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 words : literary canon ; canonization and decanonization ; cultural legitimacy
无论在汉语还是在英语中,“经典都具有规范、典范、法则、范例、准则等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藏含的制约人的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规范之义。①这样,经典,包括文学经典,就必然与文化权力乃至其他权力形式相关,同时也与权力斗争及其背后的各种特定的利益相牵连。可以说经典是各种权力聚集、争夺的力场,考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解经典化过程,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对文学经典的接受方式与阅读态度,就不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且也是勘测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线索。由于经典是传统文化的凝聚,所以,通过对经典命运的追踪,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文化传统的历史遭际。
解构经典的神话
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文学经典及作品常常被非权力化或解权力化,即认为经典是人类普遍而超越(非功利) 的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体现,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与永恒性。文化研究恰恰就是要置疑经典与经典的这种所谓普遍性、永恒性、纯审美性或纯艺术性,它以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 为自己的鲜明特征。文化研究更多地禀承了知识社会学的立场,认为经典以及经典的标准实际上总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性、阶级性、特殊性、地方性的。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被还原为权力问题或从权力的角度进行理解。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因此带有极大的政治性。
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如今,许多高校文学系对于经典问题(以及相关的文学史的撰写问题) 也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与置疑,特别是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深刻地置疑经典化过程所蕴涵的权力与不平等。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文学史设定的经典标准深刻地反映了男性中心主义; 而后殖民主义者则致力于挖掘经典化过程中存在的种族歧视与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文化研究以及受到文化研究影响的学者并不把经典视作是想当然的现成物,也不认为它们是普遍的、不带偏见的审美标准的体现。他们甚至根本否定存在所谓文学作品“固有的”美学价值与文学价值,认为这种价值实际上不过是带着普遍性外衣的特殊性,是以无功利性为合法化手段的功利性(用布迪厄的话说是“超功利的功利性”) 。他们质询经典化过程背后的权力关系,包括所谓普遍的“审美价值”“文学价值”的非普遍性、历史性、地方性。文化研究感兴趣的问题不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经典?”而是:“谁之经典?”、“谁之(经典) 标准?”等带有解构意味的问题。
比如,传统的观点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被列为经典乃是因为它具有“普遍性的文学价值与审美价值,它常常以“词汇的丰富优美”、句子的繁复”等所谓“审美的”(或“无关功利的”) 标准出发论证这种普遍性;而文化研究(如后殖民批评、大众文化批评) 则指出,这个所谓“普遍标准”本身就带有对于工人阶级或黑人英语的偏见,它根本就不是中立的,它是以西方上流社会的白人文化(如所谓“标准英语”) 为标准的。依此标准, 工人阶级或黑人的语言或文学当然就是“贫乏的”、“不规范的”。②
总体而言,西方的文化研究对经典提出了许多意见,其中不乏振聋发聩的深刻之论,虽片面却可以纠正我们许多习以为常的传统观念。
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认同
文化研究感兴趣的话题之一是经典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关系。巴茨勒尔(Batsleer) 等人的研究表明:19 世纪兴起的英语文学研究与全民国民教育紧密相连,而全民教育的目的则是塑造英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作为一门学科,英国文学研究是为塑造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而设计的。为此,它在浩如烟海的文学文本中选择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课文(范文) 来灌输民族文化认同,这些“范文”就成为文学“经典”。这样,经典化过程不止是一个文学事件,更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行为。因此,虽然在西方的自由主义人文科学传统中,“英国文学”研究通常本身被当作一种无功利的、审美的研究,但它的选择标准以及教授方式却经常被认为是有意或无意中设计好了的,用来强化一种特殊的民族认同——一种“成为一个英国人意味着什么”的意识。问题在于,既然不可能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神圣化为经典,那么这样一种经典化行为必然包括包含与排除(它甚至比包含还重要) 的双重过程:有些民族、阶级、群体的文化(文学) 被包含在经典中,而另外一些则被排除在外,剥夺了英国文化代表的资格。这样,英国内部其他的民族、阶级、群体的文化和民族身份,或者是不加批判地被看作是英国文化的一部分(收编策略),或者是被认为是外在于“英国文化”(排除策略) 。③
把这个研究扩展到民族国家之间并结合到殖民主义研究中,人们还发现,英国文学的这个经典化过程在培育英国国民的文化自豪感的同时,还向殖民地的人民灌输一种对英帝国的忠诚、敬仰与归顺感。比如, 尼日利亚作家和批评家齐努亚•阿契贝(C•Achebe) 对于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 Heart of Darkness) 提出了批判。这部作品经常作为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经典而被介绍,它以欧洲人的观点描述了一段(欧洲人) 与非洲相遇的、梦魇般可怕的故事。然而,阿契贝指出,这部小说中所包含的对非洲文化的再现是有偏见的,它建立在所谓“非洲的贫乏的知识系统之上。由此而言,这一再现在总体上是歪曲性的,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这样,不加批判地阅读这部小说,这意味着接受一个欧洲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非洲的非常片面的观点。通过这些过程,一种英国民族认同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优越感就被建构了起来,同时,它还通过特定的方式把“非洲身份”建构为非理性的、野蛮的“他者”。④
这方面另外一个典型的研究个案是上面提到过的莎士比亚戏剧。作为英语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莎士比亚研究一直和英国身份建构存在紧密关系。传统上,在英国文学研究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及其语言已被显示为“英国性的核心,它们被用来承担确立一种同质的、不变的文化认同与文化特征的任务。以后的作家经常根据他们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个莎士比亚的“伟大传统而得到评价(等级化) 。由于莎士比亚与民族认同之间的这种关联,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为了学习英语、培养英国性(Englishness) ,学生们必须阅读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被认为要高于和超越其他的文化形式。
然而,文化研究并不把莎士比亚的地位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它要问的是:在伊利莎白时代,剧院的社会地位如何? 它还要进一步发问: 在16 世纪和17 世纪,戏剧是如何被创作和生产出来的? 有证据显示: 在剧作家和舞台剧本改编之间存在高度的“合作”,莎士比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剧组的要求写作的,这就改变了作为“个体天才”的卡里斯玛式的莎士比亚观念。莎士比亚是作为一个更宽广的文化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因此,应当历史地去看待莎士比亚,而不是把他的戏剧看作是“永久的”或“不朽的”。同时,观众(16世纪的观众、17 世纪的观众以及现在的观众) 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些戏剧是准备为谁演的? 它们又是怎么被接受的? 这样的提问进一步挑战了以下概念: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普遍的,是为每个人、在任何时间而演出的。
有研究显示,莎士比亚的文本一直年复一年地被频繁改动,而且它在过去并不是高不可及的典范。这也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永久属性构成了挑战。在文化研究者看来,“英国性”概念本身就是变化的,与此同时,英国性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也是变化的。莎士比亚被当作“民族诗人”重新发现是在18 世纪。这项研究从对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版本的研究,一直延伸到对莎士比亚故乡的旅游工业的考察。它还涉及到对世界其他地方生产出来的莎士比亚版本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 莎士比亚化的过程是一个英国文化意义的强加过程;另一方面,这个强加过程并不是绝对的、一帆风顺、不受抵抗的。事实上,莎士比亚在世界其他地方总是被改写而导致不同版本的“莎士比亚”的出现。“莎士比亚化”在文化相互作用的网络中体现为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比如南非的祖鲁(Zulu) 版本的《麦克白》就是一种改写了的莎士比亚作品, 而且它还进入了重建的伦敦莎士比亚大剧院。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谈判与文化抵抗、文化互动的例子。
所有这些对经典的质疑过程、与经典的谈判过程当然都带有极大的政治性,而不是完全出于所谓审美价值判断或文学价值判断,它们表明:对莎士比亚的解释是一个权力问题。
这些有关经典的新问题和新主题之所以被提出,都是因为采用了一种与传统文学研究方式不同的文化研究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的认识。首先,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发生激进与保守两大文化思潮的激烈论争,它们集中表现为对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经典的不同态度,而其背后则折射出各自不同的、对于处于中西古今交汇时刻与动荡时期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规划与想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一直作为传统中国王权合法性的基础而发挥作用,因此对之的态度直接关涉到对一种政权的态度,经典的神圣性、稳定性即政权的神圣性、稳定性。这样,近代以来激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首先是通过对于中国传统经典的大胆叛逆来表达自己的“新中国”文化与政治想象,以及对于传统王权政权的叛逆。鲁迅先生在写满了“仁义道德”的古代经典中发现的是“吃人”二字,康有为、顾颉刚的疑经辨史显然不能简单理解为学术史内部的事件,它的语境恰好是传统政治权力的深刻危机与社会文化的深刻转型。怀疑经典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怀疑经典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规范,就是怀疑乃至消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因此这场疑经辨史运动,首先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意识形态革命,然后才是学术革命。康有为辨史的目的就是“托古改制”,为他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文化与政权寻找合法性。
建国以后,由于新中国的民族国家文化建构紧密地联系于党派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的建国方针,所以这个问题必然涉及政党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操控。解放后不久的对于《武训传》、《红楼梦》的批判,70 年代对于《水浒》的批判,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主导意识形态建构新中国文化认同的努力。不同的政党意识形态与不同的国家理念、现代化方案选择,必然反映到民族文化认同的理解上,也反映到文学经典化标准的确立上。与此相应,国家话语的调整、主流意识形态的内部调整,也必然会牵涉对于文学经典标准的重新阐释。在解放初到70 年代末的中国文学史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使得一批带有强烈大众化倾向的作家(如赵树理) 被经典化,同时也使张爱玲钱钟书等西化或知识分子化的作家遭受冷遇(其最明显的证据是大学文学史教材与文学作品选对这些作家的边缘化处理) 。从80 年代初期开始,由于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经典的标准也随之变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件是“重写文学史”与“重新排大师”。“重写文学史”虽然具体体现为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但其核心是对于文学经典标准的修改。“重写”重点是重新评价那些原先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抬得很高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以及那些同样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的作家。这个解经典化与再经典化的过程,虽然是在所谓“淡化意识形态”“突出审美标准”的口号下提出的, 但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 审美”标准,对于“审美性/文学性”的强化本身同时也是对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一种新的理解与想象,而且相当程度上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与支持并被纳入了“思想解放”的国家话语。⑤“重新排大师”的情况同样是在突出“审美”标准的旗号下进行的一次对于经典标准的重写,其中特别引起争议的是把茅盾排挤出了十大“文学大师”的宝座而让金庸入主其中。这一方面是延续了“重写文学史”中的“淡化政治”的诉求,同时也反映了新兴的大众文化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正在对精英化的经典标准提出挑战。
总之,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角度可以勘测国家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权力如何作用于或渗透到这种经典化的过程之中。
文学经典与知识分子话语权力的争夺
值得指出的是:“重写文学史”与“重新排大师”这两次有代表性的事件都引发了文学界、文化界内部的激烈论争。论争的焦点表面看来集中于:到底如何评价像郭沫若、茅盾这样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十分紧密的作家? 但是这个论争的背后不仅牵涉到审美标准与文学趣味的分歧,也不仅关乎民族国家文化想象的差异,而且涉及知识分子内部文化资本的争夺。降低郭沫若、茅盾等的大师地位,必然使得与他们属于同一类型的作家以及通过研究他们而成为学术界权威的学者的文化资本受到极大贬值,使得他们在文学等级秩序与文化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受到极大挑战。因而捍卫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革命作家,是与捍卫自己的文化资本、自己在学术文化场域中的权威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样,那些以“审美”、“文学自身”标准相标榜而贬低革命作家的学人, 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其与利益与权力的干系。重新经典化的过程涉及颠覆传统的或现存的文学秩序,试图建立新的文学秩序,如果他们的颠覆与重建获得成功,那么,从事这种颠覆与重建的人(“离经叛道者”) 就会因此赢得巨大的文化与学术资本,并在新的文学/ 学术秩序中占据原先被别人占据的地位。经典之争可以说非常集中、非常戏剧性地折射出文化场域中的权力之争。
法国著名文化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利益(虽然这个利益常常以经济利益的“颠倒的”方式表现出来) 斗争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数量不等、类型不同的文化资本,因而在文化场域中占据了不同的地位。知识分子的文化或艺术姿态实际上是为了改善或强化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所采用的策略。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与知识利益同时也是“ 政治”利益。在布迪厄看来:“那些似乎只是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的理论、方法以及概念,同时也总是‘政治’花招(‘political’maneuvers) ,是尝试确立、强化或颠覆符号统治的业已确立的关系结构的政治花招。”⑥文学艺术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都是以把自己在文化场域中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策略家,他们不但没有成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阶级,而且在争夺文化合法性的斗争中产生严重分化。
知识分子的分化以及他们在斗争中采取的策略,取决于其在文化生产场中所处的位置。在文化生产与知识场域内部,知识分子的位置不同,这些位置是对抗性地建构的。一般而言,在任何文化生产场域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两个对立的位置与群体:支配性的位置与被支配性的位置,相应地,那些占据支配性位置的人就是一些寻求维护现存秩序、把自己的地位加以再生产的保守派,而那些占据被统治地位的人则成为努力颠覆现存文化场域结构的先锋派,后者试图通过提出新的符号象征形式,挑战这个秩序。这样,知识分子的斗争一般情况下是发生在文化生产场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人与试图颠覆这种统治地位的人之间。
把这个观点运用于对作家、艺术家的分析,那么,文学艺术场域中的斗争常常发生在“新”、“旧”(或激进派与保守派) 两个阵营之间,发生在已经占据文化权威地位的人与力图进入场域的挑战者之间,前者在文学艺术场域中拥有重要的地位财富(positional property) ,即由于占据某种重要地位(比如作家协会中的领导,大学的名牌教授等) 而获得的财富,或这个职位所提供的资本与权威性。布迪厄暗示这种斗争常常发生在代际之间,因为年代/ 年纪常常把文化定则的代表与那些正在寻求颠覆这些定则的那些人分离出来,成为“保守者”与“革命者”的区别性标志。艺术家、作家、学者在文化与知识场域中竞争的最重要的资源是文化(以及文学艺术) 合法性,即对于合法的文化产品与文化行为的命名权。由于特定的文化产品一旦获得合法性也就意味着它被神圣化为“经典”作品,所以,合法性的斗争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经典”的命名权的争夺。作家之间的斗争从而也可以理解为是已经获得经典地位的作家与没有获得这种地位的人或挑战现有经典的合法性、权威性的人之间的斗争。前者常常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策略——捍卫“正统”, 而后者则采用颠覆的策略——发展“异端”。
布迪厄对于“正统”与“异端”的对立的分析,从根源上可以上溯到韦伯对于“牧师”与“预言家”的区分。“牧师”代表业已确立权威地位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倾向于维护现存的文化秩序与文化经典;而预言家则代表挑战这种权威的人,倾向于摧毁既存的文化秩序与文化经典。布迪厄继承与发展了韦伯的划分,并把他们分别命名为“文化的监护者”与“文化的创造者”,前者再生产并传播文化的现存合法形式(它们常常表现为经典作品),后者则力图创造、发明新的文化合法性形式(也就是重新经典化或再经典化) 。
当代经典问题与多元视角
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