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失语症”一词突然频繁出现于文学理论之中。某种潜伏已久的不安终于明朗——人们使用这个神经病理学概念隐喻一个严重的问题: 中国的文学理论喑哑无言。相当长的时间里, 理论家只能娴熟地操纵一套又一套西方文学理论概念系统, 人们听不到他们自己的语言。在他们那里,“传统”是一个贬义词,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成了一堆无人问津的遗产, 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嘎然而止。这无疑表明了巨大的文化危机——一个民族正在丧失内涵。这种情况还能延续下去吗? 一批理论家忧心忡忡的警告不绝于耳①。
可是, 另一些理论家对于上述警告不以为然。他们觉得, 这些情绪化的表述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东西文化之争业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而且还将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每隔一段时间, 一些不甘寂寞的复古主义者就会再度露面, 慷慨地陈述一些大同小异的理论。由于过分的文化恐慌, “失语”云云甚至没顾得上详细地论证, 为什么必须对西方文学理论如此反感? ——为什么化学、医学或者生物学没有发生相似的敌意? 文学理论怎么啦?
何谓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是一种阐释文学的知识。文学理论利用一系列概念、范畴分析和概括文学, 并且从一批具体的文本解读之中提炼出普适性的命题。通常, 阐释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功能, 阐释的有效程度决定了某一个学派文学理论的意义及其价值。有趣的是, 抱怨文学理论“失语症”的不少理论家奇怪地忽略了这个问题。他们的苦恼是找不到文学理论的民族渊源, 而不是因为阐释的困难或者无效而抵制西方文学理论话语。这种疏漏没有发现一个隐蔽的逻辑脱节: 人们又有哪些必然的理由断定, 一个民族的文学只能与本土的文学理论互为表里? 事实上, 前者隐含的问题不一定与后者的阐释范围完全重合; 某些时候, 二者甚至相距甚远。相反, 异域的理论跨越海关而在另一块大陆大显身手, 这种现象在理论史上屡见不鲜。恐怕无法否认, 相对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者“意识流”, 王蒙、莫言、余华、张贤亮、残雪们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例如“道”、“气”、“风骨”、“神韵”——的隔膜可能更大一些。理性的分析承认,选择或者放弃某一种文学理论, 阐释的有效与否远比理论家的族裔重要。然而, 更多的时候, 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民族渊源视为阐释效力的前提。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逻辑脱节是, 本土的文学理论往往被含糊其辞地表述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我曾经提到导致这种混淆的复杂纠葛: “古老的民族自尊心与崭新的‘后殖民’理论共同支持这样的结论: 本土的理论更适合于阐释本土的事实; 然而,人们没有理由任意将‘本土的理论’偷换为‘传统理论’——本土与异域、古代与现代两对矛盾互相重叠的时候, 这样的偷换尤其容易发生”②。作为这种混淆的后果, 传统文化时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民族的象征。然而, 这并非一个无须论证的问题:诊治“失语症”的秘方肯定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吗?
鉴于以上理由, 我一直不想轻易地附和“失语症”之说。然而, 晚近我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失语症”之说产生的巨大效果表明, 仅仅考察逻辑的脱节无法释除众多响应者的强烈情绪。理论家的民族身份产生的意义可能比预想的要大得多。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症结。事实表明, 认可一种知识不仅意味了肯定一种观点, 同时还必须认可一种知识生产机制——理论家的族裔被当成了生产机制的组成部分。族裔不可避免地与特定的社会阶层以及他们的利益联结在一起。显然, 这个事实的发现源于一种愈来愈多的人承认的观念: 知识的生产时常以复杂的方式与意识形态互动, 真理的表述时常遭受利益关系的隐蔽干扰。这即是福柯揭示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个意义上, 仅仅证明某一个文学命题的阐释效力是不够的。人们不得不介入文学理论背后的一系列问题: 谁是这种理论的生产者? 他们拥有哪一种级别的权威? 这种理论使用哪一个民族的语言? 这种理论以哪一种形态呈现出来——一个思辨的体系还是零散的札记? 谁负责认定理论的价值? 谁是这些理论的消费者——一个严谨的教授,一个天才的作家, 一个任性的解释者, 还是一个鹦鹉学舌的异族理论家? 人们至少还必须承认, 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决定一种理论的命运。
当然, 文学理论背后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干预并非平均数。“失语症”之说表明, 文学理论的民族属性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的筹码。换言之, 重要的不仅是理论家说了些什么, 而且, 还要识别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的理论家说的。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课堂教学, 不同民族的理论家享有不同的威望。这是知识形式掩盖的不平等。谈到民族与知识生产的关系时, 萨义德犀利地指出: “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③。这时, 知识生产的背后隐含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抗衡,并且与地缘政治产生复杂联系。有霸权当然就有反抗。于是, 人们开始从历史溯源之中找回民族主义主题, 并且因此期待传统文化重新介入现今的知识生产。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试图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赢得席位。一切似乎都理所当然。然而, 这种文化诉求并非天然的冲动; 许多人肯定记得, 这种文化诉求曾经埋没了很长时间。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民族是一个暧昧的问题, 传统文化扮演的是另一种相反的角色——文学理论曾经把摆脱传统文化作为成人礼。哪些历史因素的合谋重新抬出了“民族”的主题? 传统文化被赋予哪些前所未有的价值? 这种演变的背后隐藏了哪些特殊的历史脉胳? 只有将文学理论置于现代性话语的巨大矩阵中予以考察, 种种错综交织的关系才会清晰地浮现。
二
“现代性”是一个庞大的超级问题。一大批重量级的理论家正在围绕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历史分期, 文化特征, 社会制度, 美学, 思想理念, 社会财富总量, 报刊杂志, 空间的重新分割, 新的时间感, 知识范式的转移——现代性正在许多领域得到分门别类的考察。不言而喻, “现代性”这个概念表示了某种断裂: 仿佛由于一个基本的转型, 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一下子退到了远方。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驶出了地平线。显然, 人们不可能将16 世纪或者17 世纪的某一天划定为“现代性”的诞辰,琐碎的日常细节看不出一个巨大的历史跳跃。实际上, 人们更多地是从历史叙述之中认识到“现代性”的分界。甚至可以说, 理论家的叙述有意将“现代性”隔离出来, 有意强调一种全新的感觉,从而与传统社会拉开明显的距离。一套现代观念体系正是在这种叙述之中逐渐清晰, 形成了“现代性”的自觉。
这即是现代性话语的深刻意义。可是, 考察现代性话语的构成时, 有必要事先划分两种不同类别的现代社会发生学——“先发”的现代社会与“后发”的现代社会: “前者以英、美、法等国为典型个案。这些国家现代化早在16、17 世纪就开始起步; 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因素都源自本社会内部, 是其自身历史的绵延。后者包括德国、俄国、日本以及当今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大多迟至19 世纪才开始起步; 最初的诱因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④。中国的现代性显然属于第二个版本。迄今为止, 欧洲优越或者欧洲先行之类观点正在遭到愈来愈多的挑战——愈来愈多的人指出了欧洲现代化与殖民主义掠夺的关系⑤。这是西方现代性扩张的典型方式, 中国的巨大版图终于纳入了大炮的射程。凶狠的挑战惊醒了古老的帝国, 辫子、裹脚和大刀、符咒无法继续维系人们的信心。几经反复,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强大能量。然而, 他们的现代性想象、预期和规划不得不以第一类型现代化国家为蓝本。这时, 流行的现代性话语多半是借来的理论。如果改变一下萨义德式透视的方向, 人们可以看出, 这些现代性话语也为发展中国家建构了一个所谓的“西方”。从声光化电、奇技淫巧、船坚炮利到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西方的形象逐渐定型。驼鸟政策走到了尽头之后,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个合理的调节。因此, 现代性话语之中大量的西方概念并没有产生严重的危机。正如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所言: “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 况西洋之学术骏骏而入中国, 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尽管王国维对于严复的翻译不无微辞, 他还是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描述了《天演论》出现之后的一时盛况: “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 比之佛典, 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 嗣是之后, ‘达尔文’、‘斯宾塞’之名, 腾于众人之口; ‘物竞天择’之语, 见于通俗之文”⑥。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理论家对于西方概念已经司空见惯。这些概念开始从各个方面主宰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感觉、形容和表述⑦。
近现代以来, 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并且成为其中的一个小小部落。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 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 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个意义上, 个人主义,自我, 启蒙, 国家与革命, 意识形态, 现实主义,大众, 人民性, 阶级, 主体, 民族文化——诸如此类与现代性话语有关的概念术语涌入文学理论, 相继成为论述文学的关键词。为了容纳这些概念术语, 有效地与西方对话, 文学理论不得不改变了传统的表述形式, 加大分析、思辨和抽象推导的分量。理论体系逐渐成为常规形态。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 这是文学理论进入现代性话语的标志。也就是在这个时刻,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迅速地衰竭了。
通常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现今的不少理论家倾向于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存在一个潜在体系, 其中包括了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以及文学的基本解释。尽管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这个体系相当危险, 但是, 人们还是可以将“诗言志”视为一个富有代表性的命题。这个开创性的命题提出之后, “志”逐渐演变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从献诗陈志, 赋诗言志到“思无邪”、“温柔敦厚”、“发乎情, 止乎礼义”, 儒家经典的很大一部分即是对于“志”的规范。《毛诗序》云: “先王以是经夫妇,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移风俗”。这与唐宋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遥相呼应。当然,“诗缘情”也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沧浪诗话》断言: “诗者, 吟咏情性也。”这似乎带有更多浪漫主义式的内心抒发。由于庄禅思想的影响, 不少诗人的内心体验玄妙难言, 品味精微。意境、滋味、炼字炼句均是这个命题的派生物。然而, 在许多正统的理论家看来, 如果“诗缘情”不是归属于“诗言志”, 那么, 各种佳辞妙句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文章不是游荡于青楼的落魄文人搬弄是非的游戏,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诗缘情”无法企及这个伟业。因此, “诗言志”或者“文以载道”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正宗, 并且与宇宙、自然、社会、历史的解释相互阐发。
现代性话语的迅猛冲击导致儒家经典的溃决。现代社会如同一个庞然大物生硬地塞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志”或者“道”所依存的理论系统突然丧失了阐释能力。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精神崛起之后, 新的宇宙观、社会观赫然登场。儒家经典无法继续对现实的重大问题发言,也无法给文学定位。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衰落的主要原因。洋枪洋炮面前, 平平仄仄的工稳对仗又有什么用? 蒸汽机、铁道和远洋轮船正在架设一个新的空间, “文以气为主”或者“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又证明了什么? 大机器生产驱走了诸如枯藤、落叶、斜峰夕阳、孤舟野渡这些农业文明的意象, 空灵悠远的小令和一唱三叹的古风嵌不进钢铁世界。文学还能做些什么? 新文学在崛起吗? 文学理论不能不感到惶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诗学、词学、文章学为主体, 这些知识处理不了现代性话语之中隐含的一系列复杂内涵。
理论的无能甚至引起了更为严厉的质疑: 文学理论是否有必要存在? 战乱频仍, 危机四伏, 国恨家愁, 广袤的大地甚至已经搁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然而, 一些人还在那里研究吟风弄月、模山范水的文字, 这究竟有什么用⑧ ? 释除这种质疑的唯一办法是, 重新证明文学理论具有不可代替的分量。换言之, 文学理论的意义是重新发现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更为具体地说, 发现文学对于大众觉悟所具有的意义。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即是在这个时刻应声而出。梁启超指出,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他描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撼动人们意志的力量, 得出了“可爱哉小说! 可畏哉小说”的结论。因此,“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⑨。这不仅是孔子“兴、观、群、怨”之说的复活, 同时, 这是文学理论的历史性新生。梁启超证明, 文学提供的悲欢不是一己之情,文学产生的美感可以成为强大的社会动员。文学是一柄双刃剑, 可能是封闭社会的保守意识形态, 也可能是改革社会的利器。因此, 文学理论的使命即是, 把文学改造成现代社会的呐喊者。梁启超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这同时表明了文学理论向叙事文类的转移。
梁启超推崇小说, 无疑是以西方文学的社会声望为蓝本。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告诉人们:“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 其魁儒硕学, 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 及胸中所怀, 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 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⑩。当时, 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论证方式。无庸置疑, 西方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成功范例。西方中心主义是地缘政治运作的产物, 西方的引路人形象本身就是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前提。酒井直树清晰地揭示了现代性话语的“主要组织装置”: “从历史的角度看, ‘现代性’基本上是与它的历史先行者对立而言的;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 它与非现代, 或者更具体地说, 与非西方相对照”。“它排除了前现代西方与现代的非西方的同时共存之可能性”11 。这种排除的后果是压抑各个民族的独立精神创造, 从而将西方价值观念确立为各民族普遍遵从的标准——当然包括文学理论。然而, 至少在当时, 以维新为使命的理论家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可以从《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之中看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许多著名论文均毫无芥蒂地追随西方。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形成共识: 追随西方即是民族自强的当务之急。西方的意义甚至无须论证。在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周作人、蔡元培、钱玄同等人那里, 这已经成为论述之中自然而然的修辞。
当然, 并非没有人为本土的民族传统文化而担忧。从“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学衡派”到“新儒家”、“寻根文学”, 顽强地维护本土的民族传统文化始终是一脉不绝的声音。然而, 现代性话语的声势如此强大, 以至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同样惧怕被现代性所抛弃。他们的发言常常流露出矛盾的心情, 他们不得不把传统文化的挚爱压缩为一个曲折的主题: 这些传统文化是现代性的可贵资源, 可以巧妙地“转换”为有用的素材。儒家文化对于亚洲经济的贡献是不少人津津乐道的著名例证。可是,正如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中指出的那样: “区分古代和现代似乎总隐含论辩意味, 或者是一种冲突原则”; 现代性话语的“最深层使命”是“追随其与生俱来的通过断裂与危机来创造的意识”12。现代性话语强调的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非连续性。因此, 更多的时候,现代性话语制造的典型姿态常常占了上风: 抛弃传统的辎重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现代生活——这种“现代生活”通常已经暗中得到西方文化的示范。的确, 萨义德曾经对这种“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表示了愤怒: “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13然而, 必须看到的是, 这种“西方意识”已经不再依赖刺刀的强制推行, 甚至不再是一种诱骗的圈套, 而是“东方”业已自愿接收和承认的现代性想象。这时, 萨义德对于西方的愤怒有些焦点模糊——因为这才是民族的传统文化丧失基础的真正原因。
三
用“断裂”形容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向并非夸大其辞。无论是知识的形态还是概念、范畴、命题,《毛诗序》、《文赋》、《文心雕龙》、《艺概》以及一系列诗话、词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今的各种“文学概论”存在很大的距离。至少可以说, 中国文学理论的突变程度并不亚于现代诗或者现代小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半重妙悟而轻思辩。直观体察, 印象评点, 有感辄录, 三言两语,吉光片羽, 一得之见, 不屑长篇大论, 不可与不知者道也; 相反, 现今的“文学概论”架构复杂, 体系俨然, 众多命题背后隐藏了严密的逻辑之链。如此巨大的跨度为什么可能在短时期之内迅速完成?
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时是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猛烈颠覆。胡适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与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无疑是一个激烈的开端。然而, 从揭竿而起的叛逆呼啸到新的理论模式确立, 新锐的勇气只能支持一时, 强大的知识后援才是稳固的理论基础。这个意义上, 现代性话语始终是中国文学理论的突变赖以完成的背景。
如果说, 一套专业的概念术语是一个学科的重要标志, 那么, 文学理论的一大批概念术语迅速转换显示了现代转向的激烈程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系统拥有悠久的历史积累: 温柔敦厚, 思无邪, 意象, 兴象, 文与质, 志, 道, 气, 赋, 比,兴, 风骨, 韵味, 滋味, 象外之象, 境, 趣, 格调, 性灵, 天籁, 形与神, 巧与拙, 虚与实, 情与景, 自然天成, 古与今, 美刺, 兴寄,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如此等等。这些概念组成了先秦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繁衍的生态。令人惊奇的是, 大约二三十年的时间, 这一套概念大面积地消失了。另一批文学理论概念全面地取而代之。时代, 国民性, 道德, 意识形态, 文学批评, 思想, 风格, 古典主义, 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个性, 内容, 形式, 题材, 主题, 游戏说, 劳动说, 大众, 人民性, 党性,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美学, 典型, 个性与共性, 个别与一般, 偶然与必然, 作品, 现实, 文本, 叙事, 抒情, 民族性, 人道主义, 人性, 美感, 真实性, 虚构, 想象, 结构, 无意识……尽管其中的某些概念存在了互译的可能, 但是, 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 两套概念分别拥有各自的理论根系。自然的磨损或者少数理论家的思想探索无法解释如此大面积的转换——这一切毋宁说暗示了知识范式的转换。按照托马斯一库恩的著名观点, 特定的科学共同体通常接受某一个范式的统辖。范式“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14。可以看出, 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是完成现代性话语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同杜书瀛在《中国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序论》之中所说的那样:
由“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转换是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经济社会转换过程的一部分, 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因素。当古典文论中大力宣扬“文以载道”, 大谈“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的关系等等时, 它从哲学基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到命题、范畴、概念、术语⋯⋯, 以及它所使用的一整套语码, 都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精神文化范畴, 是“古典”思想的一个组成因子。但是, 到了梁启超谈“欲新民必先新小说”, 王国维谈《红楼梦》的悲剧意义时, 文论就开始跨进新时代的门槛了, 它们逐渐变成了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到了后来的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 再后来的朱光潜、周扬、蔡仪、胡风等等, 虽然理论倾向可能不同, 但都是“现代”的了, 他们的理论思想和做学问的学术范型, 是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15。
第二套概念术语绝大部分源于翻译, 这显然源于“西方”在现代性话语之中的优先地位。不仅如此,“西方”甚至提供了知识形态的楷模, 例如理论“体系”问题。尽管精通西方文化的钱钟书公然表示不屑所谓的“体系”16, 但是, 迄今许多人依然把“体系”的庞大与完备视为西方理论家的特殊能耐。诚如钱钟书所言, 过时的“体系”远不如精采的思想片断; 然而, “体系”依然是现今理论的内在诉求。其实, 与其追溯西方理论家擅长组织“体系”的传统, 不如考察现代性话语如何维护和支持这种传统。现代性话语包含了一套社会、历史的解释; 文学理论被纳入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整体, 并且与各个学科互动。因此, 文学的阐释时常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或者伦理道德联系起来, 相互衡量各自的位置。这即是“文学概论”不得不形成体系的重要原因。相当长的时间里, 人们并没有将“体系”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予以抵制; 很大意义上, 现代性话语的威信压抑了民族自尊的主题。
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大学制度的肯定——大学显然是现代性话语的另一个产物。1902 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设立“文学科”, 分为七门: 经学, 史学, 理学, 诸子学, 掌故学, 词章学, 外国语言文字学——文学知识仍为传统的“词章之学”; 1903 年, 修正之后的《奏定大学堂章程》重新公布, “文学科”包含了九门。“文学研究法”从属于“中国文学门科目”。根据科目略解,“文学研究法”内容庞杂。尽管其中包括文学与地理、世界考古、外交等关系, 但是, 音韵、训诂、词章、修辞、文体、文法等课程显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仍然充任主角17 。到了20 世纪20 年代初, 北京大学正式开设“文学概论”。大约相近的时间, 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相同的课程, 并直接采用温采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为教材18。20 年代之后, 各种版本的“文学概论”纷至沓来, 大约有四五十种之多。这些“文学概论”多半充任教科书使用, 它们的基本体例至今沿用。这意味着文学理论开始以一个学科的面目出现, 并且逐步建立规训(discipline) 制度。一套评价、审核、奖惩的体系日益严密。这时, “世尊拈花, 迦叶微笑”式的教学已经不合时宜。零散的感悟或者转瞬即逝的妙想与考试、分数、学位论文格格不入。现代大学制订了一套程序规范知识的生产、传播、交流。实证、实验、归纳或者演绎乃是一些不可或缺的环节。无法纳入这一套程序的知识将会遭受质疑乃至抵制, 并且可能被贬为前科学的种种未经证实的传闻。“科学”是现代性话语的一个核心概念, 科学的论证方式以及知识生产机制正在享有愈来愈高的威望, 文学研究几乎是最后一个就范的领域。文学研究曾经自诩探索人类的灵魂、欣赏独一无二的杰作和变化的气质, 文学研究对于科学真理或者普遍规律不感兴趣。现在, 这种知识逐渐成了一种令人生疑的臆断, 如同通灵者手中的巫术。如果文学研究企图如同科学一样赢得大众的器重, 企图成为一种普遍的知识, 那么, 它就必须遵从科学的运作规范19 。由于这种规训的压力,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迅速后撤, 西方文学理论顺利地荣任新的范本。50 年代至80 年代, 即使西方文学理论的某些概念命题频频遭到抨击, 但是, 沿袭了“科学”名义的知识形态并没有经受多少不堪的非难。
四
现今, 人们倾向于将50 年代至70 年代末的文学理论视为一个独立的段落。这个时期, 现代性话语、西方以及民族的涵义都发生了重大或者微妙的转变。显然, 这种转变与另一个重大概念——阶级的介入有关。阶级的理论不仅是革命的指南, 同时是文学的纲领。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之中, 文学的阶级性均是一个重点论证的命题。阶级社会之中, 文学从属于一定的阶级, 为特定的政治服务;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必须体现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形式: 无产阶级党性。这是一个清晰的逻辑过程。尽管如此, 阶级并不是唯一的划分体系。事实上, 阶级的介入对于“现代”、“西方”、“民族”已经制定的划分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并且形成了种种曲折的关系。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根据马克思的号召, 无产阶级是一个跨民族的政治联盟。50 年代的中国, 苏联的文学理论曾经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表明不同的民族文化正在形成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阵营。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的文学理论著作风行一时。1955 年, 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学理论研究生班, 训练了一批文学理论教师; 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了中国理论家的口头禅。
民族概念消失了吗? 至少, 民族界限的意义削弱了许多。理论家不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考虑民族的意义, 理论家仅仅在“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之中提到民族文化。革命制造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但是, 这并非彻底抛弃文化遗产的理由。这时,“民族”是存放文化遗产的巨大仓库。只有这个概念才有资格拥有千年传统。但是, 这并不意味了“民族”可以遮蔽“阶级”, 相反, “阶级”仍然是一个优先的概念。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的《文学概念》均援引了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20 , 号召用阶级的眼光划分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成分和资产阶级文化成分。按照毛泽东的概括, 这即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 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 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 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21 。这是“阶级”对于“民族”居高临下的再划分。
50 年代之前, 阶级和民族的观念共同织就一段复杂的历史。压迫与被压迫阶级关系的理论曾经一定程度地转移到民族关系的考察22。然而, 更多的时候,“阶级”认同和“民族”认同相互争夺主导权。1930 年, 国民党文人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导致“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 正如茅盾所言, 这时的“民族”掩盖了“阶级”冲突——“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 ——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在这种状况下, 民族主义文学就往往变成了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 什么革命意义都没有了”23。1936年, 左翼作家内部爆发“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 民族与阶级的主次关系无疑是两个口号分歧的要点。1938 年,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之中强调优先考虑民族的意义。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 并借助一定的民族形式实现。这即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之中, 民族利益压倒了阶级利益。长远地说,“只有民族得到解放, 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24。然而, 民族的解放实现之后, 阶级的冲突再度成为主要矛盾。50 年代之后, 尽管“民族”概念仍然不时露面, 但是, 这时的“民族”可能寓含了“阶级”的涵义——民族文化抵御的“西方文化”时常被等同为资产阶级文化。“当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民族形式’时, 他显然含有针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也就是说, 在防卫意识形态侵蚀的意义上它是阶级的, 而在‘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等形式的意义上, 它是民族的。这是他坚持‘民族形式’、反对‘全盘西化’的真正用意”25。
由于阶级斗争理论的畸形扩张, 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压抑。所以, 许多人认为50 年代至7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与现代性无关。然而, 另一些理论家更愿意认为, 这种状况必须追溯至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这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26。毛泽东力图把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改造成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 他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但是, 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矛盾尾随而来: 民主、平等和官僚主义, 城市和乡村的差距, 文化传统和文化革命, 西方和东方, 民族的保守性和反抗大国霸权, 如此等等。毛泽东试图用无产阶级彻底压倒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覆盖一切分歧, 甚至不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被视为解决现代性、阶级、民族诸种矛盾的一揽子方案。这个前所未有的实验得到了什么? 历史翻出的底牌是一出大规模的悲剧。
文学史与经典
高雅文化对低俗文化：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的讨论