身与经历，有她特有的喜怒哀乐,有她自身特殊的命运遭际……世界上只有一个王熙凤,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对我们又是陌生的。
问题是典型人物的这矛盾的这两面又是怎样统一在一个人物的身上的呢？而且这种统一又能不露痕迹，使其以一个活生生的人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呢？从美学的观点来看，作家在创造这典型人物时究竟抓住了什么呢？过去有人说，创造典型是“综合”与“拼凑”，把不同的人的特点综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典型。我们要写一个商人的典型，就先观察许多商人的特点，最后把许多商人的相同特点综合在一个人身上,就可创造出典型来。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所谓“综合”一般只能达到共性的概括，不可能深入个性的揭示。可以说，从个性与共性、一般与个别来解释典型人物，大体而言迄今未获得成功。20年代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典型问题可能是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比较有代表型的有蔡仪、李泽厚和何其芳的论点。蔡仪认为：“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的所以是典型人物，不仅是个别性和普遍性的统一；而且以鲜明的生动而突出的个别性，能够显著而充分地表现他有相当社会意义的普遍性。”①这种说法不过是在个性与共性这两个关键词前面加上修饰语，这种修饰语是无法把握的，例如所谓“鲜明的生动而突出的个性”，这“鲜明的生动而突出”，可能言人人殊，不是定性之语。李泽厚改用“偶然与必然”的范畴来解说典型，认为典型是偶然与必然的统一，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不过是用另一个相似的哲学范畴来取代个性与共性的哲学范畴而已。何其芳可能觉得一味从这种哲学的概念出发去解释是无效的，于是用“共名”说来解释典型，认为典型是许多人共同的名字，这种说法多少有一点新鲜感，但似乎只是从典型人物的最表面的现象所作出的结论。
“传神写照”——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典型论
在典型问题上中华古代文论提出的“传神写照”说。与西方只是在个性、共性、个别性、普遍性这些概念上打转转不同，中华古代文论在塑造典型人物上，提出了“传神写照”的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典型人物形象的根本特征，就是要形神兼备，让读者感到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同时又在它身上能够见出深刻的社会意义来。中国古人意识到这一点，就从人物的表里的角度,提出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观点。“形神”论形成得很早。《荀子•天论》说：“形具而神生”，对形神问题有了一般的规定。汉代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云：
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
什么是“君形”？高诱注云：“生气者，人形之君。规画人形，无有生气，故曰君形亡。”《淮南子》提出的是画人物画的问题，认为如若不能画出人物内在的生气神情，那么这人物就是死的。生气是主宰，形体是外在的状貌，以生气灌注外貌，人物才能栩栩如生。汉代司马迁作为写实型历史文学的作者，对“形神”也有很精当的论述，他说：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②
虽然这里只是一般谈论人的神与形的关系，但他提出的形神不可分离的观点，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的观点，对人物为主的写实文学的创作是有启发的。
魏晋以后，形神关系成为当时玄学的一个命题，论述更为深入。这个问题转入文学艺术领域，这就有顾恺之提出的著名的“传神写照”说。据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巧艺》记载：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文化诗学的内在构成与理论品格
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